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学大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十年文化变迁研究的顶峰之作《文化的演化》出版|价值观|文化变迁|文化的演化|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本文选自《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中的导论，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导论

生存安全的水平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自人类出现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生存一直是没有保障的。这主导了人们的生活策略。人口的增长受到食物供给量的限制，大部分人仅仅生活在饥饿水平线以上。当生存不安全时，人们往往团结在强势领导人身后，组成反对外部群体的统一战线。这种生存策略可以称为“威权主义反弹”（Authoritarian Reflex）。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十年里，经济发达国家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大部分都认为生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反映在三个方面：（1）西欧、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二战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2）福利国家保障体系的出现保证了几乎没有人因饥饿而死亡；（3）大国之间没有战争。自二战以来，人类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

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带来了普遍的代际文化变迁，重塑了民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促成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它是从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向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更广泛的转变的一部分。这种广泛的文化变迁，从优先考虑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和强调个体服从群体规范，转向越来越强调个体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自我表现价值观强调性别平等，宽容同性恋者、外国人及其他外部团体，重视言论自由以及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决策的权利。这种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从更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反战运动，到政府、商业和学术生活中更高层次的性别平等，以及民主的传播。

很久以前，实质性的跨文化差异就已经存在了，这些差异根源于在对抗疾病和饥饿方面条件大不相同的地理环境。从不同角度出发的众多研究者，将这些文化差异描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生存价值观与自我表现价值观、自主性与嵌入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体现了跨文化差异的一个共同维度，即反映了不同层次的生存安全水平，也就是生存安全或不安全的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间，不断提升的生存安全使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更加强调个人主义、自主性和自我表现价值观。

自我表现价值观排名高的国家比强调生存价值观的国家更有可能通过支持同性恋的立法。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性别赋权测度（UN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中也往往排名靠前，这一测度反映了女性在政治、经济和学术生活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程度。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这些社会变迁只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但 50 年来社会基本规范一直在转变。文化变迁发生在体制变迁之前，而且看起来文化变迁促进了这些社会变迁。

高水平的生存安全也有利于世俗化，世俗化又系统地侵蚀了宗教习俗、价值观和信仰。过去 50 年来，世俗化已经在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民众中传播开来。但是，因为世俗化对人类的生育率有很大的负面冲击，所以世界范围内持有传统宗教观念的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事实上，目前所有世俗化最彻底的国家的生育率都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而在许多具有传统宗教倾向的国家，生育率是人口替代水平的两倍或三倍。

民众对性别平等和同性恋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朝更宽容地对待同性恋和更有力地支持性别平等的方向缓慢转变，它发生在当成年人口中较年轻的群体取代较年长的群体时。最终，当这些新规范被视为高收入国家的主流观念时，这一转变会达到临界点。此时，转变进入第二个阶段。从众的压力（conformist pressures）反而会促使人们开始支持以前他们反对的理念，这种情况带来的文化变迁比单纯依靠人口更替所带来的变迁更迅速。到 2015 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都支持同性婚姻，即使是那些较年长的法官也想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发达国家里文化规范的女性化（feminization），也有助于暴力犯罪率和为国而战意愿的下降。此外，自我表现价值观水平较高的国家比自我表现价值观水平较低的国家更有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但是，是自我表现价值观带来了民主，还是民主引起了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出现呢？因果箭头看起来主要是从自我表现价值观指向民主。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出现，并不需要民主制度的确立。在 1990 年前后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出现之前的几年，自我表现价值观已经通过代际价值观更替而产生了。不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此，在许多威权国家也是如此。因此，一旦苏联军事干预的威胁消退，自我表现价值观水平高的国家就迅速走向了民主。

文化变迁反映出人类以幸福感的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变化。在缺乏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发展或社会流动性的农业社会，宗教通过降低人们对今生的欲求并承诺人们会在死后得到回报来使人感到幸福。现代化带来了经济发展、民主化和社会宽容的日益增长，这些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因为它们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生活选择。因此，尽管在大多数国家内部，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仰宗教的人更幸福，但生活在现代化、世俗化的国家中的民众比生活在现代化程度较低、高度宗教化的国家中的民众更幸福。因此，尽管在前现代化的条件下，宗教能让人感到幸福，但一旦出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现代化策略似乎比传统策略更能有效地使人们的幸福感最大化。

但是，人类的幸福感能被最大化吗？不久以前，人们还普遍认为幸福感会围绕着一个固定节点上下波动（这个点可能由基因因素所决定），因此，个人和国家都不能持续增加其幸福感。本书将证明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从 1981 年到 2011 年，大规模的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在62个国家及地区中，52个国家的幸福感增长了，仅有10个国家及地区下降了；在同一时期，40 个国家及地区的生活满意度上升了，仅有19个国家下降了（３个国家没有变化）。在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两个使用最广泛的幸福感指标都上升了。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国家允许自由选择的程度对幸福感有重大影响。在1981年后的 30 年中，经济发展，民主化和社会宽容度的日益上升，增加了大多数国家民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自由选择，带来了更高水平的幸福感。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似乎有利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上升。

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已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转移到发达国家以外的其他地区，这带来了东亚、东南亚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上一半的人口正在摆脱生存线上的贫困。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带来类似于高收入国家已经发生的文化和政治变迁。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和服务外包引发了高收入国家的工人与低收入国家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它们使就业岗位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世界其他地区，这削弱了富裕国家里工人的议价能力。自动化进一步减少了产业工人人数，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人群中产业工人已经成为少数群体。

最初，产业工人工作岗位数量的减少被服务部门大量高薪的工作岗位的增加所抵消。但是，像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目前正在进入人工智能社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ety）阶段。人工智能可能会消除贫困、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以及延长人们的预期寿命，但是，如果完全交由市场力量主导，它往往会带来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几乎全部的收益都会归于社会顶尖的精英阶层。在高收入国家，收入和财富的不均衡水平自 1970 年以来一直在急剧上升。在 1965 年，美国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 20 倍。到 2012 年，他们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354倍。除非有适当的政府政策加以调控，否则，这种“赢者通吃”的趋势可能会破坏二战之后形成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民主和文化开放。

人工智能使计算机程序不仅可以取代产业工人，也可以取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如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甚至计算机程序员。在诸如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产业工人的实际收入自 1970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自 1991 年以来，具有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群体的实际收入也在下降。

正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指出的那样，人工智能社会的经济冲突的中心不是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而是在社会的 1% 与 99% 之间。对工人阶级而言，稳定、高收入的工作正在消失。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而言也是如此。

高水平的生存安全往往带来更为宽容、开放的前景。相反，生存安全水平的下降往往会引发威权主义反弹，这会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和内部高度团结、严格遵守团体规范、排斥外部群体的价值观提供支持。目前，这一威权主义的反弹正在许多国家引发了愈演愈烈的排外型民粹主义威权运动（xenophobic populist authoritarian movements），从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登场到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但是，与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的排外型威权主义不同，目前的排外型威权主义不是由客观性的匮乏所导致。如今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民众的不安全感是由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水平所导致的，而这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适当的政治重组，那些致力于重建高水平的生存安全的政府才会被选举出来，而正是高水平的生存安全推动了二战之后越来越自信和宽容的社会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