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见：封建早已走散，三千年在集拳|任见|分封|宗室|封建制|诸侯国|郡县制

任见：封建早已走散，三千年在集拳

原题《追念封建》，原发于1996.04（原状未改）

任见

《左传》中有句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在中国历史上，大概这是最早把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引入政治领域，称呼权力之制的。

这种权力之制就是封建或曰分封，它让贵族内部分子都喝到了一杯特权之羹，普及和扩大了王朝对民众的统治。

“封建”这个词，把它追到根儿上，太简单了：“封”，拢土，“建”，栽树。即古代氏族部落在其居住地周围堆土、植树——可能是一圈荆棘，也可能是一圈花椒吧——对外，作为保护氏族或部落的藩障，对内作为采集区和狩猎场。

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提出封建之制系周公所创，一时史界风从，成为一家观点。后来随着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和对它们研究的日渐深入，这种说法终被推翻了。

但是，甲骨卜辞中确实也记载有殷高宗武丁之世已有封国之事实。因此即可断言封建之制始于殷代？不见得。胡厚宣先生在《殷代封建制度考》中说：“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也。”

殷的“封建”是学来的？在我看，这几乎是肯定的。由部落联盟阶段进入奴隶制时期，没有任何现成制度可以依循，其统治体必也是松散的，只不过主体由部落变为诸侯国罢了，因此，对宗室及功臣最大的奖赏难道不是列土封疆吗？

《史记》为我们做了个注。《史记·夏本纪》说：“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又说：“帝禹立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英”在今安徽金寨县南之含英山，“六”乃今天的安徽六安市。《殷本纪》载：“帝盘庚之时……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遵成汤之德也。”

可见“拢土栽树”之举不仅商代初期，甚至夏代初期就有。当然，由于《史记》成书距夏商太久，只能作为间接的证据。

既然，“拢土栽树”原指“封藩建卫”制度，那么，应该只有在此制度下的社会才能称为封建社会，但为什么现行教科书中把战国至清朝这一大段历史时期都指为封建社会呢？

爱德华·詹克斯著有一本《社会通诠》，其中称西欧中世纪以庄园制和武士等级制、领主附庸制及其包含原始契约因素在内的政治制度为Feudalism。严复1904年翻译《社会通诠》的时候，找来找去，找到“封建制度”来对应Feudalism。

如此一来，“拢土栽树”就升格了，“封藩建卫”一跃而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进入近代国家前必须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即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劳动者（农奴）的社会经济形态。

这样的强行对应显然是不合适的，先秦封建制与秦后封建制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是，中国人的盲目崇洋思潮常常是一波一波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蒋伯潜、蒋祖怡的《经与经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都随着Feudalism走。再者，不把Feudalism译为“封建制度”，那你说怎么译？

直至今天，你说我说大家都说：封建制度，战国至清。不这么着，考试扣你分数，大学不录取你，看你厉害还是大学厉害？

封建不仅是天子将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诸侯们也照此办理，一级级将土地分封出去。久而久之，国中便形成了势力极大的世袭卿大夫，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封地，还有私人武装。

东周之后，王室衰微，诸侯雄起。卿大夫的势力日益膨胀，连诸侯都受到制约甚至威胁，被随意废立甚至取而代之。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卿大夫专权的结果。至此，封建制的缺点暴露无疑。

诸侯不愿重蹈周王室的覆辙，纷纷采取措施，启用“士”人，打破卿大夫对朝政的垄断，收回不在位的卿大夫的封地，并逐渐推行无世袭的郡县官僚制度，来对地方进行管理。

封建制的消亡就是因为出现了更为先进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郡县制，也就是集权制。

楚和晋设立郡县制较早。春秋初期的楚最早设县，县多设在王国腹地，和采邑不同的是，县的长官直接由君主任命。春秋后期的晋最早设郡，郡多设在边地，面积虽广，但人口稀少，地位不如县，郡出现时是为了防备别国侵扰，所以长官称“守”。

当时有“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说法。但随着对外开放，边地逐渐繁荣，人口渐多，为便于管理，郡下开始设县。郡和县开始并无隶属关系。战国时，郡县制得到发展，不仅边地设郡县，内地也开始设立，并逐渐由郡辖县。

各国君主的青睐郡县制，是其便于君主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步趋于瓦解。秦灭六国后，面对比以往大了许多倍的国土，究竟该如何管理，君臣们发生了一场争论。

政务院说，燕、齐、楚这些地方偏远，如果不用宗室王子镇守，恐怕难以管理。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李斯不同意，说周朝所分封宗室，随着时间推移，血缘关系渐渐淡漠，以致后来互相攻击，连天子都无法禁止，郡县制度容易管理，当然比封建制好。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说“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郡县制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也是第一次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内推行郡县制度。实际上，终先秦之世，“封建”一词很少使用。倒是秦汉以后，有郡县制作为对立物，“封建”的特点才突显出来，该词出现的频率也增加了。

秦虽推行郡县制度，但封建制度作为一个生存了数千年的制度，当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仍被许多人当作传统来怀念。

秦亡后，刘邦君臣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原因，结论是因为没有实行封建。可见，当时世人都以封建为理所当然。

刘邦的封建和前代又有不同，虽然开国时刘邦封了许多异姓王，但那是为和项羽争天下时不得已的措施，一旦站稳脚跟，刘邦便逐渐铲除异姓王，同时大封宗室，以拱卫中央。结果同姓诸侯王成为独立王国，最终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平定以后，那些王国的“封建”色彩大为削弱。汉武帝更施行推恩令，经过数十年“削藩”，最终使封建制名存实亡。

第二次大规模的封建是西晋。西晋的封建是给自己吓的。曹魏时，宗室地位虽尊，但无任何特权，反被视为潜在的政敌如囚犯一般看管。宗室力量孱弱，导致司马氏轻松篡魏，司马氏自己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夺取政权，当然也怕手下的大臣依样画葫芦，于是，大封宗室以为藩屏。结果，防止大臣篡位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诸侯王却乱了，紧随八王之乱而来的便是土崩瓦解。

最后一次大规模分封的是朱元璋，“封建”他的二十几个儿孙为藩王，不仅有封地，而且有军权。建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准备削藩，导致燕王朱棣的武装叛乱。江山易主，朱棣上台，他也不能容忍封建，继续削藩，使得藩王不再成为割据势力。

必须明白，上述几次大分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制，即便规模最大的西汉分封，也是“双轨制”，即诸侯国虽自治，京畿一带还是郡县制，史称郡国制。

明距唐（太宗时）已有七百余年，为什么在郡县观念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朱元璋仍坚持封建？原因在于老朱。出身低微的皇帝大都猜忌大臣，这是典型的不自信的反映。刘邦因为这个原因屠戮功臣，朱元璋也是这样，赵匡胤厚道些，但也要原本和他称兄道弟的武将们提前退休。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尽管郡县制相比封建制具有优势，但也同样存在缺点，而封建制也非一无是处。

“封建论”是古代政论的重要命题，明以前，许多人如贾谊、魏征、柳宗元、苏东坡都议论过封建制，明清鼎革之际，一批思想家从总结明亡教训出发，探讨封建、郡县两制的优劣，其间蕴含着不少真知卓见。

黄宗羲、顾炎武各有其论，努力从政治层面阐发封建可资今用的积极意蕴。而在发掘“封建”古义的积极意蕴方面，袁枚独辟蹊径。

袁氏指出，封建制政治多元，使各类人才得有生存空间，诸种学术得有拓展天地。比如孔、孟之流圣人、亚圣，就不可能在思想一统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成长，他们能够光大弘扬各自的学说，显然得益于列国并立的封建格局：“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

袁枚此说，深有道理。当年，李斯就是因为厌恶百家争鸣，出了个“焚书”的馊主意，致使先秦书籍大多失传，造成文化史上一次空前大劫难。当然，在高度中央集权的环境下，即使李斯没做这事，以后还会有张斯、赵斯来做，这不，没多久，又出了个董仲舒，后来，洛阳还出了姓程的二兄弟，都比较够意思。

倘使古罗马帝国不崩溃，西方一直如中国一般大一统，则其近代绝不会走在中国的前面，就此言之，你说，可不可以对封建进行适当的追念呢？

1996.04，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