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二十年了。我还记得秘鲁女记者柯裴(Patricia Castro Obando)来系里跟我们展示拉美国家西班牙语口音那个下午,还用的卡带,可能是她的采访机,播放出许多奇怪的声调,告诉我们“哥伦比亚的西语还算相对标准,其他各个国家变化各不相同,因为种族、教育、地形等等方面的差异……”

从那时起,我想象的秘鲁口音好像总有排箫的风声,从安第斯山那边飘飘摇摇过来。今年,离开北京之前,柯裴写了一本书记录她的中国经历,那么,我也用一篇文章来记录我的秘鲁研究吧:很幸运,我不用乘风破浪,却看到了秘鲁四个半世纪前的样子,甚至更早更早,当人们循着小小的紫花,从地下挖出土豆的样子。

环游地球一周、采购中国货物的秘鲁人

同林被甸老师一样,我并不支持“印加”与“殷家”的关联,目前只相信中国与秘鲁最早的接触发生在大航海时代:1583年,一位西班牙出生的胡安·德·门多萨,成为最早从秘鲁到菲律宾、中国,然后环游地球一周再次回到秘鲁的人。他二月初从卡亚俄出发,经过七十四天“太平的”洋流航行抵达马尼拉,休整几个月之后再次出发,表面说去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其实在船上策动夺权,最终让船因为“暴风雨”流落到南澳岛。他们一行人在福建、广东水路兼程数月,见到许多风光和人物(甚至得到罗明坚和利玛窦上门拜访,面授跟中国人打交道的办法),最后在澳门采买货物,有人启程回到墨西哥、秘鲁,而他经印度回了西班牙,最终怀着“美洲梦”再到秘鲁北方山区。

感谢秘鲁作家费尔南多·岩琦(Fernando Iwasaki)发掘出这份材料并在2019年“华人正式抵秘170周年”讲座后留给我,让中国能够了解这个跨越太平洋“游”走于中秘之间的第一人,以及他想要达成的目标:采购中国货物供秘鲁市场使用,再带回一些武器以防英国海盗德雷克再次袭击。从那时候开始,中国跟秘鲁之间,已经有了互惠互利的条件和关系。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孛露”

那之后不久,秘鲁第一次“展现”在了中国人的眼前:不知道有没有受到跟门多萨会面的影响,从1584年到1602年,利玛窦制作了多个版本的世界地图,其中都有关于“孛露”丰富和最新的信息:除了用“露”这样一个美丽的汉字,用“故私哥国”音形兼备地指印加故都库斯科,他还准确地还原了山脉、河流,尤其介绍道:“利马,地不下雨自有湿气积种数倍”,“银山”“北度西山”“此山多银矿”,并在安第斯山间空地处点评“此地不知耕种自多果蓏,人好仰给”“产香名巴尔娑(误为婆)摩,树上生油,以刀割之,油出,涂尸不败,其刀所划处周十二时即如故,如德亚国亦有之”。

当然印加人并不是不知耕种,他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有序,相当出名,但更以物产丰富天时地利的自然条件闻名,如香木树脂便是被探险家们当作《圣经》里没药一样的疗伤神药。秘鲁在利玛窦地图中占到这样的篇幅,令人感叹——周边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都没有给到,唯有地大物博的巴西(伯西尔)可以一比。秘鲁在当时作为“南亚墨利加”唯一总督辖区的政治地位,以及在物产和资源方面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当代“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是利玛窦认为有必要展示给晚明官员学者的、最有价值的世界知识之一。

美洲白银换来中国的丝绸、瓷器与棉布

值得注意的是,1570年代正式开通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其实并不局限于马尼拉跟阿卡普尔科点对点之间,而是各自辐射着广阔的亚洲和美洲,互为产地和市场,秘鲁就是这其中最重要的动力——这里有真金白银。1545年发现的波托西银矿,在1572年采用汞齐法之后迎来产量大爆发,据说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中约83%都为西班牙所有,“简直可以用白银修一座桥,直达里科山-马德里的通道”,以至于塞万提斯两次申请到美洲来担任官职。

因为暴富,秘鲁权势阶层追求生活品质,也追求身份象征,自然推动利马形成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聚集了几十家店铺售卖中国的丝绸、瓷器。除了当时获得享受,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莫过于发明了“巧克力杯”:1639至1648年担任秘鲁总督的曼塞拉侯爵,爱喝巧克力又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症,于是向景德镇订购了一种专门的杯碟套装,一个微敞口的直筒茶盅,无把,刚好放进嵌在小碟子上的镂空杯托。这是对中国样式的参与和改变,是秘鲁独有的外销瓷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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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与时尚之外,中国棉布也大受欢迎,为肩挑背扛、辛勤劳作的安第斯山民提供了结实又便宜的日常穿着,甚至翻山越岭远销阿根廷。最为奇特的是,秘鲁有翔实的人口普查记录,很早就能确认中国移民的存在,而且不是依赖传统的“三把刀”,即厨师菜刀、裁缝剪刀、理发师剃刀,而是“烟花”——大概是因为成熟的火药技术吧,即使没有到今天的精致程度,那种震耳欲聋、瞬间如同神启的明灭,也是能够想见的激动人心;相信那一刻,期待成功和美丽,期待释放和狂欢,是中国人和秘鲁人共同的心愿。

不断延展的中秘关系研究

之后的故事,早期华工的经历,前大使费尔南多·德特拉塞格涅斯·格兰达(Fernando de Trazegnies Granda)已经在《沙国之梦》里进行过生动的描述,而更多的华人华侨历史研究、中秘关系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最初由法国、秘鲁学者展开,到中国社科院、暨南大学成为重镇,再到秘鲁天主教大学-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可以看到,不仅广度、深度在不断延展,合作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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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我自己。浅尝了20世纪初著名作家巴略霍“悲伤的甜蜜”,我最终转回到“哥伦布大交换”的划时代变革,尤其希望呈现西班牙统治时期,对美洲地理、物产的认知过程。其既不同于葡萄牙的直接采购,也早于英法探险队和欧洲启蒙运动,这便造就了白馥兰等在新作《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中提出的“农作物景观”,尤其是美亚欧之间移植的技术、需求、价值观、品位和理想。这其中,秘鲁提供了多少神奇的物产啊,除了用金鸡纳树皮救了康熙的疟疾(康熙后来又赐给过曹雪芹祖父曹寅),还用土豆和红薯喂饱了全世界,用百香果唤起耶稣受难的神圣感,用姑娘果——分享一个“冷”知识:姑娘果学名秘鲁灯笼果,原产秘鲁的亚马逊地区——我一时还说不清姑娘果的文化史意义,也不确定这颗小果子是因为哪个人哪只鸟哪条路到来的,只希望,太平洋两岸互望,知道历史曾经如此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