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臣党争是国家政治的毒瘤,但却屡禁不止。历朝历代的朝臣们总会争论点什么,有的为意气而争、有的为政见而争、有的为利益而争,争论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其中唐朝牛李党争和宋朝新旧党争最为激烈。巧合的是两场党争中都有一个两面受气的倒霉鬼,这俩人还都是大文豪,一个是李商隐,一个是苏东坡。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晚唐诗人,与杜牧合称“小李杜”。李商隐的父亲李嗣曾任获嘉县令,在李商隐三岁时又后到江南赴任观察府幕僚。这时的李家家境殷实,小李商隐无忧无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李商隐十岁时,父亲病故于镇江。
父亲死后,母亲一人带着几个孩子回到荥阳老家,生活困苦。为贴补家用,少年时期李商隐为别人抄书挣钱。但即使如此,李商隐依旧勤学不断,跟随一位精通五经的堂叔受经习文。至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
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隐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白居易读到李商隐的诗后,赞赏不已,对李商隐说:“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写的这么好,来生投胎做你儿子吧”,巧合的是,后来白居易去世不久,李商隐就喜得长子。为感念白居易对自己的提点,李商隐给长子取名白老。
令狐楚是当朝重臣,对李商隐的提携更多,他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游,并亲自授以骈俪章奏之学。后又聘李商隐入幕为巡官,带着李商隐郓州、太原等地赴任,增长见识。在此期间,李商隐积极应试,却屡战屡败,一连五次才考上进士。
唐朝进士及第后大宴于曲江亭,又名曲江会。届时,寻常百姓纷纷赶来参观游宴,一睹新科进士的风采。王公大臣们也纷至沓来,挑选佳婿。新科进士们在曲江会宴后,再到大雁塔题名留念,好不风光。
金榜题名后,李商隐徜徉于曲江池畔,先前屡试不中的灰暗一扫而空,大好前程在望。然而,少不更事的李商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迈入政坛的第一步就卷进了党争漩涡。
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看中了李商隐,将其聘为幕僚。王茂元有一小女小李商隐十岁,贤惠貌美,李商隐一见倾心。而王氏也对一表人才的李商隐芳心暗许。但苦于双方门第悬殊,李商隐只好言诗传情。“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即写于此时。后来老丈人看出二人你侬我侬,就招了李商隐做上门女婿。婚后,夫妻二人恩恩爱爱。然而,生活的甜蜜的代价就是仕途受挫。
岳父王茂元是李德裕一党,恩人令狐楚是牛僧孺一党。牛党认为李商隐忘恩负义,昔日好友令狐绹也与之划清界限。李党认为李商隐里通外贼,也不把他看做自己人。搞得李商隐两边不是人。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李商隐空有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只得辗转各地幕府中漂泊谋生。大中五年(851年),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重,李商隐火速从幕府赶回长安,却终究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有人认为这首诗写于王氏生前,也有人认为这是李商隐悼念亡妻所写。事实究竟如何,已不再重要。透过这首诗,我们看到,在巴蜀的秋夜寒雨中,仕途坎坷的李商隐困顿不堪。但他不后悔与妻子结缘,绵绵秋雨,相思不断。
在牛李党争两百多年后,北宋朝臣就变法还是守旧展开了激烈论战。王安石主张变法,对守旧的司马光等人嗤之以鼻。司马光则还以颜色,变法内容无论好坏,一律反对。朝臣们为了个人前程,纷纷站队。但有一人,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既不支持激进的变法,也不支持因循守旧。他认为要从实际出发,新旧结合,造福于民。此人就是苏轼。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京应试,这年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试卷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当得知真相后,欧阳修懊悔不已,又对苏轼文才赞叹不已,对人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赞誉下,苏轼声名大噪。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正当苏轼准备大展拳脚之时,母亲程氏、父亲苏洵接连病逝。等苏轼守丧期满,再回朝堂之时,王安石已经开始变法。反对变法的欧阳修、富弼等老臣都被贬退,苏轼失去了提点栽培他的老前辈。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在奏章中,苏轼坦诚国家需要变法,但欲速则不达。他打比方说:不能从严冬一下进入酷暑,气温变化太大,人会受不了。苏轼的话还是比较中肯的,可王安石对此颇感愤怒,认为苏轼就是想给变法使绊子。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只好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妄自尊大、讽刺政府、对皇帝不忠。又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肆意曲解,制造倒苏舆论。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苏轼名气大,素来被新党忌恨。此次下狱,新党们趁机痛打落水狗,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但旧党们也在紧锣密鼓的组织救援,搬来了许多元老站台。就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面对突如其来的欲加之罪,苏轼百口莫辩,整日惶惶不安。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大限将至。眼泪哗哗的吃完了鱼,然后给弟弟苏辙写下两首诀别诗。
当苏轼坐等去菜市口的时候,新法派领袖王安石发话了。当时王安石已经辞相退居江宁,看不惯朝中新法官员如此玩弄权术,就替苏轼仗义执言,上奏仁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终,在蹲了一百零三天的大牢后,苏轼逃出生天。但死罪能免,活罪难逃,出了狱的苏轼立马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
团练副使级别很低,是一个有名无权的散官。由于俸禄微薄,穷的苏轼只能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当时黄州人不喜食肥肉,价格轻贱。苏轼穷啊,嘴馋想吃肉的时候只买得起肥肉。买回肥肉后,苏轼亲自下厨,别出心裁的烹制出了有名的东坡肉。除了东坡肉,苏轼还常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被征召回朝。在任职地方期间,苏轼亲眼见到过新法的利弊,故而当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的时候,苏轼极力劝谏,不可完全罢黜新法,要去弊存利。可司马光不听,一意孤行,对不同意见者也一并清洗。苏轼毫不畏惧,与之据理力争,甚至怒骂:司马牛!司马牛!结果又被旧党清理门户,踢出了朝廷。而新党也不把他当自己人看。于是苏轼就成了新旧两党的公敌。无奈谁上台,贬苏轼都是基本操作。
尽管一贬再贬,苏轼都豁达面对,不像李商隐那样过的凄风苦雨。贬到惠州时,苏轼对岭南的荔枝赞不绝口,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想呆在岭南不走了。后来又贬到了更远的海南,苏轼又垂涎于牡蛎的美味,写信给儿子说海南的牡蛎实在是太好吃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朝里官员们,我怕他们争着到这里跟我抢……瞧瞧这态度,简直把贬官当成公费旅游了,走一路吃一路,就是这么豁达。
作者:汉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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