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出赣闽粤苏区，之后在湘江之战中，由于敌军重兵集团的围堵，人数由八万余锐减至三万余。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仍不顾实际情况，一意孤行按原计划前往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如果继续执行其错误指挥，等于把九死一生突围而出的红军，再次送进敌军布好的口袋，多年辛苦积累的力量将付诸东流。
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提出，应迅速甩开敌军主力，改向敌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
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以三万红军和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硬碰，无异于“叫花子同龙王爷比宝”，这也正是国民党军梦寐以求的。
1935年1月，遵义会议通过组成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纠正了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
得知重镇遵义被攻克的消息，蒋介石坐不住了，调集150个团的兵力，从各个方向合围遵义，妄图从根本上解决红一方面军。
他非常清楚，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费尽心机才将红军逼入贵州，如果任其北渡长江，同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八万余众会合，那相当于纵虎归山。基于此，他算定红一方面军必定急于北渡长江，只需在长江沿线部署重兵，这股红军将插翅难飞。
这就是“四渡赤水”的神奇之处，敌军明明清楚一方面军的战略意图，却硬是在我军巧妙谋划下，被乖乖地牵着鼻子走。
“四渡赤水”神奇之二，并非一开始就全盘策划好，而是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敌我力量对比，所做出的临时决策。这要从敌军动向的蛛丝马迹中，准确判断其真正意图，做出最有利于我方的战术动作，在迷惑敌军同时，达到使红军处境转危为安的目的，指挥难度相当之高。
整个过程精彩至极，除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瞒天过海”，这些古人智慧的精华，就连心理战也运用得妙到毫巅。
一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我军决定从四川泸州以西长江一线北渡，蒋则迅速集中嫡系及地方军阀力量，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拢，甚至湘、桂、滇军也参与其中，毕其功于一役之心理极为迫切。
我红一方面军北上途中，在土城地区与川军郭勋祺部接触，并引来川军四个旅兵力驰援，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遂决定撤出战斗。并于1935年1月29日，西渡赤水河，进发泸州古蔺地区。
二渡赤水
敌军也非常狡猾，立即在我军有可能北渡长江沿线地段，以12旅川军布防，另有薛岳部连同黔军自贵州进入川南，滇军则进入贵州毕节地区，欲切断我入滇通道。
鉴于长江防线已被加强，并有重兵集团持续逼近，我军暂缓北渡，改以川滇黔交界区为发展方向，遂向扎西（今昭通境内）集结，敌分路包抄尾随而至。
为摆脱川、滇敌军合击，我军再次东渡赤水，进入敌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除扎西川军三个旅急忙东进追击外，另有黔军三个团兵力固守娄山关，企图依托“黔北第一险隘”困住我军。
妙就妙在我军并未像以往那般继续避敌主力，而是由红3军团力克娄山关，随后于28日再占遵义城。看似又回到原点，形势已大不相同，敌军力被充分调动，对我军真实意图也是云里雾里。正如那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最初那支“虎狼之敌”已被拖得疲惫不堪。
娄山关、遵义共歼敌2师另8个团，为长征以来罕有之大胜，全军士气高涨。由此可见，运动战并非是一味“运动”，如何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对敌致命一击才是关键。
三渡赤水
大捷之后，我军由遵义再渡赤水进入川南。“屡围不歼”令蒋十分焦急，飞临贵阳亲自督战，严令各部继续合围红一方面军。
要点：我军此次进入川南，正是要将敌重兵吸引到该地区，以打开黔、滇地区的运动空间。而蒋却误以为我军欲再次北渡长江，整个战役期间，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多少犯了些认死理的毛病。
四渡赤水
既然调动敌军集结川南的目的已达到，我军除以一个团兵力故意做出坚决北渡的姿态，其余主力于3月21日晚四渡赤水河，向南急进。
最精彩的一幕来了，由于敌主力都疲于奔命忙着追剿，贵阳防守兵力仅黔军4个团，近乎空城一座。4月2日，我军一部向贵阳方向佯攻。此举令蒋大为惊慌，急令各部火速驰援贵阳城，并备好轿子准备随时撤离。
趁着敌军乱作一团进发贵阳之时，我军长驱直入云南境内，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圈。
四渡赤水共历经三个多月，在力量处于弱势，遭受重兵集团围困的不利局面下，我军通过一系列主动灵活的运动，成功迷惑敌军，使其一再产生错觉，最终实现北上的战略目的。其中所表现出的高超指挥艺术，堪称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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