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省思了笔记小说、地方志的编纂方式和价值。通过甘熙《白下琐言》的记载和他对地方志的辨析，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甘熙作为在地文人为重修地方正史做准备的使命感，还能感受到其对方志编纂错误的严厉批评和忠奸之辨的坚持。文章巧妙地展示了考据与传说的交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地方史编纂的过程和价值。对于历史学者、文化研究者以及对中国古代社会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不仅是一部学术研究的佳作，也是一次对传统方志编纂方式的深刻反思。

——编者按

《白下琐言》与方志

为重修地方正史做准备的使命，让《白下琐言》这本 原本应被划入笔记小说之类的作品，充满了乾嘉考据成果一般的气味。甘熙像考释经典一样，对地方文物、里巷、人物、地理位置，作了看似琐屑的考证修订。随手可得的津逮楼藏书，也让他的考证工作，更多了一份学问家的气息。

大山寺在牛首山西，见《江宁县志》。……凡牛首以西诸水，悉由此出，形家所谓水口罗星也。其上有古寺，俗呼曰“太冈寺”，有香楠树一株，大数围。……《县志》又载：“团林庵在凤台门外小丹阳地，元顺帝三年建。”今其庵尚存，然小丹阳距聚宝门九十余里，安可以“凤台门外”四字概之耶? 故修志非土著人而留心掌故者，断不可以从事。

这条记载有几个可以注意的地方：一、方志对地方建置古迹记载得很详细，一庙、一庵都尽可能地标列；二、这些地方建置古迹值 得记载，是因为其历史常常可以上溯数百年；三、甘熙对山川地脉、堪舆之学的兴趣，在这条记载中已可一窥端倪；四、甘家故居刚好位于城南聚宝门外的小丹阳。外地来的士绅官员笔下大致如此的 记叙，在一个留心考据的在地者眼中，是不能容忍的粗疏，所以甘 熙在下笔时，往往用相当强烈的字眼，指责这些外地来的方志编纂者。下面几个例子，都显示了甘熙对这些外来方志编纂者率尔操觚的不满：

又，《府志》及《上元县志》所载乡贤，有大学士蒋廷锡。蒋公常熟人，雍正六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卒谥文肃。不知修志时 何以错误至此。

杏花村，在城西南凤游寺之右。《府志》谓：“信府河，凤凰 台一带即是。”殊无分晓。信府河乃今长乐渡，有汤信国公祠，一东一西相去悬绝，何与凤台牵? 混言之耶! 然则修志者，必 细心参考，不可率尔操觚也。

凤游寺因凤凰台而建，位于城西南，是晋时瓦官寺的所在，因为诗人李白的名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而广为后 世人所知，是南京著名的古迹和旅游地。方志作者不分东西，混杂而谈，难怪引起甘熙的怒火。

秦钜、秦浚墓在处真乡移忠寺侧，见《建康志》。按今木牛亭为处真乡，桧墓在其地，予已详考之。钜字子野，桧之曾孙也。嘉定间，通判蕲州。金人犯境，与郡守李城之协力捍御，城破巷战，死伤略尽。归署自焚死，二子浚、瀈从焉，后封义烈侯，见《宋史·本传》。盖死于蕲州，归葬于此也。浚为钜子，而袁枚所修《县志》误以为弟，则谬甚。

秦桧作为奸臣的代表，同样引起地方学者的侧目，顾起元和甘熙都曾对其墓地所在，有所考证。秦钜虽然是秦桧的后人，但父子三人为国殉节，满门忠烈，在重视忠义孝悌的甘熙眼中，其生平事迹自然不能随笔带过，县志的错误因此显得特别刺眼。

基于同样的忠奸之辨，甘熙用了相当的篇幅，对南京贡院土神纪纲的身家来历，作了详细的考辨：

贡院创于明永乐间，乃籍没锦衣卫同知纪纲宅。……明德堂有《应天府尹王弼碑》可据。纪纲事详《明史·佞臣传》及 王凤洲《锦衣卫志》、陆粲《庚巳编》。而新修《府志》以纲为元 集庆路行省丞相，与御史大夫茀寿偕死，葬于明远楼下，灵爽赫濯，为贡院土神。非特时代讹舛，抑且忠佞倒置，盖沿《金陵闻见录》之误，而不考碑纪使然也。朱述之绪曾作七古辨之云：……弇州山人撰《四部丛书》，特笔罗其详：“……府尹王弼 撰碑记，始末备载何煌煌。迩来志乘不稽古，讹为丞相殉戎行。御史行台最忠烈，肯与此辈相颉颃。《元史》无征《明史》 著，况复碑文俨在堂。忠佞倒置非细事，乌可清浊淆沧浪。”

语气一转，甘熙又进一步指出，方志的错误，如何影响到后来写作乡土纪闻之类小叙事的作者：“钱塘陈退庵先生文述，刻有《秣陵集》八卷，皆题咏古迹，诗词瑰丽。然其中事实讹误，考证颇疏，如谓吴鲁肃墓在上新河，乃沿王葑亭《金陵图咏》之误；以覆舟山为 太平门外，……杏花村在城南信府河，乃沿吕太守新修《府志》之误。……可见古迹一门，土著人非经考订，犹失其真，况异乡人乎? 甚矣! 修志乘者之宜慎选也!”

甘熙在此处，以博雅的乾嘉考据学的精神，一一指出方志记载失误的根由所在。事实上，这些倒置忠奸的根本性错误，只要稍微留心史书或文献记载，就不该发生。晚明知名的文人学者王世贞已经将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但吕燕昭监修的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仍然以讹传讹，而必须靠朱绪曾和甘熙这样关心和熟悉地方文献、掌故的人再一次郑重地提醒。甘熙对方志在这些事关忠奸的大节上所犯的错误，指摘严厉，在口气上和梁启超在《桃花扇注》中，对在重大史实、人物及忠奸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评，如出一辙。这些批评，无疑让我们对方志作为一种地方官方历史的性质及其知识建构的方式、来源，有了一个重新省思的比较、参考点。《桃花扇》是文学、戏剧创作，大概很少人会用正史记载的标准来衡量其历史叙事的正确性，但梁启超因为担心剧作在形塑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上的影响力远超过“正确”的历史记载，而对《桃花扇》的叙事严肃以对。

反过来看，因为方志披上了历史的外衣，被视为地方历史叙事中最正式，也最具权威的知识体系，我们往往忽略了方志编纂者在搜集资料、编纂史实的过程中的任意性及不可靠性。甘熙一再反复陈述的外行人和异乡人修志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缺失，正是前述问题的一个主要来源。道听途说的传闻经过辗转誊抄，虽然被纳入方志的知识体系中，仿佛具备了史实的框架，但这种叙事与剧作家的想象及笔记小说家琐细、非正式的叙事之间的差异，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如果我们将南京府县志中大量征引顾起元、周晖及甘熙的笔记小说中的记载这个事实考虑在内，势必会对形塑历史记忆和地方知识的过程，有更深入的体认。有趣的是，甘熙虽然用着乾嘉考据学者的口吻，批评方志编纂者笔下的谬误不实，念兹在兹地以为重修方志做准备的心情，撰写《白下琐言》，并果真如愿达成这个使命。但在同时，甘熙也用一种言之凿凿、真实有据的口吻，传述各种《聊斋志异》式的鬼魅故事，甘熙的南京记事因此像他既期许又批评的方志一样，在一个看似坚实的城市历史之中，编织了各种奇幻虚渺的传奇。里巷、院落、衙署和宅邸的暗处，既深埋着悠远的典籍文学，也随时有不可测度的幽灵倏忽而至，它们一一被网罗进甘熙的城南旧事中。

——选自李孝悌《琐言赘语：明清以来的文化、城市与启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