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的朋友圈|书法|八大山人|朱文|朱耷|贯休|跋文

《个山小像》上的饶宇朴究竟是谁？

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里有一尊八大山人的铜像，这尊铜像的人物造型和装束是作者臆想而成的？显然不是，铜像是依据《个山小像》而作。那么《个山小像》上的饶宇朴题跋中，缘何会对八大山人的身世家底摸得如此清楚呢？饶宇朴又是谁呢？

49岁的八大山人画像

八大山人纪念馆内立着一尊铜制的清癯老人像。5月17日，该馆陈列展览部主任彭琮娉告诉记者，这尊八大山人立像完成于1986年，当时广东雕塑家唐大禧以《个山小像》为蓝本所创作。

《个山小像》于1954年在奉新县奉先寺内被发现，后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959年拨回南昌青云谱，现藏八大山人纪念馆，是目前发现唯一的八大山人写生画像。画中，八大山人没有发须，身裹粗服，典型的空门僧人形象。与铜像不同的是，画中八大山人将斗笠戴在头上。

个山为八大山人名号之一，生于1626年，卒于1705年，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九世孙。清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清军破九江攻南昌，江西藩王子孙多被杀，或“窜伏山林”以避难。时年19岁的八大山人遭遇“父随卒”、“妻、子俱死”的残酷现实。从此，他遁入佛门，法名传綮，开始了“赢赢然若丧家之犬”的逃亡生活。几个关键阶段的经历，世人知之甚少，或语焉不详，成为不解之谜。

第一跋：“个山小像。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钤印：发堀（朱文）、释传綮印（白文）、刃庵（朱文）

《个山小像》上，八大山人自题：“个山小像。甲寅蒲节后二天，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牒谱学者饶国平告诉记者，“蒲节”就是端午节，“甲寅”指1674年（康熙十三年）。《个山小像》作于1674年端午节第三天。这一年，八大山人49岁。

从1675年至1678年的3年间，八大山人先后在这幅《个山小像》上记下自己和朋友圈题写的文字，朋友圈里最亮眼的就是饶宇朴。为什么这么说呢？研究八大山人30多年的专家萧鸿鸣告诉记者，饶宇朴不是第一个《个山小像》题跋者，但八大山人将题跋最佳位置留给了饶宇朴。而且，1677年（康熙十六年）秋，52岁的八大山人从奉新带着这张《个山小像》前往介冈饶宇朴家，在介冈菊庄请饶宇朴题跋，可见关系非同一般。

萧鸿鸣说，当时饶宇朴已知晓八大山人的真实身份，他在跋文里说：“个山綮公，豫章王孙贞吉先生四世孙也。”饶宇朴还知道八大山人的详细经历：“少为进士业……戊子现比丘身，癸巳，遂得正法于吾师耕庵老人。”

不但如此，萧鸿鸣还表示，饶宇朴和八大山人实际上都是耕庵老人的弟子，饶宇朴为师弟。从此跋文来看，八大山人的出家时间确定为“戊子现比丘身”，也就是1648年（顺治五年），这一年八大山人22岁。“癸巳，遂得正法于吾师耕庵老人”中的“癸巳”，指1653年（顺治十年），八大山人27岁。

虽然关系亲密无间，饶宇朴的记忆还是出了点小问题。萧鸿鸣说，八大山人在饶宇朴的跋文中“豫章王孙贞吉先生四世孙也”的“四世”圈画掉了。经考证，八大山人实为豫章王孙贞吉先生之孙。饶宇朴的跋误将八大山人的辈分弄小了一辈。

机缘巧合找到“介冈”

那么，饶宇朴是谁？他和八大山人是什么关系？缘何会对八大山人的身世家底摸得如此清楚？

萧鸿鸣前后花了30多年研究八大山人，往返于南昌县、奉新县等地。最初，他查到饶宇朴是明清时期“钦风乡三十八都介冈村”人。史料记载，钦风乡就是今日进贤县。1998年4~5月间，萧鸿鸣专程赶往进贤和南昌反复寻访，发现“钦风乡”和“三十八都”的行政建制已撤销2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介冈”村的归属多次在两县之间划来划去，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也对“介冈”一无所知。

今天的南昌县界岗地理位置图

10年后的2008年，因两名饶氏后人对“介冈”的讨论，事情才迎来转机。饶氏后人、谱牒学者饶国平和湖北武穴一名饶氏后人饶有武，是此次讨论的主角。饶国平告诉记者，他一直研究饶氏文化。2008年，在和湖北武穴的本家饶有武探讨时，他得知饶有武祖上在江西介冈，后迁至湖北。当时，两人都不知“介冈”在哪，于是网上发帖寻找。家住进贤文港的文友王安标发现了该帖。文港和现在的“界岗”相隔不远，他觉得“介冈”很可能就是现在的“界岗”，恰好他认识萧鸿鸣，于是将帖子转发给萧鸿鸣。

萧鸿鸣立即赶往南昌县界岗，考证确定古“介冈”即今“界岗”。

八大山人在介岗隐居的鹤林寺遗址，在遗址可以看到，两面残墙，其中一面为明代晚期建筑风格，墙中有一个完好的门洞，这里是鹤林寺的正门。再往里，还有一处残墙。若没有地面的一些砖块，和这两面苦苦支撑的古墙，恐怕都很难辨认出这里曾是“八大山人”朱耷的出家地。

历时十年揭开饶宇朴面纱

萧鸿鸣告诉记者，他连续翻阅该村《饶氏十修族谱》后，查到了记载：饶宇朴生于1629年，卒于1689年，字将文，一字蔚宗，号（huò）庵，别号鹿同。这与道光《进贤县志》的记载“饶宇朴，字蔚宗”相符。

《饶氏十修族谱》记载，饶宇朴是“世居介冈”的饶氏后人第十九世孙，其祖父饶景曜、父亲饶元珙均为明代进士。饶宇朴生于两代进士之门，“少聪颖绝人，读书目数行下”，才名均在饶氏兄弟之上。当时饶宇朴年轻气盛，决心光耀门楣，但桀骜不驯的孤傲性格使其在仕途屡遇挫折。顺治十七年（1660年），31岁的饶宇朴参加乡试，因试卷中“斤斤四字”之“微瑕”而名落孙山。初涉人世即遇坎坷，失意的饶宇朴游历于僧俗之间，最终与八大山人“同门”于鹤林寺主持耕庵老人座下。

既是“同门”，说明饶宇朴与八大山人是佛友。此外，饶宇朴别号鹿同，与《个山小像》中所记述的“法弟饶宇朴题并书”相契合，可确证为同一人。

值得一提的，因为介冈，萧鸿鸣和饶国平结缘成师生。2010年，凝聚了萧鸿鸣数十年心血的《八大山人在介冈》正式出版。2016年，由饶国平所著，涉介冈饶宇朴及八大山人的《饶氏春秋地名考》也厚重出版，由此打开了八大山人在介冈十五六年的生活秘密。

两人关系匪浅亲如兄弟

饶国平告诉记者，52岁的八大山人能前往界岗找到比自己小3岁的饶宇朴，将生前画像《个山小像》的正中上方留给他作跋，足以说明两人关系匪浅，亲如兄弟。

饶国平说，界岗原称介岗，古属进贤县三十八都钦风乡。八大山人把“介岗”二字各去掉一部分，艺术衍变为“个山”，或许隐喻国破家亡、山崩地陷之心境。由“介岗”到“个山”的暗喻是：介，大明已灭，家破人亡，父亲妻儿已死，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成“个”；岗，国破山河倾，天翻地覆，改朝换代，去山留“冈”。

八大山人遁入佛门师从鹤林寺主持“耕庵老人”后，别号“刃庵”；饶宇朴别号“ 庵”，同样师从“耕庵老人”为俗家弟子；饶宇朴的弟弟饶宇藻别号“理庵”。师徒四人，均以庵为号。在饶国平看来，作为明代王孙，八大山人正在躲避清军追杀，饶宇朴和饶宇藻兄弟以“庵”为号，除表明佛门弟子身份，还有为八大山人打掩护的意图。

“朱耷，耷，即驴的俗写字，驴比马、骡的耳朵都大，因此大耷喻驴。饶宇朴别号鹿同，与八大山人两人，一个自比鹿，一个自比驴，是两人亲如兄弟的又一见证。”饶国平说，八大山人的不少书画以鹿为主角，如《群鹿图》《柏鹿图》《椿鹿图》《松树双鹿图》等，原因或许是以此寄念“鹿同法弟”饶宇朴。

饶宇朴为《个山小像》所写的跋：

“个山綮公、豫章王孙贞吉先生四世（原像‘四世’两字上有墨圈）孙也。少为进士业，试辄冠其侪偶，里中耆硕，莫不噪然称之。戊子现比丘身。癸巳遂得得下法于吾耕庵老人，诸方藉藉，又以为博山有后矣。间以其绪于为书，若画口（若）诗，奇情逸韵，拔立尘表。予常谓：个山子每事取法古人，而事不为古人所缚，海内诸鉴赏家亦既异喙同声矣。丁巳秋，携小影重访菊庄，语予曰：‘兄此后直以贯休、其己目我矣！’咦！栽田博饭，火种刀耕，有先德，?头边事的翁里，何曾失却！口口予且喜，圜悟老汉脚跟点地矣。鹿同法弟饶宇朴题并书。”钤印：鹿同（朱文）、西江弋阳王孙（朱文）、宇朴蔚宗（朱文方印）

这一跋为八大友人饶宇朴所写，饶氏有一庄园名为菊庄，在江西进贤县介岗，八大山人出家后主持的“耕香院”也在介岗，且与菊庄毗邻。跋中“四世”二字为饶氏误写，后被八大圈去。时间为康熙十六年（1677）。饶宇朴的跋非常清楚地指明了八大山人的身份——“豫章王孙贞吉先生四世孙”，同时还指出其于“戊子现比丘身”，即在顺治五年（1648）剃度为僧，“癸巳遂得得下法于吾耕庵老人”，即顺治十年（1653），在进贤灯社正式拜耕庵老人为师。

饶宇朴的跋，不仅交代了八大山人的世系、剃度、拜师的确切情况，还对他的禅宗造诣及书画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还说：康熙十六年（1677）年秋天，八大山人带着《个山小像》再次来到菊庄，对我说，以后请直接以贯休、齐巳这样的人看待我。”为何要这样说呢？饶宇朴似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于是大为感慨，不禁“咦……”了一声。

贯休、齐巳都是唐代有名的僧人，但却并不专注于禅林中的刻板修行，而是善于携诗画云游十方，八大山人此时对饶宇朴说出这样的话，意思再明确不过：从顺治五年（1648）剃度到如今（1677），已经快三十年过去了，他实在不愿意再停留在寺院里，而想携书画去云游天下。

八大山人佯癫还俗有同谋？

四县交界而成介冈，曾隶属抚州，深得临川文化熏染。八大山人在抚州突发疯癫步行至南昌，是真疯还是假疯？如果是假疯，他有同谋吗？

因书画而相知相交

八大山人在介冈交往的最重要人物无疑是饶宇朴。饶宇朴比八大山人小3岁，是耕庵老人在介冈鹤林寺时的俗家弟子，因此，饶宇朴在八大山人的生前画像《个山小像》上的跋文署款为“法弟”。

萧鸿鸣告诉记者，饶宇朴与八大山人的初识，应该是在顺治八年（1651年）前后。当时，八大山人在介冈常住。自八大山人“得正法”后，饶宇朴与耕庵老人、八大山人一起，前往白狐岭游览唱和。饶宇朴也非常擅长书法，真草隶篆无体不工。从这点来说，饶宇朴在八大山人隐居介冈的十几年里，对诗书画艺的切磋，是两人相知相交的基础，也是两人相知相交的主要话题。

此外，饶宇朴与八大山人的相知相交，还因两人的内心深处有着相同的巨大创伤。八大山人父亲、妻、子都因国变而死，饶宇朴的父亲和哥哥，也因国变而亡。加上两人又同出耕庵老人门下，且两人有相同的爱好，使得这种交往和友谊，一直保留到两人先后去世。

可以说，隐居介冈期间，饶宇朴是八大山人与之交往最为频繁的人员之一，并且在八大山人的朋友圈中，稳居“铁杆”之位。这一点，八大山人离开介冈10年，携《个山小像》重访饶宇朴的介冈菊庄，并在小像最重要的正中上方，预留给饶宇朴作跋文，可谓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而通过跋文也可知，在两人几十年的交往中，饶宇朴不仅是了解八大山人身世、经历的人，还是真正进入八大山人内心、深知八大山人欢愉与痛苦，并为之提供帮助的知己、知音第一人。

还有一个铁证，就是八大山人将关系到自己后半辈子的一个人生大秘密，和盘透露给了饶宇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

萧鸿鸣说，这个秘密就藏在饶宇朴为《个山小像》所作跋文的后半部分。

隐藏秘密的“介冈谈话”

饶宇朴的跋，后世研究界多对其前部分有涉，对后半部分晦涩的文字，或言之太远，或绕道而行。对此，萧鸿鸣贯穿前后文，进行了考证。

跋文的下半部分内容，以八大山人重访介冈菊庄为开头。因为这次两人的重逢，八大山人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当饶宇朴听了八大山人说要做贯休、齐已后，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咦”的惊叹！饶宇朴在跋文中，是这样记录这段谈话的：“语予曰：兄此后直以贯休齐已目我矣。”

这是饶宇朴以言之凿凿的文字，记录了八大山人对饶宇朴说的原话。

贯休、齐已两人虽都是唐代僧人，但其用心所在，并不专注禅林法道的刻板修持，而是以诗书画云游四方，非以一方禅门的头陀身份闻名于世的人物。八大山人以“兄此后直以贯休齐已目我矣”告知于饶宇朴，可见贯休、齐已在八大山人心目中的位置，也表明了自己以后不会只在耕香院里别无旁骛地一心专精地修持和求道。

饶宇朴一声“咦”的惊诧语气，不仅表达了他第一次听到八大山人的这个秘密时的情绪，更引来了他对八大山人身处耕香院优越条件的不解。于是，跋文中出现了一段晦涩难懂的文字：“……裁田博饭，火种刀耕，有先德钁头边事在瓮里，何曾失却？”

萧鸿鸣解释说，“在瓮里”系出禅门话头，是指“瓮中之鳖”“唾手可得”的意思。

当时，八大山人已有耕香院这块赖以生存的“福田”，所以饶宇朴对八大山人将要放弃这些充满了疑虑。但是，两人一定是进行了长久的交流，八大山人将自己的心声吐露给饶宇朴后，饶宇朴的内心终于得到释然。

自此，饶宇朴“予且喜”，并理解性地把跋文续写了下去：“圜悟老汉，脚跟点地矣！”“圜悟老汉”是指宋代禅师圜悟克勤，“脚跟点地”在禅门中用以比喻“本来自我”。饶宇朴在明白八大山人的想法后，用“脚跟点地”作为自己对该事件的评语，写在这段跋文的最后，目的是说，八大山人此时已得到了禅门“行住坐卧中皆行佛道”的真谛。

参与还俗“癫狂计划”

虽然《个山小像》在客观上是以“高僧像”的形式留存于佛门，但其所有的题跋，却可以看出八大山人遁入佛门的动机，从一开始的避难剃度，到最后的“癫狂”还俗，可以说，他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要做一个禅门的大头陀。是“国变”的严酷现实、是禅门的机缘、是生存所迫，这才使其不得不在禅门隐遁。

一句话，八大山人在禅门30多年，他并没有为禅门佛子们留下任何具有佛门意义的贡献和遗产。其遗留在佛门与禅门有涉的、唯一的《个山小像》也仅仅是他在为自己的返俗而做出的一种个人交代，而非是作为禅门特殊意义的释家交代。

这一点，从他还俗之时并没有将《个山小像》带走，而是留在佛门，便可说明。

“还俗是八大山人认为其避难的目的已经完成，需要去做一个“太平时代自由身”的贯休、齐己的时候了。”萧鸿鸣说，八大山人将《个山小像》携往介冈重访菊庄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饶宇朴，自己即将还俗，以一个“不占道场”“不建寺庙”“得真谛”的“自在”之身，做一个行住坐卧皆修行的贯休和齐已，做另一种禅门佛弟子。

八大山人由癸巳在介冈“得正法”，到丁已在菊庄告知饶字朴有还俗之念，历时24年。

此后，尽管八大山人在耕香院过着条件相对优越的生活，但此时的耕香禅院，仅仅是八大山人寄皮囊于此、徒有虚名所在。他的心思，早已回到了“吾家在滕阁”的南昌城了。

因此，八大山人在菊庄与饶宇朴进行了一次颇为深刻的“介冈谈话”。

而这次谈话，不仅隐藏了八大山人此后去向的一个巨大秘密，两人还商定了“癫狂计划”。

成在介冈去也在介冈

康熙十八年（1679年），八大山人与饶宇朴一同赶往临川，参加了县令胡亦堂举办的“梦川亭”诗会，八大山人并由此在临川逗留年余。此间，八大山人时而“装聋作哑”，时而“意忽忽不自得”，时而“忽大笑，忽痛苦竟日”举止怪异。

经过这个“癫狂”期后，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大山人终于“裂其浮屠服焚之”，将“癫狂还俗”计划付诸实施并彻底完成。“癫狂”的八大山人，也终于回到了念念不忘的“吾家在滕阁”南昌城。

从此，他开始以“八大山人”为号，开启了画圣新的艺术之路。数年后，八大山人娶妻，并育有一女，后来嫁往了新建县（今新建区）的南平。

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大山人重访菊庄，与饶宇朴共同制定还俗计划，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计划实施，整整4年。

可以说，八大山人以“癫狂”的极端手段还俗，是八大山人与饶宇朴在介冈菊庄共同策划的。八大山人与饶宇朴在菊庄进行的“介冈谈话”内容，就是在自己即将还俗、需要直面世俗“僧道娶妻”这一严酷的制裁法律面前，“如何还俗”的内容。

尽管预谋周全，但还是瞒不过与八大山人熟悉的朋友，有人说他“佯狂”，世人也多有怀疑，但八大山人“癫狂”还俗的目的，最终还是实现了。

剥离《个山小像》上跋文晦涩、隐讳的外衣，八大山人与饶宇朴在介冈菊庄的谈话，以及将“癫狂还俗”计划付诸实施，是八大山人在《个山小像》上用“不立文字”的手段，再次传递给后人的。

对此，萧鸿鸣说，八大山人由介冈而在禅门声名鹊起，也在介冈向饶宇朴交代其后半生的去向，这对八大山人来说，真可谓是“成在介冈，去也在介冈”。

《传綮写生册》中的画作《西瓜》

《传綮写生册》出自介冈？

介冈林茂水白，草木旺盛。十五六载的丛林生活中，八大山人除了品茶诵诗，游走山野，还画了众多作品。那么，令人惊艳的《传綮写生册》是他在饶氏家族的庇护下出自介冈吗？《荷花图册》又出自何时何地呢？

翰墨问道，在书画中修行归璞

5月的暖风，吹过介冈，鹤林寺后面的竹林松海，枝丫摇曳，沙沙作响，仿佛在讲述着八大山人的过往故事。故事里，有最为后世所推崇的书画。

三百多年前，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使中国绘画史上涌现了一批“抑塞不拔”的美术“怪杰”。他们在艺术上不苟合取容，敢于突破前人窠臼，将生活中的真情实感融入书画之中，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八大山人就是以其精练纵恣的笔墨和独创的飘逸、冷峻画风，抒发他那倔强的不言之意，而受到时代的高度评价，由此而成为中国乃至东方书画艺坛的革新巨擘。

在八大山人遁入佛门的36年当中，隐居介冈之灯社鹤林寺的经历，是极为重要的一段。那么，八大山人在介冈生活了十五六年，这期间，八大山人在“侍佛”之余，到底创作了哪些作品？又有哪些作品被存留下来了？

萧鸿鸣告诉记者，八大山人在介冈鹤林寺十五六年的修行，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僧人，还是一个主持头陀，他在佛门的诗、书、画、印并不是以艺术家的身份立于鹤林寺。他这一时期的书画创作，仅仅是侍佛之外的“业余爱好”。

从八大山人的身世来看，天潢贵胄的他，8岁就能作诗，10岁左右获封明宗室“辅国中尉”爵位，18岁时放弃爵位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获得秀才头衔。如果不出意外，日后他很可能以自己的勤奋加智慧，走出一条前途光明的康庄大道。然而，“甲申国变”将他的梦无情的击碎了，在亲人相继遇难的血腥恐怖中，他被迫遁入佛门以避追杀。

隐居介冈后，相对平静的佛门生活，也难以消解他对自我命运的忧愤。如果说，禅是乱世志士的智慧修行，那么，对于八大山人而言，书画同样是修行问道的途径，承载道法的器具。他在笔行墨运之间，领悟浮幻人生的生死流转，寄寓并释放内心的忧思和悸动。

借以写生，倾吐和宣泄身家巨变的记忆

据萧鸿鸣考证，世人目前可以看到的八大山人最早的传世作品，是他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冬至所作的《传綮写生册》。

这一年，八大山人在介冈继席耕庵老人做鹤林寺的“灌园长老”。而《传綮写生册》上，也是八大山人身为“灌园长老”身份、纪年、地点明确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綮写生册》也是八大山人为自己在介冈当“长老”做住持的纪念之作。

萧鸿鸣告诉记者，八大山人初作《传綮写生册》，既是为了当时禅门生活安定后与释门师友以画说禅交流所用，也是借此写生题诗为契，抒发自己对时境的感慨。册中诗跋是以画引诗，以诗抒意，多以禅门曹洞、临济家法俚语，描述遁入空门后领悟禅锋的思境，以及三十四岁以前“窜伏山林”悲凉凄苦的逃亡生活。

《传綮写生册》共计十五开。其中，瓜果、花卉、玲珑石、松等画作十二开；书法三开，楷书、章草、行书、隶书于各页题诗偈十首。其款署有：“乙亥畅月广道人题”、“灌园长老题”、“画于灯社之松海”、“灯社释传綮书”。

“雪衲”白文方印，高3.4厘米，印面边长1厘米见方，四角磨秃。青田石，单刀浅刻行草边款“越馀郁守白为雪个禅兄两行十字，镌刻流畅。

《传綮写生册》中盖有雪纳印章的画作

其使用的印章有“雪衲”（白文方印）、“个字”或“丁字”（朱文方印）、“释传綮印”（白文方印）、“刃庵”（朱文方印）、“钝汉”（朱文椭圆印）、“刃庵”（朱文扁方印）、“綮之印”（白文扁方印）、“枯佛巢”（白文方印）、“净土人”（白文方印）、“灯社”（朱文长方印）共计10枚。

书画，画的是人生，是情趣，是心境。萧鸿鸣认为，在这套作品中，八大山人终于将这段从金枝玉叶的王孙到隐姓埋名的逃亡者的刻骨铭心的记忆，用书画的表现形式，给予了倾吐和宣泄。由此可见，这段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是一直笼罩在八大山人心头，影响他在介冈生活的巨大阴影。

触景生情，介冈荷花成灵感源泉

《传綮写生册》是八大山人书画创作起步时期的标本，也是八大山人书画艺术的源头。

据萧鸿鸣认定，八大山人在介冈的十五六年中，所创作的作品除了《传綮写生册》还有3件，分别是上海博物馆藏《花卉册》十开，重庆市博物馆藏《芙蓉湖石扇面》，美国王方宇、沈慧夫妇藏《传綮荷花册》八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花果图卷》。

其中《传綮荷花册》中的荷花，叶底藏花，花于画外。荷叶的倾向，喜欢画荷叶背面的习惯，都使得《传綮荷花册》成为八大山人一生当中“最佳”的作品。八大山人也确实一生爱荷，他有一枚“何园”印章，“何”即“荷”，表达了他对荷花的喜爱与赞扬。荷花也是他美好灵感的一个不竭源泉，他之后创作了大量的《荷花图》。

那么，《传綮荷花册》中的荷花是有真实的原型，还是八大山人的臆想之物？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介冈其实还真是一个“世外荷源”。在介冈村东面的抚河上，至今蜿蜒数十里的百万亩荷塘，是介冈村方圆百里的传统产业，花开时期，汹涌如潮，香溢百里。

据介冈村的老人们讲述，村里曾有“七星伴月”，即七口大池塘，池塘里均种满了荷花。此外，鹤林寺后面曾有一方小水洼，里面也种满了荷花，只是后来被填平成了田地。如此可以推断，《传綮荷花册》中的荷花，其原型应该就是介冈的荷花。

对此，萧鸿鸣也表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壮美景象，确实曾让300多年前的八大山人在“秋风”中沉醉。在《传綮写生册》中，触景生情的八大山人曾写下了“三五银筝兴不穷，芙蓉江上醉秋风”的诗句，“芙蓉”即指莲荷。

“这让人在面对八大山人大量的《荷花图》作品面前，特别是《传綮荷花册》的创作基础与生活来源，有了切身的感受和联翩的遐想——尽管在介冈是避难，充满了诸多无奈，但面对殊胜的美景和环境，八大山人仍然无法按捺住自己对抚河上随风翻动的‘芙蓉’，而发出了不由自主的赞美。”萧鸿鸣感慨地说，《荷花图册》款署书法风格与《传綮写生册》之二《芋》所题诗书法完全类同，所钤印章“法窟”也均与此间在介冈的时间吻合。因此，从这点看，《荷花图册》也应为《传綮写生册》的同期作品。

介冈灯社，为“海派绘画”祖坛

作为逃亡者，八大山人在介冈借书画以抒怀。不曾想，这种侍佛之余的“业于创作”，竟开启了一个新的绘画流派。

萧鸿鸣告诉记者，八大山人在介冈期间所绘作品，虽然在笔法、墨法上尚显稚弱，但其风格均上承有绪，物有所本，其风格虽然没有还没有完全形成后世公认的“八大山人”自家的体势，但是，他的绘画作品风格，其源头活水发源于兹，其风格形成由此滥觞。

因此，八大山人在介冈时期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在34岁以前书画起步时并不异于常人的训练，又可导河积石，使后人从其在介冈期间的创作中，对他绘画的历程得以溯源和展望。1930年，日本东京美术专门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先生，以独具慧眼的方式提出八大山人为“海派之本”的重要观点。

那么，什么是海派绘画呢？权威的解释是，海派绘画风格特点为色彩运用和以书入画。海派画家们既秉承传统，又接近现实生活，善于将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传统结合起来，描写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将明清以来的写意水墨与强烈的色彩融为一体，形成雅俗共赏的新画风。

萧鸿鸣认为，大村西崖先生这一“海派之本”的观点，是东洋人摒弃满清颓废画风、不带任何偏见和观点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为中国美术史上“海派绘画”找到了源头。因此，介冈灯社的地位，乃是中国美术史上、世界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海派绘画”一脉的发源地，或者说是祖坛之地。

04南昌县拟对鹤林寺考古发掘立项

界岗位于南昌县黄马乡，这里的一些明清文化遗存如今成为县级保护单位。八大山人为何隐遁在饶氏家族的家庙鹤林寺？鹤林寺曾粥锅不冷，粥僧120余人，南昌县会对鹤林寺进行考古挖掘吗?跋文中令人向往的菊庄又在如今界冈的哪块禾田或者丛林中?

鹤林寺残垣断壁

已被纳入文保维修名单

像挣脱了大地的束缚，拱出了封冻的泥土，顶开了冬天落叶的覆盖，露出了尖尖细嫩的春笋一样，隐藏巨大秘密的小山村介冈被找到，为南昌县开发、利用和打造“八大山人”这一“城市名片”，送来了“及时雨”，也为南昌县开启历史文化旅游宝库，送来了钥匙。

因此，南昌县委县政府极为重视这一发现。今年4月24日，还在黄马乡举行了“黄马乡全域写生研讨会”，邀请了萧鸿鸣，以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教授包林，艺术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武洪滨等23名省内外知名艺术家，就黄马乡着眼人文和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进行了智慧的碰撞。

萧鸿鸣告诉记者，4月24日，参加研讨会的艺术家来到黄马乡介冈村，感受了鹤林寺的静谧幽深。当得知东方现代绘画之父八大山人早年曾隐居鹤林寺，并进行了许多书画创作时，艺术家们都感到很震惊，并纷纷表示，要尽快挖掘和保护好这些历史遗迹。

5月16日，黄马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甘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萧鸿鸣老师的考证，从“癸巳”(顺治十年，1653年)前的二三年，到到康熙五年(1666年)在奉新芦田“耕香院”作《水墨花卉》，八大山人已在介冈生活了十五六年。

也就是说，八大山人在介冈鹤林寺隐居时间段，大概是二十四五岁到40岁左右，正值青壮年阶段。可以说，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形成并渐趋走向成熟，都来源于介冈给予他的这段相对平静的佛门生活。不难想象，没有介冈，就不可能有影响中国自清朝267年以来的美术、书法，以及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一大批画坛大师;没有介冈，也就根本谈不上被日本、著名美术史家大村西崖誉为“海派之本”的艺术巨匠八大山人;没有介岗，或许清朝267年以来的中国书画史也得重写。

如今，随着八大山人的出家地(介冈)问题的解决，其将成为南昌县黄马乡发掘文化遗产、生态旅游工程的重要支撑点，为打造黄马乡的文化品牌，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南昌县已在准备对鹤林寺考古发掘立项。

甘霖透露，目前，鹤林寺已被纳入南昌县2018年文保维修名单，考古发掘立项后，还将对鹤林寺及灯社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再现八大山人在介冈的禅门生活场景。

堪称秘境的人文古村

介冈是个什么样的村庄，艰难逃亡的八大山人为何能在此地平静地生活了十五六年?亡命天涯的他，为何在介冈找到了想要的安全感?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在介冈村进行了实地探寻。介冈村位于南昌县东南，经过香樟葱郁的白狐岭，再穿过一大片稻禾轻舞的田野，古村介冈就在眼前。整个村庄沿抚河河堤而建，坐落在抚河弯道，仿佛一处世外秘境之地，安静而有灵气。

刚进村口，即见两尊象征身份地位的、由奇石雕琢而成的闭口狮子，让人感觉这个小山村除了灵气之外，还有一种贵气。随着走访，记者的这种感觉愈发强烈。进入村内，多处建筑的门楼、门楣，均为明清时期的人物、花卉等众多精美的砖雕装饰物，又分别嵌有“兄弟部堂”、“北海延釐”等显赫石匾。此外，村中还存有两口明代古井。

陪同采访的老村长饶国祺告诉记者，介冈饶氏的始祖叫饶竦，宋代熙宁进士，曾做过太守，因得罪了当时推行变法的宰相王安石，后辞官迁居介冈，迄今已近千年之久。在明清时期，介冈村一度非常辉煌，因为位于南昌县、进贤县、临川区和丰城市四地交界之处，且临近抚河，是一个水运发达的交通枢纽地。这样一处地方，开阔了“饶氏族人”的眼界和思想。他们勤事耕读，尊师重教，不少饶氏族人通过科考进入大明朝的官场。

尤其是在明清两代，自明万历二年(1574年)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66年间，介冈饶氏族人先后出了七位进士、数十位举人，“或佐藩宣，或任卿贰”。其中，“兄弟部堂”更是至今仍被传为佳话。“兄弟部堂”中的“兄弟”，说的是饶位、饶伸两兄弟。饶位为万历八年(1580年)庚辰科进士，累官至工部右侍郎。饶伸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累官至刑部尚书。为兄弟俩立匾的人也为身份显赫的朝廷一方大员——巡抚江西都御使包捷。“北海延釐”中的“延釐”，为祝颂语，寓意迎来福祥，能立此石匾的，也多是大户人家。

不仅如此，村里饶氏嫁娶的不乏名门之后。“据族谱记载，饶宇朴的堂弟饶宇栻，就娶了当时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的女儿。”饶国平补充说，由于世代书宦，“介冈饶氏”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

鹤林寺斑驳的残墙

由于人才辈出，身受皇恩，介冈“饶氏族人”还在村里建了家庙以供奉圣旨，这间家庙就是八大山人后来出家隐居的鹤林寺。饶国祺说，那时候，庙里香火旺盛，最高峰时，拥有粥僧120余人。遗憾的是，1978年前后，迫于生计，村里将鹤林寺卖掉了，鹤林寺由此被拆毁，如今只剩部分遗迹。

沿着村庄一直往北，经过村后一座栏杆雕花的古桥后，大片的树木松林和竹海闯入记者的眼帘。饶国祺抬手指着竹影中掩映的屋檐说：“鹤林寺就在那里。”走近之后，眼前是一座具有明清规制及风格的青砖建筑废墟。废墟上，尚残留有一个稍显完整的侧门和一堵约有五六米高，二十米长的残墙。

据饶国祺讲述，残墙是鹤林寺大雄宝殿的墙，墙砖上还写有神秘如天书的“上大”的字样。残墙周围，散落着遍地的破砖瓦砾，青砖边款上书写有楷书“二千”、“上七”、“下六”等字样。废墟后，是一座近年来复建，于2007年10月30日经南昌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审核登记，负责人为“释常和”的鹤林寺。

看着眼前残留的废墟，负责介冈饶氏家谱管理的村民饶国庆说，此地为“下介冈”，鹤林寺后面不足百米的高台是鹤仙峰，也是八大山人在介冈的主要活动点，即“介冈之灯社”所在地，如今已成为果园，仅有古井一方遗留。再稍往北便是“上介冈”，饶氏先庐“菊庄”的所在地。

饶国庆所说的“古井”，在记者看来也仅是一个小水洼，很难想象清浅的水底，竟然隐藏着与八大山人有关的世纪之谜。然而，“上介冈”满地随处可见的古瓷片、若隐若现的古宅基，又似乎在默默述说着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从“上介冈”再往北，是一座无名的小山。站在山顶上，记者发现“介冈之灯社”的地理位置确实绝佳，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像一把摇椅，灯社就在椅子的中间，环境清幽，又因离抚河不远而交通便捷。这在饶国平看来，灯社的绝佳位置，既有利于八大山人佛门修行，也方便其在危难之时从水路迅速逃离。

“饶氏族人”节义庇护

采访中，新的疑问又跳出脑海。仅仅在江西，自然地理环境胜于介冈的地方也不会少，更遑论全国，八大山人为何会选择介冈作为自己的隐居地?除了地理位置隐秘，水运交通便捷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对此，饶国平认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介冈“饶氏族人”的节义庇护。

以介冈后世子孙人才辈出，节义尚贤的现象而论，饶氏族人在进贤介冈早已形成一个学有尚，业有成，识有义，颇具“饶氏价值观”的“饶学”体系，时人也多有笃信饶氏之学的文化现象。同时，有明一代，介冈饶氏人才辈出，深受皇恩，对朱家自然心怀崇意和忠诚。这一点，从后来清军入侵介冈时，饶氏族人壮烈殉节就可以证明。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饶宇朴一家，其父亲饶元珙、兄长饶宇柟，在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攻打南昌进驻介冈时的“戊子七月”双双殉难，还有多位女性赴难，其家庭是一个为明王朝实实在在的殉义节士之家。

因为族人被屠杀，介冈饶氏对清廷也无可避免地心怀仇恨。在感恩和仇恨之间，饶氏族人选择庇护明代王孙八大山人，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心理需求。

有心理需求，还得有庇护的能力。饶国平说，根据族谱记载推断，这种能力应该是来自于饶宇朴的堂弟饶宇栻。清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饶宇栻考中举人，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又高中进士，授翰林庶吉士。由此，介冈饶氏族人重新获得了满清新朝的进士门第。这也使得饶氏族人对八大山人的庇护有了足够的能力。

隐秘的地理环境，饶氏族人的庇护能力，再加上介冈不同于一般穷乡僻壤的文化环境，这些都给逃亡中的八大山人带来了心理上的安全感。“而饶氏族人对坐落于介冈鹤林寺内的方外和尚八大山人，施以乡邻、庙宇、神祇应有的庇护，也是最隐秘、最恰当，使社会最容易接受的手段。”饶国平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