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关内移动的“汉番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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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编修《北川县志》的时候曾看到一份关于羌族历史的资料，其中引用明代古碑的记载，说禹里卷洞桥“桥北概系羌番”。“羌番”是旧时对羌族的称呼，1935年红军留下的石刻标语，如“共产党是回番人民的救星”，还以“番”来指代羌族。
▲卷洞桥旧址（唐晓蓉摄）。卷洞桥雅号溥济桥，在禹里农场北面的公路桥上方，是明代后期开坪艾林土司修建的木廊桥
古碑中“桥北概系羌番”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解为卷洞桥就是明代汉族与羌族聚居区的分界线。实际上当时住在卷洞桥南面县城里的人除了外地来的公职人员和匠人商贩，其余的也都是“羌番”。城里人说卷洞桥以北的是“羌番”，不过是自己向汉族靠拢的心理反映。
从明代开始，北川关内确实有“汉区”和“番地”的区分，但二者的分界线并不在卷洞桥。据旧志记载，明代初年，石泉县按照朝廷的指示将县城及交通沿线地区的居民登记入册，被登记的居民称为“编民”，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由县衙直接管辖，就被称为“汉区”了；与此同时，还在开坪、坝底设置土司，土司领地则属于“番地”。单就白草河流域而言，伏土堡上游方向是明清时期艾林土司的领地，下游方向则是石泉县直接管辖区，伏土堡就成了“汉区”和“番地”最早的分界线。
▲伏土堡残墙。位于今开坪乡伏土堡，是北川关内最早的“汉番界”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汉区”与“番地”并不是以居民的民族属性为标准，而是以管理方式的差别来划分的。虽然卷洞桥以北“概系羌番”，但其中伏土堡下游的“羌番”都在“汉区”的范围内。
既然划分“汉番界”的标准是所处地方实行的管理方式，那么随着管理方式的调整，“汉番界”也就会跟着改变。民国《北川县志》中有一段关于“汉番界”的介绍：
“清初，县属北区一带均属番地，尚未归化。旧志有‘番寨图’一幅，于伏土堡注明为汉番交界地。传闻有界碑一面，向竖大鱼口山侧，距城四十五里。”
这段话中的第一句说得完全正确，明朝确定的“汉番界”在伏土堡，到了清代初年仍未发生变化，但第二句就存在瑕疵了。查阅旧志中的“番寨图”，并没有在伏土堡“注明为汉番交界地”，图中标注“交汉界”的地点是在今开坪与小坝交界处。原因很简单，知县姜炳璋于乾隆年间绘制“番寨图”之时，开坪早已在几十年前改土归流，原艾林土司的领地变成了石泉县直接管辖区，而小坝以上仍然属于羌寨自治区，所以此时的“汉番界”自然就向北移动了。第三句“传闻有界碑一面，向竖大鱼口山侧，距城四十五里”，就反映的是“汉番界”由伏地堡向上游方向移动的历史事实。
▲传说曾经竖有“汉番界”碑的大鱼口，位于小园河与白草河交汇处。明代四川巡抚宋沧在此修建了名为平番堡的军事城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为开坪乡（公社）政府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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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探讨“汉番界”是为了还原历史，或者仅仅是满足对历史的好奇心，明清时期这个界线却直接关系到“番地”居民的切身利益。“汉区”的居民不管是什么族别，都属于“归化之民”，能够享受到和内地汉族基本相同的待遇,而“番地”居民则属于“蛮夷”，不仅会受到歧视，其权利也要受到限制，比如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民国《北川县志》收录了一则有趣的故事，说有个“北区”的羌族青年刘自元为了取得报考秀才的资格，不得不去搬迁标示“汉番界”的石碑。故事云：
“清道光时，有白草坝番民刘自元者，幼读儒书，慕中原文化，游历川中各州县，纵览名胜，调查风俗。当时科举盛行，知读书应试最为尊贵，乃延师课读，习八股诗赋，欲应童子试。当时地方制度，唯汉民方可与考，对于番民则加限制。某年当县试时，自元欲入考，乃预为之地。当报名时，众童生以自元为番民，白县试官，不准入场。自元声称：‘世居汉界地内，已系归化之民，何为见拒之甚也?’试官问其何所凭藉而为汉民耶？自元白：‘有界碑可查。’试官当派专员查勘界碑，明日起行。自元次日同行。至白草坝以上十余里片口之北，地名那纳怕地方（今名垭口），界碑在焉。归报主试官，自元遂得入试场。相传当派员勘碑之夕，自元星夜将大鱼口碑自行移负垭口，又复入城，往返一百余里，惊为神助。至今此碑尚立于那纳怕地方，已为北川与松潘交界之古迹矣。视其碑重二百余（斤），岂可一夜遂能负移至远之理?殊属荒谬。或者当时自元早在垭口照式预竖一碑，当查勘时已将大鱼口之碑仆而藏焉，以达其应试之目的耳。自元虽系番民，而向慕文化之志者有足纪焉。”
1914年，将全县划为城区和东、南、西、北共五个区。所谓“北区”，指的小坝、桃龙、片口等地。这里是明代白草番（羌）的核心区，1547年被官军打败归顺地方政府之后，由羌寨头人自行管理。到了清代仍一直沿用羌寨自治模式，所以才有“尚未归化”的说法。
按照清代的有关规定，只有 受县衙直接管理的“汉区”的居民才有资格报考秀才，而当时片口尚属羌寨自治区，其地的 居民不属于“归化之民”，连报名的权利都没有，刘自元自然无法进入考场。他要想取得考试资格，不得不通过移动界碑来证明自己已是“归化之民”的身份。
刘自元移碑应考的故事带有神秘色彩，姑且把它当作是传说，但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却可以从清代《石泉县志》的另一则记载中得到印证。道光版《石泉县志》记载了代理知县余炳虎为民办实事的故事，说石泉县“白草东西两河”地区，原本实行土司制度，康熙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寨子里开始有人学习汉语典籍求取功名，但当时的政策却不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幸有代理知县余炳虎向上反映争取，才使羌寨学子获得了报考秀才的资格。
这里所说的“白草东西两河”，指的是从明代初年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的开坪、坝底一带。清朝道光年间，这些地方早已改土归流成了石泉县直接管理的“汉区”，可能是羌民的文化特征尚未改变，所以县衙仍然把他们当成“尚未归化”的番民看待，不让他们参加科举开始。开坪、坝底尚且不能完全享受汉区的待遇，更不要说其西北方向自治的“番寨”了。
传说中刘自元把界碑搬移到了片口与松潘交界的垭口上，但并没有改变白草河上游属于“番地”的属性，直到1911年终止 羌寨自治政策，将“番寨”全部划归石泉县直接管理，小坝、桃龙、片口一带才成为名正言顺的“汉区”。
▲与松潘接壤的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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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民国《北川县志》所说的“旧志”，指的是清乾隆版《石泉县志》，其中的确收录了一幅“番寨图”，里面明确标注了“汉地界”，还有“交汉界”等字样。今人不明就里，以为这里所说的“汉界”就是汉族聚居区的边界，一些研究者也如此理解，因而在其认知中把北川的羌族聚居区大大缩小了。
实际上，“番寨图”中的“番寨”，仅仅包括绘制者姜炳璋担任知县时实行自治政策又属石泉县版图的小坝、桃龙、片口三个乡镇，以及马槽、白什、青片、禹里（云安、庙坝）四个乡镇的部分地方。同属青片河流域的马槽、白什、青片三乡有部分地方当时是陇木土司领地，而陇木土司属茂州，所有被排除在“番寨图”之外。“番寨图”中的“汉地”则包含了改土归流后划归石泉县衙直接管理的开坪、坝底及其以东南的广大地方，这些地方虽然被被归在“汉地”内，实际上都是以羌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乾隆版《石泉县志》“番寨图”
1371年左右在伏土堡形成白草河流域最早的“汉番界”，1725年这个分界线北移到开坪与小坝交界处，1911年再次北移到北川、松潘交界处，历时500多年。“汉番界”的变迁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对羌寨管理方式的改变，并不是这里居民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以旧属龙州的关外地区为例，1566年龙州改土归流后就成了龙安府平武县管辖的“汉区”，但一百多年后的清朝康熙年间，江油知县朱樟还将他们称为“龙州蛮”，因为他们还住在石碉房里（“龙州蛮俗住碉房”），生产生活方面还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虽然“番地”逐渐演变成“汉区”，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民族文化）并没有随之改变，但他们的身份却由“羌番”变成了“编民（汉民）”，大大增强了汉文化的影响力，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来源：县决咨委
撰文：赵兴武
审核：蹇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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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嗨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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