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抗战爆发后，他组织了一个“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派司机等技术人员回国参战。他穿梭于国内和国外间，为祖国抗战辛苦奔波。然而，对于延安，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毛泽东，他却知之甚少。
1940年春，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祖国。在此行的目的地清单上，他加上了延安。
在重庆，陈嘉庚一行人得到了蒋介石政府的热情款待。据说，蒋介石命令20多个部门组成欢迎委员会，还拨付了8万2大洋作为招待经费。
陈嘉庚在重庆逗留了两个多月，每天奔走于各种宴会之间，既不能“慰问”，也无法“考察”，让他真正见识了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传言。
他对此深感不满，曾连续三天在《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启事”。重庆，他实在是待不下去了。5月31日，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和不满，率考察团到达延安。
延安军民自然也安排了欢迎仪式，但与重庆相比，显然要寒碜不少。当然，延安不是大都市，怎能跟重庆相比呢？陈嘉庚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就从延安机场的黄土小道上分明感觉到了这一点。
然而，延安与重庆的分别还不止于此。
陈嘉庚刚刚抵达延安，毛泽东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像在重庆一样，毛泽东也摆了一桌席宴请陈嘉庚。可是，毛泽东的宴席与蒋介石的没法比较。走进餐桌，只见桌上都是一些家常菜。
吃完饭，陈嘉庚在毛泽东陪同下，到这位共产党领袖的办公室参观。一张陈旧的办公桌，几条长短高低不一的木凳子，以及墙壁上悬挂着的几幅地图，构成了一幅极简的图画，让陈嘉庚感叹不已。
陈嘉庚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几次挤出时间到延安交际处看望他，与他交谈。交往中，陈嘉庚对延安和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有了切实的了解。这是一群有着浓烈爱国热情的人，理想崇高，意志坚强，无坚不摧。
1940年6月4日下午，毛泽东又来到交际处，他与陈嘉庚一谈就谈到了晚上10点钟。毛泽东怕影响陈嘉庚休息，尽管话犹未尽，还是告辞而出。然而，出了陈嘉庚的门，他又走进隔壁寿家骏的房间，他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来陪同陈嘉庚访问的一位科长。 陈嘉庚以为他只是打个转就会离开，于是就等在门外，想再次辞行。没想到，毛泽东进了这位科长的门后，许久不见出来。
于是，陈嘉庚就在门外等。等了一会儿，不见毛泽东出来，就回屋内小坐，过一会儿又走出门外再等。 一而再，再而三，毛泽东还是没有出来。毛泽东的警卫员笔直地站立在寿家骏的门口，每次见陈嘉庚出门，警卫员都报以礼貌的一笑。夜色已深，陈嘉庚没法再等候下去，于是就回屋睡觉去了。
第二天，陈嘉庚才知道：毛泽东在寿家骏房里谈到后半夜才离去。一个是共产党的领袖，一个是国民党的小科长，地位如此悬殊，关系却如此融洽，这实在让陈嘉庚震惊。
其实，延安的每一件事都让陈嘉庚感到新鲜，感到惊奇。延安的一切，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后来，陈嘉庚在所著《南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我未到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教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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