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小菜场的第一代职工算起,只延续了三代。1956年,经“一化三改造”,上海小菜场里的个体户开始走上了一条类似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笔者姐姐的阿公,开咸菜豆芽作坊,被吸纳进菜场,和那些卖肉的卖鱼的贩菜的,都变成了集体所有制菜场的第一代职工。此为“菜一代”。
菜场开市铃声未响,顾客在门口等候(长宁副食品公司提供)
到了20世纪60年代,第一批有点文化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分配进菜场工作。笔者的好友陆先生,1962年从长宁区财贸中学初中毕业后分配到西法华菜场工作。整个60年代不断有社会青年(当年中考、高考落榜生)被吸纳进菜场工作,此为“菜二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菜一代”进入退休阶段,其子女顶替进入菜场工作,包括当时知青返城后安置进菜场工作的回城知青,此为“菜三代”。
“菜三代”执业时期是上海小菜场的鼎盛时期。20世纪80年代,国家告别“短缺经济”,副食品供应由计划供应进入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时代,鸡鱼禽蛋各式副食品应有尽有。菜场职工随着供应的旺盛,个人腰包也鼓起来了。这样的好日子维系了十多年时间。笔者一位老同事1987年因受照顾夫妻分居的政策关怀,从安徽凤阳调入天山菜场工作。他告诉笔者,每月奖金超过工资收入。
1980年代的小菜场(长宁副食品公司提供)
1980年代后期,长宁副食品公司每年举办副食品展销(长宁副食品公司提供)
进入20世纪90年代,计划供应基本结束,进入市场供应的历史阶段。个体经营户的强势进入,份额越做越大,国营、集体的菜场渐渐失去竞争力。菜场方面掉转船头,与其自己经营,不如租赁经营,也就是摊位出租收取租金,还减少了劳动力成本的支出。以长宁区美天副食品公司为例,自2000年开始,该公司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改革。也就是笔者前述的摊位出租。承租的摊主几乎清一色外来人员。进入菜场,淮北口音、苏北口音、河南口音、山东口音不绝于耳。当年“菜一代”职工的后辈兴许还有个别人做这一行的。“菜三代”之后基本绝迹。上海人将这一“饭碗”拱手让给来上海讨生活的外省农民朋友。往深里说,这是市场的细分;往浅里说,上海人已经吃不起这份“苦”了。
当年小菜场职工只能睡半夜觉,何以?当年小菜场不论寒暑,清早5点开秤。5点开秤,四点半要到岗做准备。如果住家离菜场近,还好。笔者堂姐在古北菜场水产组当营业员,从高家巷后宅(现玉屏南路560弄)到菜场300米路程,5分钟就可到达。她终年是4点多一点起床,草草梳洗后便赶往菜场。要是路远的职工,就得凌晨3点起床。寒冬腊月凌晨3点起床是什么滋味?堂姐是卖鱼的营业员,马路菜场无遮无挡。笔者得花点笔墨给后辈描述一下,三角铁做支架焊接的铁皮柜台,两平米左右,铁皮柜四角焊接四根白铁管,白铁管撑起一个雨篷。只能挡挡小雨,雨势一大,营业员身穿雨衣雨裤,站在铁皮柜前营业,顾客得打着雨伞买菜。数九寒天,站在毫无遮挡的马路边,双手还要在刺骨的水盆里捞鱼,那可是冷到骨髓里啊。营业员们个个穿得像球一般滚圆,以此抵挡严寒。堂姐的双手还是患上冻疮,年复一年断不了根。
马路菜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绝迹,但即便在室内经营,也是十分辛苦。这些外来摊主,凭着吃苦耐劳,在上海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中的佼佼者已不是租赁一个柜台了,而是做起批发生意,成了鱼老板、禽蛋老板。还在上海购下房产,扎下根来了。
天山西路嘉荟菜市场
写到此处,笔者忽地感觉: 历史似乎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点——1956年之前的个体户经营了,如天山西路新泾三村里的嘉荟市场。 其实不尽然,如美天副食品集团旗下的菜市场,既有普通租赁经营,更多的是经过这些年改造升级,成为标准化2.0版的菜市场,摊位虽招租,经营却是统一收银,统一监管。
更让百姓做梦都想不到的是,现如今的“懒人”不用去菜场,动动手指也能让所需的菜肴副食品送到家门口。这已不是走不走“圆圈”的问题了,而是颠覆传统经营方式的现代经营模式了,让网络时代的百姓多了一种采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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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志康
编辑:张 理
责编:廖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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