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23日，一群身穿中山装的不速之客来到了广东省丰顺县埔寨镇的一个小山村。
当时正值农忙季节，村民们都扛着锄头、铁锹，拉着耕牛急匆匆地朝着村外的田地赶去，而这群人也不客气，凡是经过的村民都挨个拦住。
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纷纷猜测这群人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时，为首的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终于开口了。
“乡亲们，拦住你们不为别的，就是想打听一下村里是不是有个叫谢汉光的老人？”
虽然这名中年男子表现得极其客气，声音也极为柔和，但一听到“谢汉光”这个名字，乡亲们不由得心头一惊，紧接着便面面相觑起来。
这几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谁都不愿意先开口。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村长正扛着一把锄头、手里还提着一个竹篓，优哉游哉地朝着村口走来。
乡亲们见村长赶来，仿佛遇到了救星一般，纷纷伸出手指过去、对着他们说道：“这是我们村长，你有啥事情还是问他吧”。
话音刚落，他们便趁着对方不注意，各自拿起属于自己的农具溜走了。
见此情形，那几名身着板正的外来人不由得苦笑起来，只好向前赶了几步，将村长拦了下来。
“您是采芝村的村长？”
看到这几个陌生的面孔，已经年近六旬的村长老徐茫然地点了点头，但还未等他开口，为首的中年男子便紧接着说道：“我们是丰顺县委组织部的，到你们村子是要找一位名叫谢汉光的老人家，希望您带个路”。
和刚才的那几个村民一样，在听到来者找的是谢汉光，村长老徐表现得也极为紧张。
但很快，他还是迫使自己镇定下来，在看过对方递来的工作证件后，放下手中的锄头和竹篓，凑上前去压低了嗓音问道：“你们找老谢干什么？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他的身份，专门来抓他的？”
听到这番话，中年男子差点笑出了声，但他还是极力克制着笑意，装模作样地问道：“好端端的，我们抓他干什么？”
村长老徐则毫不避讳地说道：“他不是从台湾跑来的吗？说不定就是个特务，肯定要抓的嘛”。
中年男子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并没有继续说话。
村长见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便迈开步子在前面带路，还不忘摆了摆手说道：“都跟紧点，一会儿别让他跑了”。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行人抵达一处不起眼的小院时，那名中年男子竟然快步走上前去，在确认面前的瘦削老者就是谢汉光之后，竟主动向他敬礼说道：“谢汉光同志，我们来晚了，这些年让你吃了太多的苦，是时候给你恢复身份了”。
不要说是村长老徐，就连谢汉光本人都是一怔，直到缓了许久之后，他的泪水如决堤般涌出，如同一个孩子般嚎啕大哭起来，发泄着心中积攒了几十年的郁结。
那么，这个名叫谢汉光的八旬老者究竟是谁？他的身上究竟有怎样传奇的故事？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从台湾回来的，那么他在那边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事情还要从1940年开始说起，当时谢汉光刚满2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纪，拥有一腔远大志向的他本打算报考“国立广西大学”法务学院，将来学有所成也能为倍受反动派政府欺压的乡亲们打抱不平。
可造化弄人，那一年“国立广西大学”法务学院并没有招生，谢汉光在阴差阳错之下被分配到了农学院。
得知这一结果，谢汉光并没有懊恼，毕竟自己是穷苦人家出身，年迈的父母为了支持自己的学业劳碌了半生，既然有学可上，也就不必计较那么多，于是他便收拾行装来到广西，开启了一段新的求学之路。
在这里，他结识了身为共产党员的梁铮卿，并从对方口中得知了很多革命故事。
梁铮卿早在1937年便加入了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在家乡梅县领导抗日救国运动，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破坏和追捕，他只能被迫脱离组织，孤身一人来到广西，并就读于广西大学农学院。
与梁铮卿接触得久了，谢汉光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多次向他吐露心声，希望能够加入共产党。
可每当他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梁铮卿总是会拍着他的肩膀说道：“现在革命形势十分严峻，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1942年夏天，谢汉光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回到家乡后不久便经人介绍、与一位名叫曾秀萍的同龄女子结为夫妻，后来更是凭借所学的专业知识，在黔桂铁路柳州农场谋求了一个主任的职务。
1944年，日军开始进攻广西，大批民主人士、共产党人身陷囹圄，而就在这危急关头，谢汉光靠着农场主任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隐蔽的居住所，诸如邱达生、王珉、周勤淑等共产党人都曾受到过他的帮助。
可惜的是，由于日寇的入侵，农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谢汉光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妻儿远赴四川的高县、邛崃等地，靠着教书换取微薄的收入。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谢汉光一家已是穷困潦倒，忍饥挨饿也已见怪不怪。
就在谢汉光深感艰难、不知该如何是好之际，昔日广西大学的一位老师寄来一封信，邀请他到台湾工作谋生。
在经过一番利弊权衡之后，谢汉光便带着家人踏上了行程，准备经香港前往台湾。
就在一家人抵达香港，暂时落脚休息的时候，一名陌生男子却突然找到了他。
对方自称是中共华南分局的负责人，名叫方方，之所以找到谢汉光，是希望他抵达台湾之后能够帮组织上做些工作。
听到对方的身份和来意，谢汉光表现得极为激动，他用颤抖的嗓音说道：“几年前我就想加入你们，只可惜没有机会，这份嘱托我肯定义不容辞”。
抵达台湾之后，谢汉光先是来到林业试验所就任所长，后来便凭借这个身份，帮助中共华南分局安置了一批人员。
在这些人中，梁铮卿被他安排进了台中农林总厂担任技术员，陈仲豪、徐懋德进入基隆中学担任教员，张伯哲则被安排在林业试验所担任科长。
直到1947年，谢汉光终于经受住了组织上的考验，正式加入共产党，也算是完成了多年以来的愿望。
考虑到自己身份的特殊性，以及潜伏工作的危险程度，谢汉光最终还是决定将妻儿送回家乡生活，自己独自留在台湾。
临别之际，谢汉光不舍地紧握着妻子曾秀萍的手，反复呢喃道：“等全国解放了，我就回去找你们”。
然而，就在谢汉光憧憬着将来与家人重逢的场景时，意外却发生了。
1949年4月，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结束，解放军二野、三野、四野的120万部队迅速在长江北岸集结，随时准备发起渡江战役。
此时，反动派内部已经意识到大势已去，纷纷谋求出路。
而最终，蒋介石将目光落在了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
毕竟台湾海峡最窄处也有120多公里，当时解放军缺乏大型军舰，想要渡海作战极为困难，而蒋介石正是抓住了这个弱点，最终决定退守台湾。
为了在岛上延续自己的独裁统治，蒋介石派遣军警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对于革命组织展开了疯狂的镇压行动，与谢汉光联系密切的梁铮卿等人纷纷被捕。
好在梁铮卿革命意志极其坚定，无论面对如何残酷的严刑拷打，都咬紧牙关、没有出卖并肩作战的同志，最终英勇就义。
正因如此，谢汉光才得以躲避军警的搜捕，转移到了台中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并在当地村长的帮助下，改名换姓为“叶依奎”，并且顺利办理了身份证和户籍。
在躲过了那段风头之后，谢汉光本想乘船返回大陆，前往家乡寻找妻儿，但接连打听了几天，结果却宛如一盆冷水浇在他的身上：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原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防止岛上的情报泄露，竟然打着“保卫安全”的幌子封锁了台湾海峡，所有船只一律不准在海峡上航行，两岸的联系彻底中断。
得知这个消息，谢汉光不由得心灰意冷起来，由于对亲人的过度思念、以及心中的绝望，让他生了一场大病，身体燥热难耐、却又冷汗直流，四肢更是不停地颤抖，甚至有几次昏厥过去。
好在有淳朴的村民悉心照料，他的病情才渐渐好转。
等到身体恢复健康后，谢汉光特意爬上附近最高的一处山顶，踮起脚尖眺望着西方缥缈的天际线，思念着家乡故土和妻子儿女。
这样难熬的日子，谢汉光度过了整整38年，曾经那个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轻志士，转眼间变成了身材佝偻、白发苍苍的老人。
时间来到1987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顶不住巨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
那个时候，谢汉光已经70岁了，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是不由得落下了眼泪。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以及办理相关手续，他终于在1988年12月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轮渡。
几十年的岁月更替，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谢汉光只能凭借着脑海中年轻时的记忆，仔细回想着家的位置。
终于，他匆匆的脚步在一处小院前停下，目光仔细打量了一番，这正是自己的家啊！
他本想推门进去，可刚向前挪动了一步，却又迟疑了起来。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妻子是否已经改嫁？孩子们又生活得如何呢？自己突然回来，会不会打乱他们平静的生活？
这些问题对于谢汉光来说，都是未知数。
就在谢汉光经历着思想斗争的时候，院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端着簸箕走了出来。
两人四目相对，不由得愣在原地，而老妇人手中的簸箕也摔落在地上，满满的黄豆散落一地。
“汉光？是你吗？”
老妇人的眼角噙着泪水，脸上既有惊讶、又有欣喜。
见对方认出了自己，谢汉光也不再扭捏，当即走上前去将心爱之人抱住，止不住地抽泣道：“秀萍，是我啊，我回来了……”
历经磨难，与亲人再度重逢，谢汉光怎能不激动呢？
可是除此之外，他的心中还有一个疙瘩，那就是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
当初谢汉光在台湾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一度隐姓埋名，改名为“叶依奎”。而现如今他回到家乡，身份证件上也还是这个名字。
虽然谢汉光多次找到当地政府，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身份，可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明，这一愿望迟迟未能实现。
直到1994年，谢汉光偶然间得知，曾在台湾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战友陈仲豪，现如今就在汕头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便当即写了一封信，希望请他帮自己证实身份。
很快，谢汉光便收到了回信，陈仲豪迫切地想与自己见面、一同追忆往昔，并且答应可以提供身份证明。
两位老战友见面之后，陈仲豪又赶忙给丰顺县委写了一封信，表示埔寨镇采芝村的“叶依奎”正是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员谢汉光，并希望组织上能够尽快为他恢复身份。
丰顺县委对此高度重视，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后，最终确定了谢汉光的身份，并在1995年5月03日派遣组织部的几名同志赶赴采芝村，找到了谢汉光本人并为他颁发了一份恢复党籍的文件。
就这样，谢汉光老人的愿望终于实现，虽然饱受40多年离别之苦，但对他来说，这些苦难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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