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为群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奉天盖平，有“天兴、天德、东来、永记、恒记五家钱铺，广开虚票，收买银货盈千累万，互相磨兑，不付现钱”。据称：“这五家原本钱仅止五六万千至二万余千不等,现查验五家未付在外票欠共计东钱三百八十三万三千余千，以银复计六十三万八千余两”。这些钱票上书“外兑”字样，即外票只能换外票,不能付现钱,因无钱应付：故称“虚票”。
道光十八年（1838年），也就是中英爆发鸦片战争前夕，清廷就钱庄发行“外兑虚票”问题展开讨论。
问题由新任四川总督宝兴提出：言其在辽宁任职期间所见钱票的流弊（宝兴之前曾任盛京将军）。他说：“近年以来,银价日昂，固由于银之短少，然中外鼓铸钱文，例有定额，时有停炉减卯之举，钱数非有增加，何以纹银一两易至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推原其故，总由奸商低昂其价，希图多易现银。而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数十吊，尚有现钱；百十吊以上，辗转磨兑，经旬累月，现钱不能到手，而宝银已运往他乡。……现京外钱铺所出钱票，皆写外兑或换外票字样。是钱铺并无现钱，即可易去现银……其流弊不可不防，应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兑以现钱交易如此，则市价可平，而银两不致耗散矣”。当时市面银贵钱贱，即过去白银一两折换铜钱一千文左右，三十年代未增至一千六百多文。其后果是劳动人民直接蒙受危害。如清政府规定缴纳赋税须用白银，从前农民崇谷一石多就可完纳税银一两，如今完银一两非崇谷近二石不可，实际负担大为加重，生活愈益贫困。宝兴所发议论即针对这一现象，但他认为造成银贵钱贱的原因是由钱庄发行“外兑虚票”导致钱多而造成的，并要求严加禁止。
步兵统领奕经也报告了北京钱票及严禁外兑虚票的情形，“今臣等公同会议，京城内外钱铺开写钱票,即为商民两相情愿，由来日久，自应仍听其便。至于开兑外票，实为奸商病民之最，亟宜严加惩治。……其以前各钱铺所出之票内有外兑等字样者，现经禁止之后，听持外票之人向原发外票之钱铺换给取付现钱之票，仍不必拘定本铺、别铺字号，皆可换给，以便流通”。“钱庄发行“外兑虚票”这种情形主要在北方。时任两江总督的陶说“……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似专指京师而言……钱票注明不付现钱，又系奉天属盖平县这事……推之北五省情形,谅亦约略相同”。
当时各省督抚，如直隶、两江、湖广等总督和陕西、山西、山东、贵州、浙江、江苏等巡抚大多认为钱票行使由来已久，勿庸禁止，一些地方钱庄，出现端可以随时访察查办，不能因废食。有的则力陈钱票有利无弊。湖广总督林则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银贵钱贱的原因与钱票无关，是由于鸦片输入激增,白银外流所致，要求政府严禁鸦片，以杜弊源。林则徐在奏折中写道：如听任鸦片泛滥，“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视之为之震动，后派林则徐去广州禁烟。
这场由道光皇帝和各省督抚围绕钱票问题展开的讨论至此终于告一段落。钱票照样流通，而北方钱庄发行的“外兑虚票”列入严禁，一些违规钱店老板受到处罚。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到光绪年，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当地“外兑虚票”并未绝迹。上方是一张光绪年建邑东大城子巨成（钱）店发行的未经使用的空白钱票。标幅26x11.4厘米，木刻板单色印刷。钱票中行写明“外兑东钱”，“东钱”即东三省行用制钱的简称。如道光十八年四川总督宝兴奏折称“……每银一两，较别城多易东钱数吊”。“钱票上的面额是应存户的要求写上去的，所以又称“写钱（银）票”，相当存款收据，随时可以兑现。在商业活动中，因这种钱（银）票较金属货币轻便，商人乐于使用，作为支付手段，也就广为流通，已带有信用货币的性质。而后来有些钱庄发行的定额钱票并写明“认票不认人”字样，作为民间私票已相当于准纸币了。以少量资本充分利用别人的资金来取得最大的利润，这是钱庄的经营之道。近代上海的钱庄往往以二、三万两的资本做几十万两或一、二百万两的营业，它们充分利用创造信用的方法来造成资本的追加,这种做法,当时叫“架空”。
这张光绪年由巨成钱店发行的“外兑东钱”钱票真实地再现了170年前清朝政府发起的一场有关“外兑虚票”的讨论。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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