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复辟：府院之争背后军事博弈，张勋如何被北洋"大佬"当猴耍？|帝制|张勋|段启瑞|王士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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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6月28日，另一位参与复辟帝制的主要人物，前清时代维新运动的旗手和保皇党的领袖康有为应张勋之召也秘密地来到了北京，住进了张勋的寓所，日夜策划，献策六项：

①实行虚君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万不可复大清朝号；②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归内阁，避免府院冲突，为争总统而起革命；③国务总理请徐世昌担任，各省军队长官暂勿更动；④徐州现有兵三万，宜调一万入京，一万守徐州，一万分济南、德州间，握津浦路；⑤段祺瑞居心难测，当挟入京，监视之，不可留之于外；⑥遗老知识短，不明世界大势，用之宜认真审慎。

至此，帝制复辟已经进入了实际部署的阶段了。在与康有为同时入京策划复辟的人物中，除了北洋系骨干分子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等人外，大多是一些前清的遗老名宿，其中如：

原直隶提学使劳乃宣、原学部副大臣刘廷琛、原吏部主事胡思敬、原湖南布政使郑孝胥等人。

1、张勋复辟的闹剧

自辛亥革命之后，这些人分别蛰伏于上海、天津、青岛、大连各地，或著书立说，或呼朋引类，积极地鼓吹和策划着帝制复辟。而此次张勋领衔发起的复辟活动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便各自闻风而动，麇集到了张勋的周围，并成为张的死党。

在复辟的策划期间，张勋信心十足地向这些遗老们表示，此次复辟：

“外交已有把握，冯国璋、陆荣廷均表同意，并有电来催，各省督军们也一致拥护。”

他同时向一些对复辟持有怀疑和观望态度的京城内的官员发出气势汹汹的恫吓，扬言：

“段祺瑞手中无兵，何足介意”；“你们同意，则立开城门，放我兵马进来，否则请各归部署”。

在其威逼下，守卫京城的军队只得乖乖地打开了城门，将张勋的辫子军放入了北京。

1917年7月1日晨，张勋率包括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沈曾植、劳乃宣、阮忠枢、胡嗣瑗、万绳栻等在内的数十人一行，同入清宫，进谒溥仪。

是日晨九时，张勋等人在进谒溥仪后，即假冯国璋、陆荣廷等人的名义，奏请准许黎元洪“归还大政”，并拥出溥仪，宣告复辟；随后即自署官号，而且监视了黎元洪。

与此同时，张勋派王土珍、江朝宗、梁鼎芬等为清室代表，李庆璋为张勋的私人代表，再次赴总统府向黎元洪声明复辟帝制的必要，请其“奉还大政”，再次遭黎拒绝一溥仪的师傅、黎元洪的儿女亲家、前清山西巡抚、弼德院顾问大臣陈宝琛提议，由溥仪赐黎元洪死刑，但遭溥仪拒绝——事实上，此时的黎元洪已怀抱着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大印，匆匆地躲进了日本公使馆。

为了保持复辟的武力后盾，张勋在宣布复辟的同一日，特地说动溥仪，授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并令其火速率兵入京勤王——这封盖着“法天立道”御玺的圣旨刚出京城，便被段祺瑞的讨逆军查获，因此并未送到张作霖的手里。

1917年7月1日的复辟登基诏书出自于康有为之手。复辟当天，上谕改民国公元纪年为恢复清廷年号，以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溥仪皇帝自即日起正式“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

在这封诏书中，张勋、康有为等人不但对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政体极尽了诬蔑和诋毁之能事，而且装腔作势地为这个“君主立宪”朝廷拟定了“皇帝规范九条”，其中包括：

定大清帝国宪法，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于舆论；限定皇室经费（定每年四百万元）；禁止亲贵干预朝政；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承认北洋政府与宣统九年五月前与各国之既签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即行废止民国所行之印花税，并着各省督军查明奏请分别裁撤各项苛细杂捐；废止民国法律并恢复宣统元年刑律；赦免政治犯；‘禁除党派恶习’，允许臣民确定是否留发…

同一日以复辟朝廷名义颁布的其他诏书同样均出自于张勋和康有为之手，而这些诏书的内容除宣布宣统皇帝的重新即位之外，大多为封官授爵，奖赏参与复辟的有功人员，内有：

一、以“自动奏请归还国政”，赐黎元洪一等公，“以彰殊典”；二、特设立内阁议政大臣，并设阁丞二员，“其余京外员缺，暂照宣统初年官制办理，现任文武官员，均着照常供职”；三、特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四、授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五、授各部尚书：以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尚书；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六、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再加封徐世昌为太傅；七、授各省督抚：以张勋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其余各省原督军一律改称巡抚，惟朱家宝授民政部尚书，其所任直隶省长一职改为直隶省巡抚，以曹锟任之；安徽巡抚以倪嗣冲任之；原江苏省省长齐耀琳为江苏巡抚。

同日的“上谕”规定，原象征中华民国的国旗五色旗于国体变更当日被取缔；因国体变更，居民一律悬挂黄龙旗。

2、张勋复辟的现场

被糊里糊涂拥上了皇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在其回忆中，记载着复辟当日凌晨，京城的警察到处强迫居民悬挂黄龙旗的情形：

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黄龙旗，居民没有办法，只得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有见过的清朝的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象是从棺材里跑出来的人物；报馆里出现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在这种奇观异景中，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六个子儿买古董呢！这玩意过不了几天就要变古董，六个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呢。
这时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的袍褂成了刚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假发辨。我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紫禁城里的袍袍褂褂、翎翎顶项，人们的脑后都拖着一条辫子。后来讨逆军打进了北京城，又到处可以捡到丢弃的真辨子。据说，那都是张勋的辨子军为了逃命，剪下来扔掉的。

辫子和黄龙旗在一夜之间成了北京一道最为奇特和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各式各样的黄龙旗，包括布做的和纸画的，挂满了北京的大家小户，就连用来装敛死人、价值仅仅20元一套的寿衣，也被新贵们当作朝服的代用品，用120元的高价抢购一空。

当时的辫子在北京不但成了复辟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代表着一种身份和特权。从7月1开始，人们只要有了这条辫子，在北京城里坐车就可以不给钱；买东西就可以不付款；强奸女人就可以不犯法；而对于那些敢于谈论复辟之非的人，辫子兵就可以一律“格杀无论”。一些蛰伏于各地已久的前清大小官吏们，闻讯纷纷涌入北京求个一官半职。

据载，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出后：

凡年满六十，在前清曾任二品以上官吏，无不趋跑恐后，匍匐来京，躬诣宫门，恭请圣安，或辗转托人，通行于南河沿张大臣之府第。所有招游过市之马车，皆翎顶辉煌，衣冠楚楚。
身穿开气亮纱袍者有之，加补服者有之。即东西车站每次抵京之火车，所满栽来之客，亦皆须发皓然之老翁。有识者则指于道旁曰：此某尚书也，此某待郎也，某巡抚也，某关道也，某翰林编修也。彼辈携手下车，扬扬德色。而一时南河沿、打磨厂一带之旅馆客寓，大有在坑坑满，在谷谷满之慨，可谓热闹极矣…

北京城内正在上演着一场活灵活现的复辟群丑图。而高举着黄龙旗的北京市民却因此陷入了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物价高涨，纸币飞速下贬，商店停止交易。原来可以换120枚银元的纸币在复辟后只能兑换银元60至70枚；“铜元票亦跌出八折，甚至拒而不用，中行钞券换铜元七十二三枚，交券仅六十枚”。至7月6日，段祺瑞的讨逆军与张勋的辫子军开始接战的消息传来时，北京城中“各商店对于中、外钞票即拒不用矣”。

3、打错了算盘的张勋

按照张勋最初的设想，只要他在北京一发动复辟，他在徐州结成的督军团的盟友们，甚至包括段祺瑞、冯国璋和远在西南的陆荣廷在内，都将闻风而起，助其实现复辟大业。

但是，出乎张勋意料之外的是，北京国体变更后，不但大批在复辟事件中受到封赏的地方督抚们，对于复辟保持着极端冷静的态度；而且，从复辟的第一天便开始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反对复辟声潮，已经向张勋表明，他中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一个大大的圈套，不但冯国璋通电解释，“署名”系被捏人“并未许可”。而且段祺瑞也发表通电，坚持否认自己曾参预过张勋的复辟“逆谋”。

在继袁世凯之后，张勋再一次“爬到火炉上去了”。及至6月3月，皖系段祺瑞和直系曹锟、吴佩孚在天津马厂和保定组织东西两路讨逆军，誓师“讨逆”时，张勋的一场“复国元勋”的好梦也就做到头了。

在北洋政府内部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中，最早对于张勋复辟表示出强烈反抗态度的是黎元洪。

复辟当日晨，为了给帝制派的复辟狂们脸上贴金，张勋曾再一次派出梁鼎芬来到总统府游说，敦促黎元洪公开通电“奉还大政”。

又一次遭到黎元洪的拒绝。而恼怒之中的张勋遂径自盗用黎元洪的名义，捏造了应黎元洪“奉请归政”、“实行复辟”的上谕，并因此赐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

但是，张勋的这个伪谕一出，黎元洪便立即向各界发表了公开通电，坚决否认自己有请“归政清室”之举，并明确提出：

“吾国由专制而为共和，实出于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

黎元洪这个与当日复辟朝廷上谕针锋相对的通电无疑是对张勋等人最为有力的一击。在通电当日，黎即乘机逃入日本使馆，并密派亲信丁槐南下，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印信携至上海，转交副总统冯国璋。同时电请冯出任民国代总统一职。

在同一日的另一封通电中，黎特任段祺瑞“总理国事”，并要求在副总统未经正式代理以前，“一切事机由段总理便宜处理，一切印信事件，业径送津，请段总理暂行摄护”。

一场轰轰烈烈的府院之争，终于以张勋的帝制复辟而再度告一段落。而经过这一场变乱之后，原先不可开交的黎、段两方终于再次捐弃前嫌，站到了一起。靠着黎元洪的这个通电，北洋政府于复辟两日后下令，准予国务总理李经羲免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而冯国璋亦于一周后，正式发布了代理大总统的就职通电。

至此，冯、段二人均达到了事变前的预期目的。接下来便是如何将张勋驱逐出京，恢复北洋政府的旧秩序了。而此时的黎元洪虽然在道义上得到包括段祺瑞在内的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声援，但却已成了下令解散国会的罪人，并陷于复辟军队的包围之中，不得已而只身栖藏于日本公使馆一事实上，在这场府院之争中，他是第一个输得精光的人。

下一个注定要输得精光的人便是张勋。

4、对张勋的声讨

按照最初的设计，盘踞在天津的段祺瑞对于张勋的复辟早已虎视眈眈地预筹了“善后之方”。复辟事件次日(7月2日)，段祺瑞便在与复辟朝廷的弼德院院长徐世昌作短暂的磋商之后，偕同靳云鹏、张志潭、梁启超、汤化龙等一批皖系中坚人物和进步党的骨干，由天津匆匆赶赴马厂，布置武力，组织讨逆军，开始了对张勋的讨伐。

在同一日由段祺瑞发表的讨伐张勋的檄文和通电中，段不但掷地有声地斥责了张勋“怀抱野心，阳托调停之名，阴行篡窃之备”的复辟行径，同时，还对张的个人品质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

在段祺瑞这封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表的布告中，尤称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出身灶养，行秽凶顽，便佞希荣，渐挤显位”，称7月1日的复辟事件“颠覆国命，震扰京师，天宇晦霾，神人同愤。”

段祺瑞讨伐张勋的这封檄文，无疑是当时举国一片反复辟浪潮中最有影响的通电，不难发现，从这样措辞严厉的谴责中，我们再也不会看出段祺瑞本人在事变之前与张勋以及此次复辟有任何的瓜葛和牵涉。

而在复辟之后轰轰烈烈的反对复辟的运动中，段祺瑞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无疑再次成了恢复中华民国和维护民主共和的领袖人物。只是这封通电与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张勋、康有为于事变之后在外国使馆中发出的通电，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就相去太远了。而相较之下，张、康二人不约而同的口径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了。

与段祺瑞通电同一日的另一封通电是冯国璋以中华民国代总统的身份发出的。这是张勋、康有为在前述通电中公开点名提到的参与策划过复辟事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

在这封通电中，冯国璋不但表示了自己反对复辟的旗帜鲜明态度，并明确倡言：

(张勋)无故称兵，闾阎惶惑，分裂之端，已兆生民之祸，是谓不仁…乃孤狸狡猾，反复无常，欺诈同胞，蔑视国法，是谓不信。若任其横行，不加声讨，彼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縻。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是用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刻日兴师问罪。

在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张勋复辟的问题上，冯国璋和段祺瑞很快便取得了高度的一致。7月4日发表的关于讨伐张勋的冯、段二人的联名通电，不但是在袁世凯死后，这两位北洋巨子第一次公开地站到了一起，而且同时期的军事部署也表现了直、皖联手，共同击退张勋的形势。

在同时期公开的“讨逆军”阵势中，直、皖两系一致公举段祺瑞为总司令。在天津设立总司令部，以皖系中坚段芝贵为东路军司令，率北洋第八师李长泰部、第十六混成旅杨桂堂部沿京津路西进；直系干将曹锟为西路军司令，辖北洋第三师曹锟部、第二十师范国璋部沿京汉路北上。

继此之后，北洋十一师张永成部宣布参加讨逆，遂与北洋第十二师陈光远部联合，组织讨逆军中路军，以陈光远为司令。

讨逆军东、西、中三路计18旅57000余人，对张勋辫子军实行大包围。和张勋不足3000人的辫子军相比，讨逆军在人数和实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与此同时，直、皖系中的其他一些人物，如浙江都督杨善德、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亦先后发表通电，宣告出师讨逆。而天津的讨逆军总司令部成立后，东、西两路讨逆军遂即正式向北京发起进攻。

7月5日，讨逆军与张勋军正式交火，西路曹锟部于7月5日占领卢沟桥，东路段芝贵亦于同日占领黄村。

7月7日，东路段芝贵军与张勋部激战于廊坊，西路军各队及陈光远、吴长植等军从后面夹击。张军大溃，讨逆军遂进占丰台，并开始向京郊逼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