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扬洋
尽管《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都是18世纪出版的名著，但是这个标题也没有写错，确实有一本书可以配得上这个称号，那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与合作者撰写的《人的经济学》，近日已由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部出版了中译本。
这本书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从现代经济学实证研究角度重新整合了亚当·斯密这两本巨著的思想，构建了一个同时可以涵盖市场和人际社会活动的统一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既不同于将人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也不同于承认人具有非理性的行为经济学派，而是彻底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传统，构建了一个能够完美解释21世纪经济现象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本关于“人的经济学”的著作，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斯密撰写《道德情操论》在先，所以他的理论发展轨迹是从人类社会规律扩展到自由市场原理。沟通这两大体系的桥梁就是“人类存在交易的倾向”这个特点。他指出，与关系亲近的人进行社会交往和不涉及人情的自由商业一样，本质上都是“商业”。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换（不只是社会化互动，也是符合道德的互动）来改善其福利。斯密由此进一步推导出交易的直接结果是人们获得了价格信息。有了价格信息，个人就可以将现状与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比较，生产商则能借助经验以确定偏好和成本，获得与决策和创新相关的信息，进一步推动专业化分工。而专业化分工正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由此，斯密构建了财富创造的完整链条，他得出了为现在人们家喻户晓的结论，即尽管每个人想的都是各自的利益，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能够为他人和国家创造财富。
当然，这个理论绝非如此简单和直截了当。我们用几句话来精练地总结下这本书的精华：斯密社会性人类行为理论的核心是同理心、合宜性，以及人们之间遵循相互认可的协议，理解斯密模型需要掌握4个公理，7个原则和4个命题。
斯密的理论体系是在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还未成体系的情况下做出的，他在《道德情操论》提出的“共情”（同理心）概念已经在大脑神经科学研究中找到了依据，表现了他的杰出的理论家才华。斯密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合宜性。合宜感是人类特有的能力，是人际关系和一般行为准则建立的基础。这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与伦理道德有关的人类情感，斯密用情感（sentiments）把思维（thinking）与感受（feeling）联系在一起，用合宜感将了解（knowing）与感受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包含感觉-思考-理解这三个环节的浑然一体的逻辑严谨链条。
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分野也在于此。新古典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采取的是实证主义路线，并将英国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融入其中，将经济学建立在效用概念之上。尽管行为经济学重新将人的效用的直觉感受纳入经济学模型中，却仍无法克服效用最大化模型本身的缺陷。结果和目标都不是仅仅由收益空间中的某个特定点确定的。斯密为在社会和经济交易环境中选择具体行动的“主观理性”个体建立模型，先是提出了一个社会人模型，然后是经济人模型，之后才从系统的适用性和最优化角度寻找解释。
在多边参与、产权制度执行良好的交易市场上，作者认为可以从新古典经济学得出稳健结果，而且已被市场实验证实。但在个人社会交换的互动世界中，却不完全适用。随着对双人博弈的研究，例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最后通牒博弈和信任博弈，在市场供求结构中很管用的效用最大化失效了。
斯密理论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思维的框架、使用的语言和叙事的角色都与现代经济学传统大不相同。后者适用于“简单”最后通牒博弈和信任博弈中的行动模式。而斯密则通过复杂而丰富的叙事提出模型。人们从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一般来说要比效用最大化管用得多，个人行为作为受规则支配的关系行为的信号，语境变得很重要，它赋予结果以意义——结果受到了同理心的驱使，这种认知来自于想象别人可能产生的感受。具体情境允许过去经历的记忆作为实例，引导人采取具有正当性的行为；未来发生的结果取决于行为人与他人的关系。斯密所说的“行为”（conduct）表示一种模式和一种方式，以及人们遵循的模式与预期的模式之间的某种契合。这与现代意义上的选择、决策行为无关。这样的人尝试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效用最大化无法做出解释时，这个理论仍然具有预测力。
社会性在一些动物身上也存在，但只有人能够自我省思，有社会化的责任感，与许多其他同类成员一起生活并承担责任。人与人之间所做出的身体动作，主要是道德行为，其次才是身体的运动。行为是一个整体，透露了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个体，对社区的其他人说明了一些有关自己的事情。个体心理和从我们独特的同感共情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社会经验既无差别，也不可分。经验形成规则，人类依循规则做出反应，这种文化稳定性是缓慢发展的结果。当然，人类在自我控制方面仍有弱点，易受当下诱惑，在理解行为环境时会受到模糊和错误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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