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多数人知道武昌鱼的名字，都是和如去一样，是通过主席的著名诗篇《水调歌头·游泳》里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名句。这是一九五六年六月，主席从武昌出发、横渡长江到达汉口后，即兴写下的。
而事实上，武昌鱼之大名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就有记载了。当时东吴末代皇帝孙皓想从建业（南京）迁都武昌，左丞相陆凯引用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民谣上疏劝阻。料想，在那个时候，武昌鱼就已经相当出名。
到了后来，武昌鱼声名一直未曾或衰，如：南北朝时庾（yǔ）信的诗里有“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唐代岑参的诗句有“秋来倍忆武昌鱼，梦魂只在巴陵道”，宋代范成大的诗句说“却笑鲈江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还有元代马祖常的诗“携幼归来拜丘陵，南游莫忘武昌鱼”，明代何景明的诗“此去且随彭蠡雁，何须不食武昌鱼”……
尽管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武昌鱼成名悠久，但是武昌鱼是一种武昌特有的品种，还是泛指武昌的各种鱼，并没有史料认真记载、把这个问题说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后。
1954年8月，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鱼难的问题，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应中央政府和中科院要求，从上海搬迁至武汉，对当时分属鄂州、武昌、大冶三县的梁子湖进行全面的鱼类生态调查，牵头的是刘建康先生。
刘健康，1917年9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银行小职员家庭，1938年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工作，1945年赴加拿大、1947年获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博士学位，1949年2月回国。1950年起，先后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
当时之所以选择梁子湖，是因为梁子湖的渔业生产历史悠久，水产资源非常丰富，素有“天然鱼仓”之称。
刘健康带领大家在此调查期间，某个周末、他准备买点鲜鱼给大家“打牙祭”。当地渔民建议他购买团头鳊（biān），说这种鱼不同于三角鳊，好吃。刘建康追问两种鱼有什么不同。渔民回答：团头鳊嘴比较圆，三角鳊嘴比较尖；团头鳊背鳍第一根刺比三角鳊短些；团头鳊有三条比较明显的斑纹，三角鳊则没有。
而据刘健康了解：根据之前的文献记录，分布于长江水系的鲂（fáng）属只有一个种，即三角鲂（鳊）。于是，刘建康敏锐的察觉到渔民所说的团头鳊很可能在分类学上没有记载的种类，就安排易伯鲁等人观察研究。
易伯鲁通过对外部形态、骨骼、鳔、鳃耙等详加比较，确认鲂属确有两个种，于是在《水生生物学集刊》(1955第2期)发表了《关于鲂鱼种类的新资料》一文，并将新种定名为“团头鲂”。
由于三角鲂在我国其他湖泊也有出产，而团头鲂是梁子湖的特产，于是“武昌鱼”的名字就成了团头鲂专属，而梁子湖就成了武昌鱼的原产地，易伯鲁也被尊为“武昌鱼之父”。
但刘健康打过交道的、远远不止是武昌鱼，他是我国淡水生态学的奠基人、鱼类实验生物学的主要开创者，研究过的鱼类很多。
早在1944年，27岁的刘建康就揭示了“鳝鱼卵刚孵出时全是雌性，长大后逐渐变成雄性”的奇特现象，被国际生物学界评论为“打开了一个新颖研究领域之门”。
作为我国“四大家鱼”的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是四大淡水鱼类，刘建康统统都研究过：他成功进行了草鱼和鲢鱼的人工授精和孵化；成功过地给未充分性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催情，使其提前产卵；成功地实施了饲养鳙鱼、鲢鱼治理东湖的生物操纵方案，使东湖水质得到改善；成功地通过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等措施，实现了东湖渔业的增产和稳产……
在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之后，刘建康将调查范围扩展到了整个长江流域，经过20余年研究，于1976年完成《长江鱼类》一书，40余万字、记录了200多种鱼类的生长习性。这是中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
2017年11月6日，刘健康先生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100岁。据知情人透露，先生90岁时还每天5点钟按时起床步行1小时；饮食习惯上，除了每天补充一颗维生素D，喝点葡萄酒外，其他保健品一概不吃。
值此忌辰，如去愿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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