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鲜局势变化

从壬午兵变（1882）前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1894），中国被迫放弃它先前对朝鲜的放任政策，而采取更为积极的路线。在19世纪晚期，中国对朝鲜的政策由总督李鸿章制定，袁世凯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出现及其演变过程，不但是中国外交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而且也是朝鲜政治形势发展的一个关键。这一新政策对后来中日关系和东亚国际形势，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国际形势有四个有影响的变化。一是日本扩张主义的大陆政策，以夺取朝鲜，进而侵略满洲为目的。二是英国和俄国对立，导致英国出场，试图阻止俄国向南扩张。三是美国采取步骤打开朝鲜市场。四是清朝中国竭力维持它的属国和自己边境的安全。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李鸿章的对朝政策在于通过“模棱摇摆的姿态”和适当结集力量，防止中朝传统的封贡关系受到任何威胁，以充分利用牵制的策略。李从1885～1894年通过驻扎官员袁世凯对朝鲜的控制，集中地体现了对朝鲜的落后过时的干预政策。

李鸿章对朝政策，既是对明治初期以来日本侵略性的干涉朝鲜事务的反应，也是他利用国际局势的其他演变，特别是利用英国和俄国争夺这个地区支配权的矛盾而制定的。这个政策同时也受到清朝内部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制约。在此情况下，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成为两国后来对抗的前奏。关于朝鲜藩属地位的争执，反映了中国和日本两国国内和国外的情况，以及它们对朝鲜和彼此相对的态度。一直到中日战争结束，这一对抗才有了暂时的结局。

二、朝鲜对我国的重要性

1879年以后，中国对朝鲜的政策从放任变为干涉，部分是由于西方势力日渐增强，以及西方大国之间冲突和失去平衡。政策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清朝中国同其属国朝鲜之间的传统联系，遇到了一个涉及日本的危机。日本兼并中国的另一个属国琉球王国，使清政府意识到朝鲜半岛对中国国防的重要性。

自清初以来，中国和朝鲜继承传统的封贡体制，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事实上，所谓属国，既非殖民地，也不是托管地。中华帝国的思想意识并不含有近代国际社会的概念。宗藩关系的基本条件是遵礼仪、纳贡献、受册封、奉正朔；而中国作为宗主国，并不操纵或干涉朝贡国的内外事务。只有在朝贡国内乱时，宗主国才有责任出兵平定。因此，一个朝贡国的内政外交仍然完全自主，这是同近代国际公法有关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规定互相对立的。然而，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大国开始运用“炮舰外交”，清政府无法再只靠朝贡国自主权去处理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

19世纪80年代，中国对朝政策最值得注意的后果，是从传统的“藩属体制”到加入帝国主义体系的转变。在转变中，名义上的从属关系不得不加以修正，以适应新的近代国际形势。清政府震惊于朝鲜进步党的启蒙与独立运动，在朝鲜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变它的做法，以保持和加强中国传统的宗主权。

此外，还有琉球群岛问题。中国对朝鲜态度的改变开始于1879年，其时日本正式吞并了琉球。同时，法国正在侵犯安南，因而清政府全神贯注于那里的问题。而且俄国因伊犁地区边界争端而采取军事行动，从西北威胁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兼并琉球群岛，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了巨大的恐惧和激烈的争论。负责中国南方防务的高级官员丁日昌和中国驻东京公使何如璋，主张开放朝鲜市场，与西方国家通商，借以遏制日本。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坚持朝鲜同西方大国结好，以杜绝日本和俄国的窥伺。

1879年，办理朝鲜事务从礼部转到由北洋大臣直接监督管理，由驻日公使协助。李鸿章在8月间致总理衙门函中表达了他的忧虑：“琉球既为所废，朝鲜有垒火积薪之势，西洋各国又将环视而起，自不能不为借箸代筹。”这句话表明了琉球群岛的丧失，对李鸿章的影响何等深刻。他不仅担心朝鲜孤立无援，而且也为西方大国群起侵朝，势必威胁中国而担忧。

中国有赖朝鲜以保持满洲安全，而满洲又直接影响北京的安全。日本于16世纪末进攻朝鲜，目的在于竭尽全力占领朝鲜。虽然日本当时未获成功，而明朝中国后来却失去了对满洲的控制，随之而来的是明朝覆亡。清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些事，因此，清朝防御日本的紧迫性同日本对朝鲜的打算成正比例。

李鸿章尤其关注朝鲜半岛的安全，将它视为“藩蔽”，亦即防卫中国的第一线。袁世凯在甲申政变前夕，曾对形势作如下的描述：“朝鲜屏藩，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中国驻东京官员黄遵宪写的一本小册子《朝鲜策略》，由朝鲜第二个赴日修信使金弘集带回国，也极大地影响了朝鲜的决策。

三、李鸿章玩国际制衡，反被算计

1879年夏，李鸿章写信给李裕元，指出日本和俄国对朝鲜的野心。他在信中向朝鲜建议，应当重修武备，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并且开始同西方国家通商，作为牵制日本和俄国的手段。1880年冬，中国和俄国在伊犁问题上发生冲突。当时俄国人正在黑龙江和海参崴附近建筑一条西伯利亚铁路，引起了中国和朝鲜的忧虑。英国关心俄国南下扩张，不久也试图建议总理衙门劝说朝鲜同西方大国通商。清政府于是指派李鸿章主持朝鲜同西方国家缔约事宜。面对着极端不利的情况，高宗政府除了勉强同意同西方大国订立条约外，别无选择。《美朝条约》终于签订，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实现“干涉主义政策”的开端。

美国自从1854年同日本订约以来，一直注意朝鲜。美国和朝鲜之间曾经为了几起事件有过磋商，但都以失败告终，对于两国关系的改善，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一直到1876年日朝《江华条约》订立之后，美国才重新开始对朝鲜感兴趣，并且表示愿意同它缔结条约。1880年，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为此目的奉派朝鲜。但是，因为他是由日本介绍的，因此为高宗政府所拒绝。李鸿章获悉这件事后，虽然相信日本无意为美国斡旋，然而，他仍恐日美结盟，损害中国在朝鲜的地位，因此，他决意为争取美国而展开竞争。他邀请薛斐尔到天津会晤，向他保证自己将尽力促成美朝订约。李鸿章作为中介者，一方面他试图阻止日本增强在朝鲜的势力；另一方面，他通过加强同朝鲜的封贡关系，努力维持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何如璋是中国官员中一个坚决主张中国应有特权，同其他大国讨论朝鲜如何开放商埠的人。这一看法显然反映了“上国权力”的立场。然而，李鸿章却持中庸的观点，他选取了“极为维持调度”的另一种立场。他指示马建忠等人代拟一份约稿供朝鲜采择。

约稿第一款开首便明确说明：

朝鲜为中国属邦，而内政外交事宜向来均得自主。今兹立约后，大朝鲜国君主、大美国伯里玺天德俱平行相待，两国人民永敦和好。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侮之事，必彼此援护，或从中善为调处，俾获永保安全。

第一款前半段意在表明美国承认中国和朝鲜之间存在封贡关系，以抵制日本通过《江华条约》承认朝鲜是一个有自主权的国家。第一款后半段主要以类似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方式，运用“以夷制夷”的策略，然而正是这几点使中国和美国未能就第一款达成协议。薛斐尔根据《江华条约》，拒绝此款，他反而宣称，美国不问中朝关系如何，将在平等的条件下，以朝鲜作为缔约的对象，而且拒绝在提及朝鲜时，使用诸如“中国属邦”之类的字样。

1882年4月，李鸿章派马建忠偕同薛斐尔访问朝鲜。他们在仁川同朝鲜两名代表申櫶和金弘集商讨订约问题。实际上条约已经李鸿章和薛斐尔在天津商洽，并已大部分议妥。如上所述，美国坚持反对将第一款列入。因此，马建忠不得已提出由朝鲜国王声明朝鲜是中国属邦，不过将这个声明附载于条约，而不是正式作为条约的一部分。薛斐尔认为，由于声明未载入条约，它并无约束力，这样的处理最终解决了中美之间关于第一款复杂的争论。美国和朝鲜之间《和平、友好、通商与航海条约》（即《朝美通商条约》）于1882年5月22日由朝鲜政府签署。

李鸿章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他天真地相信，他坚持取得朝鲜国王的正式声明，使其他大国不得不明确承认中国对朝鲜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同他此时所相信的恰恰相反，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后，仍然坚决维护朝鲜的自主权，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关于国王声明，美国既不承担责任，也不正式宣布。这的确使李鸿章的希望破灭。用泰勒·丹涅特的话说，这个条约是“他（李鸿章）平生大错之一”。条约并未解决使有关各方满意的朝鲜的法定地位。日本和美国在确认朝鲜自主的国家中走在最前面，而中国和英国则是按照中朝传统的宗藩联系未有任何变更这样的设想行事。

对于朝鲜来说，后果是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接踵而来，同它们订立条约，其条款和最早的《美朝条约》相似。除奥地利外，所有国家都接受了附载于条约的国王声明。朝鲜的门户到这时已被打开，它开始沦为列强争夺的猎物而无法自拔。

由于李鸿章制衡政策的垮台，朝鲜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帝国主义世界，从此遭受外国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入侵。最为不幸的是，朝鲜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