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
说的是在清初反清复明圈子里，如果不认识陈近南，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同样到了晚清时期，在读书人圈子里，如果不知道康有为，会是一件很“low”的事情。好比是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般。
康有为因何如此声誉日隆？不仅是学问高，他还是有志于“拯救大清”的急先锋。
康有为、梁启超
时值清朝疲弊，被西方列强轮番整治，不让卖鸦片，开整；仗打输了不赔偿，开整；就连昔日不入法眼的蕞尔小邦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取胜，要求清朝割地赔款。开出的价码是：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银三亿两。
全权代表李鸿章颤巍巍去了日本，只赔银不割地行不？不行！那少赔些银子行不？不行！日本人态度十分强硬。
最后是李鸿章被激进分子行刺，脸上挨了一枪，这才减免了一亿两，泱泱大国竟沦落至斯。
当《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国内时，群情沸腾。恰逢京都会试，在康有为等人的联络下，十八省千余名考生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
虽然“万言书”没能上达天听，但历史就是这么奇妙，当变革风口来临，康有为被推上了“变法领袖”的位子。之前他并未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只是广州万木草堂的教书先生，研习过一些西学。
说句大实话，让一位没有任何斗争经验的教书匠，带着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跟手握大权的封建权贵们去斗，其结果必不会太乐观。
身处漩涡中心的康有为，也只能是一位理论家，他的理论来源于所读过的几本西洋书，既想保住皇权，又想参照西方强国“打个小抄”。对于中国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没有深刻认知，只是凭着一厢情愿的幻想，希望借助光绪帝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
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可从其著作《大同书》中可窥一斑，向往无私产、无阶级、众人平等天下大同的理想化社会。这类似于西方的“伊甸园”、“乌托邦”，是脱离了实际的空想，虽然美丽但遥不可及，基于这种思想的变革，本就不具备坚实基础。
不过戊戌变法确实将黑暗笼罩的大清朝撕开了一条缝隙，透进些许光亮，至少让那些不甘骈首就戮之人看到了希望。
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已在朝中任职的康有为等人发起“保国会”，并积极上书变法，终获光绪帝重视。次年召见康有为，任其为总理衙门章京。（总理各国事务的官员）
眼见国势日下，光绪帝也一筹莫展。他曾垂泪于圣祖康熙的画像前，立誓中兴祖宗基业，但空有志向却苦无实权。
康有为的建言使光绪热血澎湃，认为扭转乾坤的时机已至，两位空想家决定联手干一番大事。
康有为的变革纲领中，处处有着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子。如重工商兴农业，办教育建新军等，面面俱到又不得要领。
日本的改革是上下一心，落到实处。戊戌变法是各立山头，浮于表面。实权依旧掌握在封建权贵手中，“改革派”势单力孤，再完美的方案也只是空中楼阁。
康有为对权力是极渴望的，甚至高于变革本身，他希望通过皇帝的力量，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行政中枢。
如“制度局”的设立，这是个类似总理衙门的机构，有资格入内任职的，必须是具有变法思想的人，康及其弟子们当然是不二人选，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们连入选资格都没有，直接被扫地出门。试想，这些人还能支持“砸掉他们饭碗”的变革吗？
仅百日，变法失败。
对于失败后的个人表现，康有为和谭嗣同是两个极端。
当康、梁劝说谭嗣同一起流亡日本时，谭嗣同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未闻中国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康有为却借着“衣带诏”的由头，在海外大肆敛财，榨干变法带来的最后一丝好处。
在气节上，谭嗣同比之于康有为，有如高山仰止。由此推溯康之变法动机，捞好处的因素很大。
1917年，在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康有为、张勋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上演了一场闹剧。
此时的康有为，已成变革先驱转变为阻碍进步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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