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金钱观”|张佩纶|张爱玲|林语堂|王安忆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现代文人中，热衷于美食的，大有人在，但像张爱玲坦言爱钱的，并不多。

说她从小就爱钱，似乎不是空穴来风。

她“抓周”时，伸手去抓的，是一个金灿灿的小金镑，这应该给家人不小的刺激。多年后，她姑姑仍然记得，跟她提起。

而胡兰成，甚至说她视钱如命：

“我在人情上银钱上，总是人欠欠人，爱玲却是两讫，凡事像刀截的分明，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她姑姑同居，两人锱铢必较。她却也自己知道，还好意思对我说:“姑姑说我是财迷。“说着笑起来，很开心。她与炎樱难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点心，亦必先言明谁付账。炎樱是个印度女子，非常俏皮，她有本领说得那店主犹太人亦软了心肠，少算她的钱，爱玲向我说起又很开心。爱玲的视钱如命，使我想起小时正月初一用红头绳编起一串压岁钱，都是康熙道光的白亮铜钱，亦有这种喜悦。＂

胡兰成这人，说话历来云山雾罩，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这段话可信度蛮高。

按张爱玲自己的说法，她拜金似乎与她母亲脱不了干系。

“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言下之意，她这一身俗骨是拜父母所赐。

顾及她的家世背景，不能说她没道理。

相府门第的煊赫岁月，张爱玲只赶上一个尾巴。

1920年她在上海出生，李鸿章、张佩纶已经弃世多年，本应健在的祖母李菊藕业已辞世。尤其是清王朝的灭亡，为李家、张家这些高门巨族敲响了丧钟。

张爱玲的祖上，曾大大地阔过。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为世人所知。但世人所不知的，是李氏家族的财产。

和历朝历代大多数官员一样，李鸿章将通过合法与非法渠道扩充家族财产视为人生追求主要目标之一。他经营“淮军”、“北洋军”长达四十年，从军费中挪取多少纳入私囊，无人知晓。但淮军宿将中以克扣军费而富甲一方的，大有人在，如刘铭传、卫汝贵之流。

与此同时，李鸿章以“洋务运动”之名，创办官办、民办企业无数，所有企业的总办、督办，都由他挑选的亲信担任，他从中牟取的非法利益，是一个惊人的秘密。

甚至有小道消息传出，他在签订《中俄密约》之际，还收受贿赂三十万卢比。

为宦一生，李鸿章到底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有好事者做过统计，约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据《中国近代农业史》所载：李鸿章兄弟六人，仅在家乡合肥，每人平均有十万亩地，“其在外县更无论矣”；"合六房之富，几可帝国“。这些记载，恐非虚言。他在世时，民间就有“宰相合肥天下廋”的俗谚，但类似巨贪而竟以善终者，不独他一人，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这里，大可借林语堂的话感慨一下：“在中国，虽然一个人可以因偷窃钱财而被捕，但他不会因为盗窃国家资财而被抓起来。”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是也。

但，时代的潮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滔滔而下，任谁都阻挡不了。

昔日相府门第的繁华，被风一吹，露出千疮百孔的底子。

纵然祖母带到张家来的陪嫁以百千万记，也禁不住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人的坐吃山空。

钱没了，可人还活着，还得活下去。

张爱玲常在文字中提及“惘惘的威胁”，多少与家族衰败有些关系。

在《童言无忌》里，她说起自己伸手要钱的尴尬：

“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看到这里，是颇让人感到奇怪的。

小门小户，尚知要竭尽全力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何况曾经的高门巨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张爱玲读中学时，她父亲有汽车，有多栋洋房，还能和她继母一起抽鸦片，日子还是挺逍遥的。

但高门巨族的子弟，似乎都有一个通病：自私。这源于他们一方面养成了奢华生活的习惯，一方面又恐惧坐吃山空，格外把钱捏的紧，唯恐落入他人之手，甚至子女也不例外。

张志沂既不赞成张爱玲学钢琴，也不乐意张爱玲读大学，并非他供不起，而实在是因为缺乏责任和担当——他总不能因为子女的教育，不抽鸦片吧？后来，他终于把一点家产抽得一干二净。

张爱玲应该早早就把自己的父亲看了个透彻。不然，她不会借一次与后母的偶然冲突，毅然逃出父亲的家，投奔母亲。

投奔之前，母亲曾托人传话与她：“跟了他，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要吃很多苦。“

对此，以张爱玲的心性，她一定是斟酌过的。

跟着父亲生活，靠着张家的遗产，她自然能过一种有基本保障的生活，比如读完中学，去做”女结婚员“，但她要过一种干净利落的生活，恐怕是水中月镜中花了。而且她是女孩子，即便将来张家有遗产可承，未必有她的份。

还不如追随母亲，彼时在她的眼里，母亲就是新生活的象征：

“母亲留学回来，一家人住在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至于母亲真正的生活，她所知甚少。虽然母亲留学英国、法国，但母亲并不是一个希望以职业能力为生的女性。同样出身于大家族的黄逸梵，虽然比作为父亲的张志沂好许多，但对子女的责任心仍然有限。她虽然愿意供养女儿，支付她的教育费用，但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抚育女儿，像传统母亲一样，谨慎安排不多的钱财，守在女儿身边，她做不到。在张爱玲过来不久，她又谋划去欧洲。

那一晚，张爱玲趁父亲熟睡，顺利地逃了出来：”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但张爱玲做梦也没想到，一种“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恐慌，随着她的逃离，将切切实实来到她的身边，成为她一生缠绕不去的梦魇。

当生活一层层剥掉假想和幻觉的外衣，人凭直觉抓住的，往往是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

到母亲家后不久，张爱玲立刻感受到了没钱的窘迫：“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

她常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虽然母亲为她请了昂贵的家庭教师，也帮她支付了香港大学的学费。但生活的点点滴滴，使她一点一点失去了对母亲的爱。

由于母亲给的生活费相当低，她几乎是香港大学里最穷的学生，常年一袭蓝袍。当时能读大学的大多家世出众，更何况女孩子之间隐约匍匐的攀比风气，她又是那样的心细如针尖，一点小小的起落对她而言都是惊涛骇浪。在花红柳绿的铿锵斗艳中，她只有选择沉默，正如她后来对这段不愉快的记忆保持沉默一样。

但最终没忍住，把一切写在《小团圆》里，悄悄地写，犹疑不定地写，前前后后写了三十年。一直到去世，她都不太愿意出版这本书。

她没想到，这本她耗尽所有力气，审视亲情、爱情和友情的自传体小说，最终面世。她再一次“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只是她再不能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她解脱了。

虽然，家族影响，父母离婚之后无家可归的凄惶，促成了张爱玲的“拜金”倾向，但在文字里，她谈钱的地方到底不多。

倒是很多地方，充满了人的气息、声音和温情：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橘红，给她“温老暖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她喜欢在那个眼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她认真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一个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了手把，很灵活地掠过了，落在她眼里：“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是那一撒手吧?"

如果没有这些文字，很难想象，光凭对黑暗人性入骨三分的刻画，张爱玲能赢得今天的文坛地位。

王安忆懂她，说她即使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边，就要去睡觉了，把炭基子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温暖的一刹那；炭屑发出很大的热气，星星红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里，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烟火，不由得使人想起唐家的灯市的记载。可是我真可笑，用铁钳夹住火杨梅似的红炭基，只是舍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后，灿烂地大烧一下就没有了。虽然我马上就要去睡了，再烧下去于我也无益，但还是非常心痛。这一种吝惜，我倒是很喜欢的。”

这是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刻。在这一刻，这名说自己一身俗骨，喜欢钱，每一次看到“小市民”字眼就局促想到自己的女子，超越了身世命运的局限，是这烟火人间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