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13日凌晨，几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将已经熟睡的村民们纷纷惊醒，大家匆忙穿好衣服，赶往村子里的一幢新居前。
只见一位干瘦的高个子老人，被人从小车里搀扶出来，村民们纷纷涌上前，呼唤着老人的名字。听着熟悉的乡音和亲切的称谓，已经双目失明的老人不禁流下了热泪：
“到家了，到家了，我到底回到自己的家来了。”
与“朱毛”齐名的高级将领
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名叫龚楚，提起他的名字，可能并不为很多人所熟知，但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他却是一位难以被磨灭的人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龚楚在军中担任许多重要职务，甚至在红军中与毛主席、朱德齐名。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最后却变成了叛徒，被后人称为“红军第一叛将”。
二十世纪初的广东，是革命热潮最火热的地方。那一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16岁的龚楚随即投身于革命，参军入伍成为粤军中的一名普通士兵。1923年，22岁的龚楚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少校参谋。
在随程潜攻打湖南失败之后，龚楚被派往广州通讯处工作。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龚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思想，并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随后龚楚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开始在家乡进行农民运动工作，并参与成立了中共乐昌支部。
1927年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龚楚等人奉命率领500余农民军，前往韶关汇合整编为“北江工农讨逆军”，龚楚担任总指挥，率军前往武汉参与讨蒋。当部队抵达耒阳时，北江工农军被改编为第十三军补充团，龚楚担任团长。
由于武汉国民党当局实行“分共”政策，龚楚按照上级的指示，冒险将队伍拉到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并被编入贺龙部队中，龚楚担任营指导员。南昌起义后不久，龚楚被中央调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由于中途遇袭，和中央失去联系，龚楚被迫转移到香港，之后秘密返回了家乡。
同年年底，朱德率部到达粤北曲江犁市，龚楚奉命进入朱德部队工作，自此，龚楚开始和红军高层人物有了交往。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宜章县城举行暴动，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同时将当地农军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龚楚担任党代表。
在朱德率部开赴井冈山时，龚楚带领尖兵为大部队带路，井冈山的胜利会师，让龚楚和大家一样，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红四军成立后，龚楚继续担任党代表职务，同时还担任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多次参与红军作战的重要会议。
攻打郴州的短暂胜利，让龚楚所在的第二十九团缴获了不少财物，沾沾自喜的战士们不再听从指挥，开始成批脱离队伍朝家乡奔跑。结果一部分被沿途的土匪消灭，一部分跑回了家，最后只剩下少数几名高级干部顺利撤退。
这一次失利让龚楚受到毛主席和朱德的严厉批评，龚楚也为自己没有及时巩固部队而非常内疚，并做了深刻的检讨。
随后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毛主席和朱德率领主力部队重返井冈山，龚楚等人则继续留在湘南开展工作。
1929年，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化名进入广西省政府工作，伺机策动政府内高层。百色起义之后，龚楚开始在新成立的红七军中担任参谋长，并和张云逸、邓小平结下了战斗友谊。
自从井冈山会师后，龚楚一直在井冈山学习、作战，对于红军建军经验和政治工作比较了解，在红七军建军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31年，龚楚在战斗中不幸负伤，被迫留在广东疗养，红七军则继续转战湘南，进入江西苏区。
就在龚楚转到上海治疗，又经香港重回中央苏区的几个月中，中央苏区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时中央苏区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龚楚回到中央苏区后，虽然历任重要职务，却又因犯了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屡遭撤职，同时被予以开除党籍处分，调往红军大学受训。
经过近一年的学习，龚楚从红军大学结业，并被调往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一职，接替身患贫血症的刘伯承的工作。在那两个多月的时间中，龚楚参加指挥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并负责部署突围的准备工作。
在长征开始前，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司令员的中央军区，龚楚被任命为军区参谋长，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两度出走逃亡
那个时候的龚楚深受中央的信任，然而龚楚很快却辜负了这一份信任。
1935年，龚楚奉命率军开展游击斗争，结果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损失惨重，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当时国民党在军事上“清剿”的同时，用各种优厚的待遇引诱共产党员变节投降。
在国民党这种“剿抚兼施”的政策下，龚楚没有经受住考验，开始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打算投敌叛变。
当时龚楚奉命率队接应被围困的部队，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寻找被打散的红军队伍。在一次转移过程中，龚楚推脱自己身体不适，晚饭后早早睡下，待半夜三更警卫酣睡之际，悄然脱离队伍回到家乡隐藏。
自此，龚楚离开了奋斗十年的革命事业，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在家乡隐居数月后，穷困潦倒的龚楚在同乡的引荐下，赴任国民党军第六绥靖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
10月13日，龚楚率领30余名国民党粤军，伪装成游击队到达北山，先佯装和当地土匪打了一阵，随后假借湖南红军的名义找地方组织。当地游击队领导听说老领导龚楚来了，赶紧派何长林与之联系。
结果在龚楚的引诱下，何长林当即叛变。随后龚楚与何长林以召集开会的名义，将北山游击队诱入埋伏圈，企图胁迫游击队员投降。结果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了八九个人勉强冲出包围圈外，其余三十多人壮烈牺牲。
这便是长征留下来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其实当时项英和陈毅就在附近，可惜他们没有电台，对于龚楚叛变的事情一无所知。为了抓到项英和陈毅，龚楚亲自给二人写信，请他们下山“加强领导”。项英见信大喜过望，想要立刻与龚楚见面，而陈毅却对此产生了怀疑：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龚楚就自恃资格老而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便目中无人，如今却突然谦虚起来……”
陈毅遂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去与龚楚见面。项英、陈毅迟迟没有回信，龚楚担心夜长梦多，决定先下手为强。
当时龚楚率领部队打算“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的侦察员，龚楚谎称向项英、陈毅汇报，让侦察员带路，结果被侦察员识破，抢先一步抵达驻地，通知哨兵鸣枪报警，才使得项英等人逃过一劫。
抗日战争爆发，直至解放战争胜利，龚楚虽然在国民党内历任重要职务，但因为担任过共产党的高级指挥员，一直不被国民党高层信任。
1949年10月，龚楚听说解放军打到了广东，带领一小部分人再次逃回了家乡。在收到解放军的劝降信后，龚楚深感国民党已经不会卷土重来，不得已率部下山，向曾经的部下林彪投降。
在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考虑到龚楚和海南守将薛岳是同乡，请示中央军委派龚楚前往海南策反薛岳。结果龚楚嘴上满口答应，实际却拿着共产党的经费，滞留香港改名换姓定居下来。
在香港隐居期间，龚楚曾受蒋介石邀请，前往台湾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配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龚楚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了：
“当年国民党在大陆都打不赢共产党，现在退居台湾，还反攻什么？”
从此，龚楚脱离了政治漩涡，重返香港兴办实业。虽然后来他也曾前往海外与儿女同居，但终因生活不习惯，最后重归香港。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龚楚忽然召集家里的后辈交待：“你们可以去内地做生意了，因为邓小平出来了。”
也正是在这一年，龚楚动了回乡的念头。
回归故土
当时龚楚托一位家乡在香港做生意的年轻人，拜访与自己同族的乐昌县委副书记龚洪永。龚洪永从小就听说过龚楚的名字，但对于他的事迹，大人们却一直闪烁其词。当听到龚楚邀请他去香港见面时，龚洪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想去，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忌讳和海外有关系。
后来龚洪永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上级领导早年参加革命，对于龚楚有些了解，考虑到龚楚的回归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便对龚洪永说：“这是好事情，你答应他，去吧。”
经过省里的批复，龚洪永只身前往香港，见到了时年78岁的龚楚。龚楚为了防止被骗，让孙子拿出族谱，寻找龚洪永父亲的名字。当确定了龚洪永的身份后，龚楚顿时泪流满面，抱着龚洪永痛哭。
按照辈分来说，当时38岁的龚洪永还是龚楚的叔叔。
多年以来，不少家乡人都曾到香港看望龚楚，结果被龚楚一一拒绝。一方面他不相信外姓人，另一方面，龚楚在家乡的房子和祖坟早已经被毁，对此他十分恼火。虽然龚楚想过回内地生活，但他不了解内地的政策，担心回去之后遭到清算。
听完龚楚的讲述，龚洪永拿出叔叔的身份来劝说。龚楚家被毁的祖坟已经被修好了，虽然房子没有了，但龚洪永可以想办法给他重新盖房子，还能够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老叔说的你都不听，你还听谁的？”
龚楚终于松口答应回乡，并送给龚洪永自己的两本回忆录和一幅书法。
龚洪永回到县里后，汇报了香港之行的情况，县委决定统筹龚楚回乡定居的准备工作。当时龚楚还没有确定何时返乡，随着在香港的住所和地皮被国民党收回，国家发布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犯罪行为的公告，让龚楚下定了返乡的决心。
1990年春天，当地县委按照龚楚的意愿，为他修建了一栋二层小楼，并特地安装了各种现代化设施，方便龚楚返乡后的生活。
9月13日下午，龚楚乘坐火车抵达韶关，已经被调到韶关工作的龚洪永特地准备了两桌家乡菜招待。当天晚饭过后，归乡心切的龚楚等不及再留一晚，退掉早已经订好的客房，连夜启程赶回家乡。
龚楚的归来，让多年寂静的小山村顿时沸腾起来。
龚楚返乡的第二天，龚洪永特地到家里看望，龚楚拿出早已写好的三封信，托他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信中的大意是：
“原红七军的龚楚，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加上有白内障等原因，已回故乡广东乐昌定居，安度晚年，敬请首长经常给予赐教。”
大约一个月后，龚洪永接到省里来电，转达邓小平办公室的意见：欢迎龚楚去北京，去人大或政协任职。
没想到龚楚听说这一消息后大发雷霆，他说自己回来是安度晚年的，不是要官的，况且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一身都是病，哪里也去不了，做什么官。龚洪永听闻没有继续劝说，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曾经邓小平给龚楚打过电话，当时眼睛几近失明的龚楚握着听筒，听着电话另一头邓小平的声音，老泪纵横。
龚楚在回乡的几年时间中，不但每日要接待亲朋好友、农民群众的看望，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史学工作者的采访。年过90的龚楚对一些久远的事情仍能记得很清楚，只是在谈及自己脱离红军之后的经历，要么缄口不言，要么推脱自己“记不得”。
如果有人坚持追问下去，他就说自己不算叛党，只是政见不同，跟随了不同的政党。
1995年，94岁的龚楚因病在家中病逝，正如他后半生尽力避开政治的愿望，在出殡的那一天，只有一些族人前来送行，当地政府只送来了花圈。
自龚楚返乡之后，不少当地在外的游子，都以龚楚为榜样，回到故土投资做生意，让当地的外贸工作一片繁荣。龚楚的后人更是敢为人先，将自己的生意转让或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回乡投资兴办多个企业，除了自己投资上亿元外，还牵线引资共计4亿多元。
忠诚与叛败，出走与回归，龚楚一生跌宕起伏，终究又回到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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