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红安县以其孕育出的将军数量而闻名遐迩,被誉为“将军县之首”,在1955年的军衔授予仪式上,红安共有61位将军。

然而,当我们回望历史,不难发现,浙江诸暨县同样在军事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以其独有的方式,在军事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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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记载,诸暨县在近现代历史中,有500余人投身军旅,其中130人在大陆时期被授予了少将以上的军衔,这一数字在国民党军队中名列前茅。

即便是在蒋介石逃亡台湾之后,诸暨仍有20人被授予少将军衔,使得总数达到了150人。这一比例,500人中就有150人成为将军,与红安的61名将军相比,确实令人惊叹。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诸暨的将军们都是依靠战功一步登天。事实上,除了像蒋鼎文、冯圣法、郭忏等少数人通过战功晋升外,大多数人的军衔晋升更多是依靠派系背景和资历。这种晋升方式,虽然与红安将军们的战功晋升有所不同,但同样体现了诸暨军人的另一种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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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文化荟萃的诸暨会成为将军之乡呢?这与一句流传甚广的俗语有关:“广东人起事,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深刻揭示了不同地区人民的特点。

广东人因海外交往广泛,勇于首倡变革;江浙地区自唐朝以来一直是文化和财富的聚集地,但性格相对温和,通常不愿意直接参与冲锋陷阵;湖南人则以勇敢著称,常常在战场上冲锋在前。

然而,清末民初时期,浙江的民风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蒋尊簋和蒋百里两位浙江籍的重要军事人物的出现,为浙江人的从军之风打开了新篇章。

蒋尊簋,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曾任浙江都督,开启了浙江人担任浙督的先例。蒋百里则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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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伯诚,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谋士,虽然在军中事务上的涉猎不深,但他的智慧和策略却为后人所称道。而蒋鼎文,这位有着“飞将军”之称的黄埔军校教官,更是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担任过重要职务,他的军事才能和淡泊名利的性格,为诸暨的军事传统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此外,奉化蒋氏族中也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军事人物,他们的事迹在此就不一一赘述。这些军人的影响力极大地激发了浙江人的从军热情,尤其是黄埔军校的成立,更是点燃了浙江青年的从军梦想。

以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的1.1万名学员为例,其中就诞生了681名将军,浙江籍学员占据了其中近半数,而诸暨人更是占据了其中150人。

由此可见,浙江在近现代的民风已经不再单纯是文化荟萃之地,而是逐渐转变成了将军之乡。诸暨成为将军县,正是这股从军潮流中的一个缩影。这一转变,不仅是浙江人民性格的一次飞跃,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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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县”如何诞生的?

诸暨人的性格,似乎天生就适合军旅生涯。他们豪爽、果断,不拖泥带水,这些特质赋予了他们成为优秀军人的天赋。

然而,诸暨籍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们是如何在众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将军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诸暨籍的黄埔第一期生中,真正的名将并不多。在黄埔第一期生中,浙江籍学员共有37人,其中奉化籍10人,诸暨籍11人。奉化籍学员的成就与蒋姓家族的影响密切相关,而诸暨籍学员报考黄埔并非全因蒋鼎文的影响。

在蒋尊簋、蒋伯诚、蒋鼎文之后的诸暨,民风大变,对青年报考军校持支持态度。其中,宣侠父的宣传和鼓动起了关键作用。尽管宣侠父因得罪蒋介石而被开除学籍,后更惨遭害命,但他的影响却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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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剩余的10名诸暨籍黄埔第一期生中,冯圣法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抗战中表现出色,特别是在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一役,是他军事才能的充分体现。冯圣法后被提升为86军副军长、91军军长等重要职务,他的军事成就,无疑是诸暨籍黄埔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然而,其他诸暨籍的黄埔第一期生,如周振强,虽官拜中将,却主要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长,鲜有战场经历;宣铁吾则主要从事特务和警察工作,同样缺乏战场经验。

尽管这两人都被授予中将军衔,但难以称为名将。其余人虽有将军军衔,但大多默默无闻,未有显著军事功绩。

由此可见,虽然诸暨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将军众多,但真正能称得上名将的并不多。他们的晋升过程中,除了个别人的真实战功外,还可能受到了时代背景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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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蒋鼎文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对诸暨籍黄埔军校毕业生们的军旅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鼎文对于家乡的后辈们抱有一种深厚的关爱之情,这是任何具有家乡情结的人所共有的。

与许多权力欲望强烈的军事领导者不同,蒋鼎文始终保持着对权势的淡泊态度。他在军中服务几十年,却从未形成自己的派系。这一点上,他与何应钦颇有相似之处。

举例来说,当第22师师长一职出现空缺时,蒋鼎文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安排自己的嫡系人选,而是推荐了副师长胡宗南。当时,胡宗南对于这个提名并不情愿,认为一个杂牌师无法与嫡系的1师相比。

如果换作其他人,如陈诚或汤恩伯,他们很可能会安排自己的亲信来占据这一重要职位。但蒋鼎文不仅让胡宗南获得了独立指挥的机会,还将1师的李铁军和梁华盛分配给了胡宗南作为助手,这让胡宗南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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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举措,蒋鼎文为胡宗南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胡宗南离开之后,蒋鼎文又大力提拔了甘丽初、李玉堂、陈沛等人,这些人后来都陆续成为了军长或集团军总司令。即使在十几年后,这些被提拔的人仍然不忘蒋鼎文对他们的恩情。

最后,蒋鼎文的不树派系,使得他与所有人都保持良好关系。在蒋系嫡系部队中,浙江人占据了三大派系。尽管蒋鼎文与陈诚的关系一般,但他和胡宗南关系良好,同时又与陈诚部下的关键人物郭忏保持良好关系,而郭忏也是诸暨人。在枣宜会战中,郭忏曾承担重要责任,并由此获得了蒋介石和陈诚的青睐。战后,郭忏晋升为联勤总司令,成为了蒋系部队中的重要人物。

同时,蒋鼎文还尽力与汤恩伯交好,虽然汤恩伯保持一定距离,但蒋鼎文在重庆的何应钦和另一位浙江人顾祝同都对他评价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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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蒋鼎文通过与各派系的良好关系,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戴。在提拔人选时,蒋鼎文并不需要明确发话,那些对他有好感的领导们,出于对他的尊重、感恩或乡土情谊,自然会倾向于提拔资历合适的诸暨籍人士。

这样的背景使得诸暨籍的军人,虽然战功不显,权位不重,但却普遍占据了当时蒋系部队中级以上的各个岗位。这正是诸暨能以仅有的500人从军,却出了150名将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暨的军事传统,不仅仅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更是因为这里的人,他们的豪爽、果断,以及对军旅生涯的热爱和追求。这种精神,代代相传,成为了诸暨人的骄傲,也成为了中国军事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