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87岁的曾志走完了她坎坷而传奇的一生,去世后,女儿陶思亮清理了她的遗物,一共有80多个信封,这些信封都是她的工资袋,里面的工资全部加起来,也只有6万多块钱,但却是曾志存了好多年才存下来的。
弥留之际,曾志曾反复叮嘱女儿:
“一定不要扔掉那些信封,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每一笔钱都是清白的。”
曾志让女儿把这些钱交到老干局,捐给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剩下的用作老干部活动基金。曾多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志,却是两手空空,囊空如洗,这几万块钱的工资就是她留下来全部财产。
两任丈夫为革命牺牲,将3个儿子都送人抚养,自己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曾志,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远远不是这点钱财可以衡量的,就像是女儿在送给她的花圈上面所写的一样:
“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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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在湖南宜章县一个姓曾的官僚地主家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她出生的年代是如此特殊,刚好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时势造英雄,生在这个以新革旧的时代里,可能早已注定了这个女孩不平凡的一生。
父亲曾祯给女儿取了一个像男孩一样大气的名字:曾昭学,昭,显著,学,学习,并非是那个年代流行的兰、淑、英、珍这样淑女化的字眼,从名字上可以就可以看出家中长辈对这个女孩有着非常高的期望,不曾昭学的志向可是比男子更高,甚至远远超出了家庭的期望。
1926年,15岁的曾昭学考入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报名时曾昭学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曾志”,曾昭学这个名字已经很好听了,同学们都很好奇她为什么要改名?曾志一句话说出了自己胸中的抱负:
“我改名叫曾志,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
曾志的父亲曾祯虽然毕业于长沙政法学院,却是一个头脑不怎么聪明的书呆子,买过官,经过商,但都没赚到钱,还将祖上留下来的家产都给折腾没了。曾志的母亲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面对如此糊涂丈夫,只好气得每天骂他是“昏君”。
曾志的个性更多的是遗传自坚毅的母亲,母亲吴富田是盐商的女儿,虽然裹着一双小脚,却有一颗开明的心,省吃俭用、辛苦持家,将四个子女都送去大城市读书,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受尽了不识字的苦,一定要让孩子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当13岁的曾志孤身一人去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吴富田的脸上没有露出一点担忧之色,曾志15岁就加入了共产党,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当中,受新思想影响的吴富田,虽然知道这是一不小心就会被杀头的事情,依然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女儿。
当女儿为了躲避追捕离开家乡时,吴富田掂着一双小脚连夜跑到轿子铺给女儿找了轿子,看着女儿离去,她知道这很可能就是永别,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也没有在女儿面前表现出一点老母亲的伤心,只是叮嘱曾志说:
“在外面多加珍重,希望佛祖会保佑我的女儿,也保佑革命早日成功。”
当在外闯荡的曾志写信给母亲说要取消家里给自己包办的婚姻时,吴富田不仅没有生气,还主动出面替女儿解除了人生的第一道枷锁,她摆了几桌酒席,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中间人出面,和从小跟曾志订亲的吴家退了婚。
拒绝了包办婚姻的曾志,原本没有想那么早地涉入爱河当中,可她当时是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唯一的女生,不仅成绩优异,外貌更是出众,如此优秀的女孩身边总会围绕着许多的追求者,其中一个就是夏明震,就是以“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句就义诗闻名于世的夏明翰的哥哥。
作为衡阳农民协会的妇女干事,曾志就住在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夏明震是组织部长,经常组织人在这里秘密开会,会议常常会开到很晚,曾志熬不住就习以为常地先睡了。有一天晚上曾志半夜醒来,竟发现夏明震和衣躺在自己身边,他说自己因为住得太远回不去,就在这里靠一会儿,等天亮再走。
曾志一听觉得他都穿着衣服,也没什么要紧的,翻个身又继续睡了,可是孤男寡女就这样待了一整个晚上,难免会引起误会,一下子流言四起,曾志再怎么解释他和夏名震之间其实什么也发生都没人相信。夏明震长得仪表堂堂,一演讲起来更是激情澎湃,身边追求他的女子不少,夏明震却一个都没看上,有了这次乌龙,他决定非曾志不娶了。
夏明震跪在曾志面前动情地说:
“我是真的很爱你,你就不要拒绝了,嫁给我吧!”
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看到夏明震如此真诚,曾志的心一软就点头答应了。1927年,16岁的曾志和20岁的夏明震在简单的结婚仪式中喜结连理。
正是因为曾志的一个心软,才让“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句诗成了现实,也为几乎被灭门的夏家留下了一丝血脉。
1928年2月,夏明翰的七弟夏明霹受尽酷刑后在武演坪刑场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19岁。1928年3月,28岁的夏明翰在汉口余记里被杀。第二天,21岁的夏明震在郴州反革命暴乱中牺牲,和曾志刚刚结婚一年。1928年6月,夏明翰的四妹夏明衡在被敌人追捕时,纵身一跃,跳下水塘牺牲,年仅26岁。
为了革命事业,夏家人都是在20岁左右的青春年华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甚至连后代也没有来得及留下,万幸的是,夏明震牺牲时,曾志的肚子里已经怀了夏明震的遗腹子。
1928年3月,郴县发生反革命暴乱,在动乱中曾志和夏名震失散,最后在河边找到了夏明震和其他八名被暴乱分子杀害的干部尸体:
“夏名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十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
前一天还英姿勃发的爱人,此刻就这样浑身伤痕地躺在自己眼前,是那样地凄惨,又那样地悲壮,曾志看得目瞪口呆,这是她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感受巨大的震撼,她的心中比刀子割了还要难受千倍万倍,但是眼睛里却没有留下一滴泪,她强忍着悲痛收敛了夏明震的尸体,却没去参加送爱人最后一程的葬礼,因为她不喜欢哭哭啼啼的送别,她只想让自己加倍地坚强,绝不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软弱。
然而也正是因为没去做这一次最后的送别,给曾志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她只知道夏明震被安葬在了文帝庙,却不知道具体是在文帝庙的哪个地方,多年后想去凭吊先夫的亡灵时,夏明震的埋骨之地早已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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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震3月份牺牲后,曾志跟着队伍一起撤到了井冈山,当年她和蔡协民结为夫妻,蔡协民比曾志大十岁,对她很是照顾,两个人志同道合,感情也很融洽,在工作中总是形影不离,被同志们打趣是“模仿夫妻”。
曾志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还在前线,主席看到后让她回到井冈山后方去,她才挺着七个月的孕肚,骑着主席的马,带着行李,翻山越岭地回到了后方。
1928年11月曾志要临盆了,因为难产,足足折腾了3天后,终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这个孩子生下来的父亲就是蔡协民,但怀胎十月,按时间推算这个孩子应该是夏明翰的遗腹子,只是曾志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孩子的身世,因为她觉得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是谁的孩子都没有多大的区别。当女儿陶思亮追问不过的时候,她才回答说:
“石来发长得就跟夏明震一个样子!”
石来发就是曾志儿子的名字,当时曾志才17岁,根本不知道如何照顾孩子,在石来发生下来的第26天,曾志把他寄养在了副连长石礼保的家中,从小由石礼保的岳母带大。
石来发7岁时,石礼保夫妇牺牲,他便一直和外婆相依为命。1951年,曾志托人在井冈山找到了23岁的石来发,当时曾志在广州担任电力局局长,分别20多年的母子,第一次在广州重逢,夏明震牺牲时都没流一滴眼泪的曾志,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这20多年,她对这个儿子有太多的愧疚。
然而曾志还是对石来发说:
“来发,你应该回去!你的外婆80多岁了,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不能夺人所爱啊!”
曾志和夏明震唯一的儿子,并没有因为父亲是烈士、母亲是高官,就享受到任何特殊待遇,就这样在井冈山做了一辈子农民。但石来发能够健康地长大成人,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孙子,五个孙子和孙女,夏家的后代都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且生活得很幸福,这对满门忠烈的夏家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石来发在母亲坟前
把石来发寄养到石家后,曾志和蔡协民一起去了福建工作,1931年11月,曾志在福州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看着儿子壮实的样子,曾志给他取名叫铁牛。
生孩子之前,曾志给母亲吴富田写了信,说自己无法带孩子,这个孩子恐怕也只能送人了,爱孙心切的母亲立刻寄了40块大洋过来,让曾志千万别把孩子送人,把孩子送回家给她带。
但是当时厦门市委急需经费,就擅自做主把孩子送给了一个叫叶延环的中医,还预收了100块大洋,人心都是肉长的,曾志和蔡协民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只有再一次舍弃至爱:
“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曾志和蔡协民带着儿子去公园玩了一次,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曾志还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才依依不舍地将他送走。可是这个壮实的孩子,因为过早地断奶,又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中医家半个月就染上了天花,不幸夭折。
得知噩耗的曾志依旧是一声不吭,白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忙碌地工作,直到深夜人静的时候,才一个人放声痛哭。1933年2月,曾志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儿子曾春华,这个孩子虽然活下来了,命运却更加坎坷。
曾春华生下来的第13天就送给了一个寡妇,因为生活条件艰苦,从小就营养不良,十六七岁还没有十岁的孩子长得高,十五岁时,因患淋巴腺结核病做了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和一个肾,成了残疾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曾春华一生对母亲曾志的感情都比较复杂。
1934年,因为叛徒出卖,蔡协民在漳州被捕,面对严刑拷打绝不屈服,当年7月在漳州被害。短短几年,曾志第二次经历丧夫之痛,比起悲伤,她更多的感觉是悲愤,每一次亲人的牺牲,都让她变得更加地顽强,她一直称自己是“革命的幸存者”,能够侥幸地活下来,就是为了完成战友们未竟的事业。
蔡协民牺牲后,曾志和陶铸继续在厦门假扮夫妻,开展工作,在长时间的相处中发生了真感情,结成了终身伴侣。
当陶铸第一次见到曾志的时候,愣得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他和蔡协民是老相识,早就听说蔡协民娶了一个泼辣又能干的母夜叉,在他的想象中曾志一定是一个长得又丑脾气又凶巴巴的“母夜叉”式的人物,却不曾想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外表是如此文静的女子,披着一头垂到肩膀的秀发,皮肤白白净净的,说起话来就像春风化雨,完全就是一个端庄得体的大家闺秀。
在这三段婚姻中,曾志对陶铸的依赖也是最深的,当陶铸出门时,她就忍不住地思念他,总是坐立难安。但当陶铸被捕入狱,4年杳无音讯之时,曾志依然若无其事地和叶飞一起,领导闽东地区的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陶铸被营救出狱。
在曾志的四个子女中,最幸运的就是小女儿陶思亮,1941年她在延安的医院诞生,前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之前,曾志把孩子交给了延安保育院的杨顺卿抚养:
“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
4年后抗战胜利,杨顺卿带着孩子千里迢迢赶地去东北找到了曾志和陶铸,一家人才终于又团聚到了一起。
曾志与丈夫陶铸及女儿陶斯亮
作为一个女人,曾志经历了许多的坎坷和磨难,但比起一路走来无数牺牲的战友,她觉得自己能够活下来已经是最幸运的那一个,因此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从来都是毫无怨言。建国后,陶铸先后担任了广州电业局局长、广州市委书记。
六七十年代,曾志和陶铸都受到了错误的批判,1969年,身患癌症的陶铸被派到合肥,不准与家人联系,曾志知道这一去很可能就是永别,她满含歉意地对陶铸说:
“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补偿……”
陶铸紧紧地拉着曾志的手说:
“不,我非常留恋过去我们在一起的生活。”
1969年11月,陶铸在病痛和屈辱中离开人世,曾志一直记得丈夫临走之前给自己留下的那首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也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身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寒。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80年代,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98年,87岁的曾志在北京病逝。她留下遗言,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北京外的家人也不要来奔丧,遗体火化后埋到井冈山的一棵树下当肥料。
曾志的一生,从来都不愿意别人把自己抬得太高,她想就这样静悄悄地离开,然而她的同事和战友们却都是不请自来,依依不舍地和她做着最后的告别。她就这样在曾经挥洒过热血的井冈山长眠,她的精神也早已和这块热土融为一体,永远地激励着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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