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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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国西部疆界及其变迁

《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西部疆界“西至僰道”，僰道即秦汉僰道县，治今四川宜宾市，从宜宾至汉水上游巴、蜀疆界如何，常璩没有交代。潘光旦认为巴国西部边界在阆中至宜宾一线，刘琳认为巴国西部疆界在嘉陵江、涪江之间至泸州一带，唐昌朴认为巴国西部边界北起阆中，南经简阳东至宜宾，蒙文通认为汉中自南郑以东为巴境，射洪与合川间以涪江为巴蜀分界，大足、永川、富顺、江安、长宁皆为巴境，其西为蜀地，但各家界定的巴、蜀边界都过于笼统。

西周时今四川省旺苍县东部属巴国，西部属蜀国，民国时始建旺苍县，而巴国西界大致从北而南经旺苍县中部。《汉书》载广汉郡有葭萌县、梓憧县，《华阳国志》载“蜀王别封弟葭萌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秦）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葭萌治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古城，梓潼治今四川梓潼县，则梓潼、广元等地春秋战国为蜀国地，梓潼县东界剑阁县，东南界阆中市，则巴国西界大致在广元市东南界一线。又同治《剑州志》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为巴郡地”，清剑州即今四川剑阁县，则今四川剑阁在秦为巴郡地，春秋战国属巴国，剑阁县北界广元市、西北界江油市，西南界梓憧县，则巴国西界大致在剑阁县北界、西界一线。道光《南部县志》载南部县“汉置充国县，属巴郡······唐属阆州”，南部县西界盐亭县，又光绪《西充县志》载西充县“周为巴国······秦置巴郡，属焉，汉隶巴郡充国”，西充县西界盐亭县，乾隆《盐亭县志》载盐亭县“本汉广汉县地”，属广汉郡，为蜀地，则巴国西界大致在盐亭县东界与南部县、西充县西界一线。嘉庆《南充县志》载南充县“春秋战国为巴国地，秦属巴郡，汉置安汉县，属巴郡······（隋开皇）十八年改县曰南充”，南充县西界蓬溪县，道光《蓬溪县治》载蓬溪县“商周为蜀国地，秦为蜀郡地，汉广汉汉县地”，则巴国西界大致在蓬溪县东界与南充市西界一线。光绪《定远县志》载定远县秦属巴郡地，隋置涪陵郡，所辖汉初县即定远县地，元至元年间置定远县，其西界蓬溪县东南界，清定远县即今四川武胜县，则巴国东界大致在今武胜县西界与蓬溪县东南界一线。今合川区与潼南县交界处龙多山传说是巴、蜀分界处，今合川区与潼南县分界线仍过龙多山，则巴国西界大致在今合川与潼南分界线一带。又李膺《益州记》载青石山“昔巴蜀争界，久而不决。汉高帝八年，一朝密雾，石为之裂，今犹如之，自上及下破处，直若引绳焉，于是州界始判”，“（青石山）在涪水之南，山裂之处，至今犹存”，青石山大致位于今潼南县涪江南岸石镜坝一带，又《潼南县志》载周秦之际潼南县浩江一带属蜀国，琼江一带属巴国，以现在地域看，古巴、蜀分界线大致在从石镜坝向西北的琼江与涪江分水岭一线，向西北达今潼南与遂宁分界线一带。潼南县西界安岳县，乾隆《安岳县志》载安岳县“汉资中、牛鞞、德阳三县地，属犍为郡”，则是安岳县地属蜀地，则巴国西界大致在潼南西界与安岳东界一线。民国《大足县志》载大足县“本合州巴川县地”，大足县西北界安岳县东南界，巴国西界当在大足与安岳县界一线。荣昌县西与内江市邻界，光绪《内江县志》载内江县“汉为资中县地”，《汉书·地理志》载犍为郡辖资中县，则是内江县为蜀地，清内江县即今内江市，则巴国西界在大足与内江市界一线。光绪《荣昌县志》载荣昌县“本汉犍为郡资中、江阳、巴郡垫江三县地”，其西北与内江县邻界，清内江县即今内江市，荣昌县即今荣昌区，则巴国西界大致在内江市与荣昌区界一线。同治《隆昌县志》载隆昌县“在昔应隶江阳”，明隆庆元年“割庐、富、荣三州县绣错地置县”，而江阳县地“春秋、战国时为巴子国。秦并天下为巴郡地”，则是隆昌县春秋战国时属巴国地域，隆昌县北界内江市，则巴国西界大致在隆昌县与内江市界一线。道光《富顺县志》载富顺县汉属江阳县地，“后周武帝析江阳县置富世县，治即今县治”，唐贞观初改富世为富义县，宋乾德年间改富义监，太平兴国初年改富顺监，置富顺县，其北端与内江市邻界，西北与自贡市邻界，西与宜宾市、西南与南溪县邻界，则巴国西界大致在富顺县与内江、自贡、宜宾、南溪县界一线。因此春秋战国时巴国西界大致从汉中向南经旺苍县中部—阆中—剑阁县—南部县—西充县—南充市—武胜县—合川区西界，经龙多山—石镜坝—涪江与琼江分水岭—潼南县—大足县—荣昌区—隆昌县—富顺县北界，至江安县与南溪县界一线。

《华阳国志》说巴国“西至焚道”，道光《江安县志》载江安县“汉江阳县地”，江阳县原属巴国地，则江安县原本为巴国地。又同治《南溪县志》载南溪县“两汉僰道县地”，江安县与南溪邻界，则二县分界线当为巴国与蜀分界线。

五、巴国西南部、南部疆界及其变迁

对春秋战国时巴国西南部、南部边界关注的人较少。江安县为巴国地，江安县西界长宁县，南界兴文县、叙永县，则古巴国界大致在江安与长宁县界、江安与兴文县界及江安与叙永县界一线。又嘉庆《纳溪县志》载纳溪县“两汉江阳县地”，江阳县属古巴国地，则纳溪县地亦属巴国地，纳溪县南界叙永县，则巴国南界大致在纳溪与叙永县界一线。同治《合江县志》载合江县“周属巴国，汉置符县”，西南界叙永县，则巴国南界大致在合江与叙永县界一线。今贵州省赤水市为清仁怀直隶厅地，道光《仁怀直隶厅志》载“秦为巴郡地，汉为犍为郡符县地”，仁怀厅西南界叙永厅，即今四川叙永县，则巴国西南界大致在今赤水市与叙永县界一线。嘉庆《仁怀县草志》载仁怀县“汉时为符县地”，汉符县原为巴国地，清仁怀县西界仁怀直隶厅，西南界四川叙永厅，南界黔西县，东南界桐梓县，清仁怀县即今贵州习水县，黔西县地属今贵州仁怀市地，桐梓县即今贵州桐梓县，则巴国西南界大致在今习水与叙永县、仁怀市、桐梓县界一线。民国《桐梓县志》载桐梓县“桐在秦时地近巴、蜀，两郡分领其地”，则是清桐梓县境一部分属秦巴郡，一部分属秦蜀郡地。从地理位置上看，梓潼县北部近巴地，则当时清梓潼县北部属巴，南部属蜀郡，而秦巴郡以巴国地而置，故清桐梓县北部当属巴国地，至于南北分界究竟在何处，目前因无相关佐证还难以定论，不过从习水、梓潼、綦江区交界点到梓潼、绥阳、正安县交界点的相对位置来看，巴国分界线应大致在这两处交界点连线附近夜郎镇至黄连乡一线。道光《遵义府志》载“正安一州当是巴之西南鄙”，“今思南、务川等处皆涪陵郡地，正安于涪陵为西南鄙，于巴国全境乃当西南极边”，则贵州正安州、思南、务川等地亦为巴国地，清正安州即今贵州正安县，南界绥阳县、龙泉县界，清绥阳县即今绥阳县，龙泉县即今凤冈县，思南府治今贵州思南县，务川县即今务川县，务川县南界凤冈县，则巴国南界在今正安县与绥阳县界、正安县与凤冈县界、务川县与凤冈县界一线。王燕玉说，“巴国南境，约为今德江、正安两县以北地方。······清郑珍《遵义府志》：‘正安一州，当是巴国西南。······正安于涪陵为西南，于巴国全境乃当西南极边也。’······因此定为正安、德江以北地，使其间稍有瓯脱，比较稳妥”，也认为巴国南界在贵州正安一德江一线。而蒙文通认为乌江流域贵阳以北，西至威宁一带，为巴黔中地，后为秦黔中郡地，汉为胖舸郡地，均是巴国地，则是将巴国南部疆域扩大化了，其说不可取。有人以今川南、渝南及黔北一带居民以竹为图腾，称其为“竹之巴”，甚至认为“夜郎是以巴国濮人廪君与板楣两个分部所建立的国，他们崇奉的竹王是白虎族开明氏蜀王的后裔”，又将夜郎族也视为巴人，周代巴、濮并称，显见巴、襥并非同族，以廪君巴、板栀巴为濮人不恰当。王燕玉就认为夜郎主体民族为濮人，也即夜郎土著居民，也即后来的僚人、仡佬，巴人与夜郎并无关系，因此说夜郎人为巴人太过牵强。巴国南界当以在今正安—德江一线较为稳妥。因此，巴国西南界、南界大致在今江安县—纳溪县—合江县—赤水市—习水县—桐梓县中部—正安县—务川县南界接德江县西界一线。

六、巴国都城及其变迁

东周时期巴国都城作为巴国的政治中心，随时代的变迁在不同地点间有所变动，《华阳国志》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则江州、垫江、平都、阆中都曾是巴国都城。这几处都曾是巴国不同时期的政治中心，但较长时间内以江州为主。战国时期楚人沿峡江西进过程中，巴王为强化长江防务，曾短期以平都为都城，后在楚国紧逼下又迁回江州，楚势力西进至枳后，江州受到威胁，又被迫迁都垫江，庄蹻沿江西进经略巴黔中以西，江州沦陷，垫江也受到威胁，又迁都阆中，最后巴国在阆中为秦所灭。

江州，即秦汉巴郡江州县，治今重庆市渝中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战国图幅均将巴国标注在重庆市，是以重庆为巴国都城。江州为巴国都城在《左传杜注》《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史籍中都有记载。巴国都江州也有古迹提供佐证，《舆地纪胜》载重庆府巴王冢“巴县西北五里，前后有石兽、石龟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国之君”，《蜀中名胜记》载重庆府“郡学后莲花坝，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冢”，“治北康村，有阜二十余，俗呼古陵，亦曰巴子冢”，莲花坝在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一带，巴王冢当为巴国都江州时巴王族墓地。江州及其附近的历史地名如巴子故宫、巴子岩、巴子石、巴子鱼池、巴子梁、巴子市（龟亭）、巴子古滩城、巴子墓等，也印证了巴都江州的事实。巴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江州为巴国都城，战国中期或稍早，为加强东部防务，曾以平都为别都，即《华阳国志》载“或治平都”，后在楚人西进逼迫下撤别都平都，仍以江州为都城，楚威王时庄蹻“略巴、黔中以西”，江州安全不保，又自江州迁都垫江，后迁都阆中，时间大致在楚威王时期或稍后。

平都，即汉巴郡平都县，治今重庆丰都县。《水经注》载江水“东历平都······旧巴子别都”，《舆地广记》载丰都县“本平都，故巴子之别都”，光绪《丰都县志》载“周为巴子别都”。丰都县旧有地名“巴折梁”，或称“巴子梁”，其得名与巴国定都于此有关。奉节至忠县河谷地带考古发现较多战国中期的楚墓，说明战国中期楚国曾溯江西进至忠县一带，则巴国以平都为别都的时间也当在战国中期。吴致华提出巴国都丰都时间在公元前377年前，这个时间点虽在战国中期段内，但是公元前377年巴人大举东向攻楚并一度取楚兹方地，后楚虽收复兹方，但不得不在长阳很山设捍关以防御巴人东进，此时巴国对楚国军事上处于攻势，则丰都置为巴国别都时间当在公元前377年后。公元前361年楚“南有巴、黔中”，此时楚不仅据有清江流域，也据有忠县以东峡江地带，巴国对楚完全处于守势，若巴国置丰都为别都是加强东部防务的推论成立，则丰都置别都的时间当在公元前361年前后，这个时间点也同样在战国中期的时段内。

垫江，即秦汉巴郡垫江县，治今重庆合川区南津街，又称南坝。《括地志》载石镜县巴子城“在合州石镜县南五里”，《元和郡县图志》载石镜县巴子城“在县南五里”，《太平寰宇记》载合州石川郡“巴国别都”，《舆地纪胜》载合州“古巴子之国”，“巴子城在合州石镜县南五里”，乾隆《合州志》载巴子故城“合州即垫江故地，巴之别都”，“今州治之南地名水南，俗谓之故城”，其方位在今合川区南津街一带。合川巴子城地名及传说表明该地曾为巴国都城，这与《华阳国志》“或治垫江”的记载吻合。巴国都垫江当在庄蹻西征前后，其时巴都江州受楚攻击，国都遂由江州迁垫江，后再迁至阆中。

阆中，即秦汉阆中县，治今四川省阆中市。《太平寰宇记》载阆中“春秋时为巴国之地”，“巴子后理阆中”，《舆地纪胜》载阆州“春秋为巴地。巴子后理阆中。秦惠王灭巴，置巴郡”，道光《保宁府志》载阆中“巴国别都”，可知春秋时阆中为巴地，战国时曾为巴国都城，最后为秦所灭。迁都阆中是巴国在楚国西进逼迫下为规避危险而做出的重大举措。有人认为巴国迁都阆中在公元前377年至公元前361年间，我们认为这个时间过早。巴国迁都阆中是巴都江州受到威胁后进行的，而战国中后期楚国对巴国威胁最大的一次是楚威王时庄蹻的西征“略巴、黔中以西”，时间在公元前339-前329年楚威王在位期间，巴国迁都阆中应在此时段内。

枳，即秦汉巴郡枳县，治今重庆涪陵区。以枳为巴国都城的依据一是涪陵区白涛镇小田溪陈家咀一带曾发现规格较高的战国墓葬，它们可能为巴王陵墓；—是《华阳国志·巴志》载“先王陵墓多在枳”，依陵墓多近都城营建的古制，枳可能为巴国都城。但传世文献少有枳为巴国都城的记载，因此枳是否为巴国都城目前还难有定论。

七、结论与余论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1）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实际疆域与《华阳国志》所载“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有一定出人。巴国疆域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特别是巴国东部、北部、东南部疆域变化较大。公元前611年秦、楚、巴联合灭庸后，巴国峡江地区东界扩展至奉节一带，后随着楚人不断西进，战国中期巴楚边界溯江西退至忠县一带，战国末期楚国一度据有重庆等地。西陵峡口以东、襄樊以南、枝江一松滋一线以西地域春秋时为巴国东部疆域，至公元前377年很山扞关以东江汉平原西部巴地为楚国所据，至公元前361年前后清江流域也成为楚国疆土。巴国东南部疆界曾至黔东思南一石阡一黄平一施秉一黎平一湘西通道一城步一武冈一线，至战国中期东南部疆界西退至黔江一彭水一线。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北部边界仍维持在汉江上游安康一汉中河谷地带。巴国西界大致从汉中向南经旺苍县中部一阆中市一剑阁县一南部县一西充县一南充市一武胜县一合川区西界，经龙多山一石镜坝一涪江与琼江分水岭一潼南县一大足县一荣昌区一隆昌县一富顺县北界，至江安县与南溪县界一线。巴国西南界、南界大致在今江安县一纳溪县一合江县一赤水市一习水县南界一桐梓县中部一正安县一务川县南界接德江县西界一线。

（2）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仍地处渝、川、陕、郭、湘、黔舭邻地带，其政治中心在川江河谷的江州、丰都及嘉陵江河谷的垫江和阆中等地。不同时期巴国的疆域范围和都城位置都有所不同，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日渐缩小，巴国都城呈现西迁北移的发展态势，而引起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则是楚、秦、蜀等国政治与军事势力不断扩张而日益压缩巴国的生存空间所致。

（3）早期学者们将巴国界定在汉水流域，对巴国的疆域范围及都城位置的界定也语焉不详且互有出入。通过本文对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变迁过程的梳理，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早期学者们不了解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全貌，忽略了汉水流域只是巴国北部疆域的一部分的实情，犯了以巴国局部地域界定巴国全境的错误。

作者：朱圣钟

来源：《历史地理》2017年第2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王玉凤

校对：贺雨婷

审订：郑雨晴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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