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第四届译学新芽研讨会，论文得到了诸位评委老师极为细致的点评，至今印象深刻。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研究并非我的专长，但从博士论文开始，近现代文人的翻译活动，就成为绕不开的对象；而我自己近十年的研究，也一直不断地在从翻译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中汲取养分。近日，王宏志老师的博士驰原君联系我，嘱我为翻译史研究公号写一篇小文，分享近年的研究心得。虽然在翻译史研究领域，我尚且耕耘未深，但能够借此机会，将自己略显芜杂的研究，作一番回顾和梳理，也是一件乐事。因此不避舛陋，将近十年来与翻译研究相关的论文以及零星感悟，略作串联，分享给读者，也希望得到师友的教正。
一、 文类/文体如何翻译？
2009年，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提交的博士论文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陈平原教授指导）。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我最早开始处理晚清翻译史的相关问题。这篇论文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史研究，讨论的是“短篇小说”这一新文类（genre）在现代中国得以形成的历史。论文除了论述从陈冷血、包天笑到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之外，还涉及对晚清至五四的报刊媒介、教育制度变迁等社会文化层面的考察，其中，作为文学实践同时也是文化实践的“翻译”，是一个重要的章节。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短篇小说”这一起源于欧美的文学形式，能否通过翻译得到原封不动的传递？论文第三章《文类如何翻译？——晚清小说译介中的<域外小说集>》，要处理的便是这一问题。
△《域外小说集》初版本书影
这一研究让我对跨文化翻译中的文类/文体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文类”并非是一个在翻译中能够得到透明地传递的因素，晚清小说翻译中大量存在的增删改削，很多时候并非译者的态度问题，而是中西“小说”文类的不可通约所致。因此，关注文类/文体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碰撞、变形与协商，在我看来，可以成为研究文学史（以及文学社会史）的一个非常富有观察力的视角。
博士毕业后，我因缘际会地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跟随王宏志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我在第四届译学新芽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作为“文体”的白话——从<古诗今译>透视周作人的白话文理想》（后来正标题改为《无声的“口语”》，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便是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之一。这篇文章的切入口很小，但背后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欧化”的翻译与现代白话文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古诗今译》是对古希腊诗人Theocritus牧歌第十的翻译，周作人后来自称是他的“第一篇白话文”。Theocritus的牧歌原本是拟古文体，周作人却以Andrew Lang的英文散文翻译为中介，将它翻译成了现代中国的白话文。这一“不及原本、不像汉文”的翻译，极大地颠覆了我原本对“欧化”白话文的认识，也引起我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通过将《古诗今译》置于周作人清末以来的诗歌译介以及文学革命的话语脉络中去考察，我发现，周作人从“文言”到“白话”的通道，主要是文体上的，而不是胡适所说的俗语化，或是钱玄同所极力推崇的“言文合一”；换言之，在周作人这里，“白话”首先是一种能够淘洗掉中西文学中固有形式的较为自由的翻译文体，而这与他在清末以来的诗歌翻译中，不断放逐中国传统诗歌的诗形、格律的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周作人清末以来的诗歌翻译，让他深切地意识到“声音”（声调格律）是翻译中无法传递的终极形式，因此他干脆放弃了形式对等的企图，转而追求一种散文的、释经式的翻译方式。《古诗今译》正是这一延长线上的产物。因此，所谓“欧化”的白话文，并非照字按句地对欧洲文学的摹写，而是通过翻译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文体、新形式。这种通过翻译锻造的文体感觉，对周作人后来的散文写作，也影响至深——其散文中“隔”的风致，以及对“谐调”几乎是终身的驱逐，都与此有关。
△周作人（1885–1967）
从本科到博士，我都在北大中文系就读，接受的是以文学史研究为中心的教养与训练。在我们的文学史教科书中，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都是十分边缘的章节。而从博士论文开始不期然所接触到的晚清小说翻译现象，以及随后延伸出来的对周作人白话文翻译的研究，却让我对近现代文学史的核心问题，如从晚清到五四、从文言到白话，有了新的观察角度，甚至是解决方案。这令我对翻译研究这一方兴未艾的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学
2011年，我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正是有感于传统的现代文学史对翻译文学的漠然与放逐，我在中文系以“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学”为题，连续开过三轮研究生讨论课。除了带领研究生系统阅读翻译研究的相关理论之外，在课程中，我们还对晚清以来的翻译名著，如《天演论》、《十五小豪杰》、《拊掌录》，以及《域外小说集》，挑选部分章节，通过与底本对照的方式，进行了仔细研读。
说是开课，其实也是我自己的补课。因为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翻译研究的系统训练。理论方面，我依靠Susan Bassnett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1982/2010）和Edwin Gentzler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2004）两本书所提供的线索，同时也参考陈德鸿、张南峰编的中译本《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按图索骥，从Roman Jakobson的文章开始，一直到Tejaswini Niranjana的后殖民翻译理论，进行“硬读”。三轮课程下来，我自己感觉收获不小——虽然备课的过程颇受煎熬，花去无数时间不说，遇到庞德讨论诗歌翻译这样的文章，部分段落怎么也读不懂，但又已经“无知者无畏”地列入了课堂讨论篇目，最后我是怎么硬着头皮上完那堂课，已经忘了，只记得后来再开课时，我就从讨论篇目中默默删去了这一篇。
和阅读翻译理论的捉襟见肘相比，在课堂上对晚清以来翻译作品的细读，因为有文学史研究的训练，要相对轻松许多，同时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譬如严复《天演论手稿》中的“译例”，就只强调一个“达”字，这对于我们研究和分析严复翻译理论的核心，非常有启发。此外，更多的发现和启发，来自对译文本身的文本分析，如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究竟是怎样“割裂原文”的，它与日译本、英译本以及法文本的章节划分有何不同？林纾的《拊掌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模仿了史传文体？等等。
通过这些细读，我发现，已有的关于近现代文学翻译史的论述，还是太过粗疏。太多的译作，研究者尚未来得及从头到尾去读完，就已经根据“译序”，匆忙写入了各种翻译文学史或者文学翻译史，这显然只能勾勒出大致的轮廓，而无法深入历史的肌理。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校勘、文本分析在内的传统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或许对翻译史的研究，亦颇有助益。
△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
除了开课，这几年我自己的研究，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和翻译问题有关。博士论文中对晚清翻译史的初步接触，让我意识到，翻译绝非是一种“透明”的媒介；而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从语言、文体到思想，几乎任何一个方面都离不开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翻译”，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它们发生了怎样的冲撞、变形与协商呢？刘禾的两本著作《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正是以翻译的不透明性为前提，对语言和思想的跨语际“实践”，提出了非常有启发的研究思路。我的研究与刘禾的思路相似，但重点关注的是中西文类和文体之间的“（不可）互译性”。《文类的越境旅行：以鲁迅〈狂人日记〉与安特来夫〈心〉的对读为中心》（《中国学术》总第三十一辑，2012年）、《“演义”传统与清末民初短篇小说翻译：以吴梼、刘半农、周瘦鹃为例》（《中国文学学报》第四期，2013年12月）、《“误译”与创造——鲁迅〈药〉中“红白的花”与“乌鸦”的由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这几篇论文，都是对这一议题的初步探讨。
△鲁迅《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我原本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即在小说翻译之外，还要探讨戏剧、诗歌、散文等其他文类的翻译状况。但在研究过程中，很快遇到了语言上的障碍。我的英语水平，阅读学术文献尚可，但遇到戏剧、诗歌这样的文学作品，则马上捉襟见肘，尤其是如果还要就它们的文体进行讨论的话，根本就力不从心；更不用说，在研究中，还要不断遭遇似懂非懂的明治日本的“美文”，以及其他我根本无法阅读的德文、法文、俄文文献。因此，在开启了一两篇论文、但无法深入进展的情况下，我只好暂时放弃了这一庞大计划，并且将自己的研究重心从文体分析，转向一些更大的范畴，比如“小说”概念的跨文化翻译——这又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论）引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从“传奇文”溯源看鲁迅、陈寅恪的“小说”观念》（香港《岭南学报》（复刊）第八辑，2017年）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鲁迅和陈寅恪对唐传奇的研究，看起来是学术著作，但背后离不开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所形成的“小说”观念。这篇文章是以陈寅恪的思路为镜，试图将鲁迅在《史略》中的“小说”观念对象化。此外，它也激发了我的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即探讨鲁迅《史略》的“前史”：去年，我以“文类升降与现代小说概念的形成（1872–1922）”为题申请了一个社科基金项目，希望透过1872–1922年这五十年间的书籍出版与文人论述中对“小说”的使用状况，来看“小说”概念的中西交汇与融合。
这样，从“文类/文体如何翻译”出发，兜兜转转，我的研究又被引向了文学批评、概念史以及书籍史等领域，但核心关注点，仍然是中西文类的互译/不可译问题，我希望在形式分析之外，引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来处理这一问题。
此外，通过将翻译纳入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药》的解读，也令我对在一个更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来重新阐释鲁迅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我看来，鲁迅的短篇小说，并不是一个意义自足的整体，它们与鲁迅所面对的时代议题以及他所阅读、翻译过的世界文学作品，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甚至是互文性。因此，这方面，我也有一个初步的书稿计划。
在研究鲁迅小说的过程中，还牵引出一个文本校勘的题目。《通向文化史的现代文本文献学——以鲁迅〈随感录〉〈新青年〉刊本与〈热风〉本的校读为例》（《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一文，是由对鲁迅《随感录》的校勘引出的讨论：北新书局初版的《热风》本留存着非常多的印刷讹误，这些讹误甚至在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中仍然存在，文章重点讨论了北新书局出版《热风》的过程，并分析讹误产生的可能环节。这看起来和翻译研究没有关系，但在写作过程中，我深切地意识到，校勘与翻译研究，其实具有某种同构性：都是对广义的文本改写或是重写的研究。目前现代文学学界仍然十分盛行的“初版本迷信”，其实与当代翻译理论所反思的“原著中心”思想，颇有几分相似。当初为准备“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学”课程而苦读的当代翻译理论，居然在现代文本校勘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触类旁通”的欣喜。
三、《域外小说集》：经典与解构
最后，我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新近发表的论文《文学革命与〈域外小说集〉的经典化》（刊《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这是一篇近作，是为去年王风老师在北大召集的“周氏兄弟与文学革命”学术研讨会而作，但远因，却可以追溯到十年前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求职报告。当时我报告的题目就是博士论文中关于《域外小说集》的章节。记得在报告之后，王宏志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域外小说集》在民国时期的接受情况，究竟如何？这是我在论文写作中不曾想过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只是很勉强的回答道，好像曹聚仁在回忆录里提到过，他在1930年代曾将《域外小说集》作为国文教材来使用。但从王宏志老师的反应来看，我似乎并没有答到点子上。
后来，随着别的研究课题的开启，这个问题暂时被我抛开了，但它在《域外小说集》中投下的怀疑的阴影，却并没有消失。去年，因准备“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学”课程，我仔细对读了周作人《乐人扬珂》的译文和他所用的英译底本，惊讶地发现，周作人的翻译，其实改动非常多：譬如，英文底本中的各种鸟名，他并没有一一对译,如“sparrows （麻雀）”、“swallows（燕子）”译为“黄雀”，而“nightingale（夜莺）”则译作“黄鹂”，这明显是为了照顾中文的文体感觉；此外，如“what was it, --did he know? Pines, beeches, golden orioles, all were playing”这样的句子，也变成了“松柏鸣禽，咸有好音”。这意味着周作人并没有如后世文学史所说的“直译”原文。这一发现，与我此前阅读《炭画》的感觉，颇为相似。在这一过程中，我又补课式地阅读到了王宏志老师的论文《“人的文学”之“哀弦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6年总第46期）。这令我突然醒悟，大概此前我对《域外小说集》的认识，一直陷入在已有文学史论述的“迷思”之中。
△《域外小说集》群益书社版封面
（1921年初印，1929年三印）
那么，究竟文学史上关于《域外小说集》的经典论述，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篇论文选取了“文学革命”作为一个关键节点，来进行了讨论。1921年，上海群益书社增订再版了《域外小说集》。这个版本，正如它不起眼的封面和装帧一样，通常被视为一个透明的、或是隐形的存在。但是，通过群益版和东京版的对勘，我发现了不少文学革命的话语所留下的踪迹，譬如群益版《著者事略》中，即吸收了不少周作人文学革命时期的言论，而群益版在注释、字体和标点等形式上的变更，更是见出文学革命时期对于“新文学”读者的想象。这里，我有意识地将文本校勘作为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对文学革命如何“重写”《域外小说集》，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在博士论文中，《域外小说集》是被作为经典来研究的，这篇论文，却对它进行了解构，这也算是我自己研究过程中的一点成长。通过呈现周氏兄弟的五四文学，如何从他们的晚清经验中摘取并重构出“《域外小说集》”的过程，这篇论文的写作，也令我对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产生了非常深切的理解与认同：正如保罗·克利（Paul Klee）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画作所展示的那样，过去只有被当下此刻关注才是有意义的，“历史”这位新天使，正是在对过去的不停阐释中走向未来。这一认识，也为我带来了观照文学史的全新的视角和方法。
以上是我近十年来兜兜转转的研究历程，从对象到方法，都十分庞杂。除了文学史的主业之外，对翻译史、概念史、文本校勘与书籍史等相关领域，都略有涉猎，但也都耕耘未深，仍处于“在路上”的状态。其中，翻译史是我用力最多的领域，在研究中，翻译史与文学史的沟通与互鉴，令我受益匪浅。从现代文学专业的角度来讲，如果将历来被文学史摒弃在外的翻译现象比喻为一块历史的拼图，那么，这块拼图的重组，不仅仅只是补充了内容，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结构与形式的看法。这是我从翻译研究中最大的获益。不过，毋庸讳言的是，也正是在翻译研究的领域，最早让我触碰到了专业的限制。跨学科是当今人文研究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如何在跨越的勇气与对专业的敬畏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或许仍然是我们今后一直要面对的功课。
个人简介
张丽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文科试验班）、硕士（中国现代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访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周氏兄弟研究、晚清民国文学翻译研究。著有《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近年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跨文化阐释、尤其关注文学形式的跨文化翻译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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