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代,黑龙江遭遇的隐性边疆危机。19世纪沙俄入侵黑龙江的开端,不是割地,而是通航;是把黑龙江这条中国的内河,变成沙俄舰船畅通无阻的存在。这项计划的始作俑者,是沙俄主管远东事务的总督穆拉维约夫。1854年开春后,穆拉维约夫大张旗鼓地宣称:俄国正在和英法发生克里米亚战争;它在北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也遭到了英国军舰的袭击。为了强化防务,俄国要派运输船从黑龙江出海,向远方的港口“运粮”。当然,这支船队远不只是和平的运粮船。领头的是一艘蒸汽动力拖船,后面跟着一大队帆船、驳船和木筏,上面满载粮食、士兵和弹药。这支船队从黑龙江上游出发,顺流直下,不受阻拦地穿过中国内河,最终抵达鄂霍次克海西岸。清朝官员对此居然还自鸣得意,觉得俄国船出海是为了打英国,英国又是当时中国的头号敌人。对俄国示好,可以实现“以夷制夷”的奇效。
穆拉维约夫的用意,表面上确实看是这样。但对付区区几艘英国军舰,根本用不到那么多士兵、枪炮和给养。俄国人真正的用意,是借助黑龙江航道,向下游北岸运去武装开拓者。俄国兵到了鄂霍次克海西岸,就可以像200年前他们蚕食黑龙江上游一样,建立村庄、哨所、营寨,窃取当地领土的实控权。和当初的哥萨克不同,这一回沙俄派出的是效率更高的正规军。他们不仅大兴土木,建造要塞和城市,还修通了马车道,把实控区连成一个整体。当然,这种武装殖民行动,搞一次显然是不够的。1855年,穆拉维约夫又故伎重演了一回黑龙江“运粮”。这一趟,俄国人连家眷和军马都带上了。另外,他们居然还贼喊捉贼,宣称:英国军舰都开到黑龙江出海口附近了,可见清政府没有能力保障黑龙江的航行安全。俄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不得不”占领黑龙江下游北岸的土地,并要求重开清俄划界谈判。
俄国提出重定清俄国界的时间,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清政府在华南面临英国入侵的压力,在华东又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黑龙江根本无暇顾及。咸丰帝让康熙的玄孙、黑龙江将军奕山负责对俄交涉。奕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吃过洋人的败仗,畏敌如虎。他怕的还不仅是俄国人,更担心咸丰帝怪罪下来,自己会无法收梢。因此,在1858年的中俄瑷珲谈判中,奕山就开始玩弄文字游戏。直接露面的穆拉维约夫,要求把黑龙江变为清俄两国的界河;黑龙江下游北岸的土地,全部归俄国所有。奕山则宣称,可以改用“河中只准中俄两国行船”的字眼,避免出现“界”字。乌苏里江以东直到大海的土地,俄国要求“共管”,奕山则坚持加入“待议”二字。至于黑龙江北岸已经出现俄国殖民村庄的领土,奕山深知自己无力收复,但也要求由中国继续管辖结雅河东岸的一小片领土。
作为一名不通洋务的旧式官僚,奕山在他的眼界范围内,已经做到了极限。问题是,外交文件里出现含糊不清的表达,属于大忌。当清廷没有硬实力维护自己的主权时,奕山的文字游戏,只会留下更多漏洞。最终,1858年签订的清俄《瑷珲条约》,就以中国丧失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黑龙江变为事实上的界河而告终。北京的咸丰帝闻讯大怒。讽刺的是,清廷中央甚至比奕山还要无能。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沙俄跳出来宣称“调停”。咸丰帝之弟恭亲王在主持对外和议时,为了表示“谢意”,居然比奕山又后退了一步。他不仅承认《瑷珲条约》有效,还把乌苏里江以东“共管”的领土,也划给了俄国。这样一来,黑龙江就丧失了出海口,变成了一条“断头河”。
从1858年到1860年,黑龙江在短短两年之内,就从内河变为界河,又被强行“去尾”。清朝在黑龙江流域丧失的领土,更是超过了100万平方公里。而奕山勉强保下的结雅河东岸,也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最终被沙俄吞并。值得深思的是,清朝到19世纪中叶为止,一直没能开发出黑龙江的航运价值。而沙俄不仅借助这条水道,完成了领土侵蚀;它还把黑龙江的战略价值,放在北太平洋这个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内,进一步放大。晚清国力衰微,是它一再丧失边疆领土主权的直接原因。但往深处想,观念、眼界和边疆政策的陈腐,又何尝不是深刻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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