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底,刘邓大军胜利进入大别山,大别山是我们军队的老根据地,就在挺进大别山的途中,许多当年从大别山出来的老红军,讲起大别山时,都是喜笑颜开,双目放光,说:“到了大别山就算到了家,这里是老根据地,老百姓会欢迎我们的。”家乡在北方的战士们听后都很高兴,觉得大别山有群众基础,到了那里就会如鱼得水。然而刚到大别山,各种问题都来了,大别山很快就给了刘邓大军一个下马威。
刘邓部队里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一到了大别山,发觉地形、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各种不习惯。那里山上蚊子不但多,而且还大,战士们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蚊子、飞虫,让人浑身难受。有的战士休息时,被叮咬得受不了,就用被套盖着头,即便如此,蚊子都能把被套咬透。为此有战士就调侃说:“这里三只蚊子就能炒一盘荤菜。”
来自北方的战士,以前从没见过水牛,当看到身躯庞大,眼睛也睁得溜圆的水牛时,有的还以为遇到啥怪物了呢,一看见水牛就躲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它。有个文工团战士,刚到一个村子,才拐了一个墙角,就一下子踩在水牛身上,那水牛猛然一下子站起来了,大眼睛只盯着她,吓得那战士惊叫着,扭头就跑。
晚上宿营睡觉时,战士们就睡在稻草堆里,大别山蛇多,稻草里往往藏的也有,这很让战士们头疼不已,睡一觉都是提心吊胆。
大别山的老乡在屋外一般都搞了个瓷缸,埋在地上,这就是他们的粪坑,屋里便桶里的大小便满了之后,就会倒在外面的瓷缸里,为了往田地里运输方便,他们有些瓷缸就经常放在路边。尤其是夏天太阳一晒,瓷缸里面就发酵了,颜色看起来就和地面一样。
夜里行军,到了一个村子,指导员要到村里找向导,部队就在原地休息,战士们把背包往路边一放就坐在上面,有的就一下子整个掉到了粪坑里,搞得浑身上下都是粪便,那个狼狈呀可想而知。渐渐地,大家有了经验,每个战士都拿根棍子,坐下之前,一般先用棍子在地面倒几下,安全了,这才坐上去。
这都是小事,虽然不习惯,但还能忍受,受不了的就是吃饭。北方人往往吃面食、小米,很少有战士吃过大米。刚开始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那会想到,一吃上了大米,却是常常拉稀。
大米真不能叫粮食,北方的战士吃了几碗大米饭,走不到几个小时肚子就饿得咕噜叫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几乎走不动。几天下来,个个磅大腰圆的北方汉子就蔫了,脸色变得蜡黄。后来没吃的了,大米找不到,只找到一些未脱皮的稻谷,由于赶着行军,大家来不及把稻壳去掉,就把一袋子稻谷倒在锅里,可是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盛了就吃,稻壳刺得战士们嗓子疼,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只得硬着头皮吃。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而是整个月地拉。
为此,战士们掉队的很多,那队伍真是稀稀拉拉的。
有一天,部队行军,6纵队政委杜义德看到了,就生气地叫住一个战士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这么多掉队的?”,那战士跟他说,大家都在拉肚子。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杜义德也明白,脸色就缓和不少:“你们怎么不想想办法?”话是这么说,可当时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部队不但缺医少药,而且医疗条件也简陋。一旦打仗负伤了,给伤员洗伤口,也只能用盐水。药品都是靠打仗缴获来补充的,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有时有的重伤员,没办法抢救,只能在重伤员跟前放些干粮、一些盘缠,让他们自己找条活路。相比较,拉肚子就更不算是个问题了,只能靠自己硬撑着,后来战士们都习惯了,再吃也没事了。
6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一个知识分子,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还会编顺口溜。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6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皆知,他的顺口溜很能引起大家共鸣。其中有一句“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流传很广,说的就是大别山的道路。
提起大别山的路,战士们都直摇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于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到了大别山一看,大家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崇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也就是一溜稻山埂,别说是大炮,就是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大别山,秋天雨一直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就像浇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回头一看,摔到稻田里了,浑身都是泥水、没掉下去的,摔跤时也是两腿劈开,坐骑在田埂上。行军过来,没有不摔跤的,不少人的屁股都摔肿了。
道路虽说难走,但咬着牙战士们都还能忍受下来,让人头疼的就是大家没鞋穿。行军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鞋子,只好赤着脚行军。大别山的老百姓都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即便走亲戚了,路上都拎着,快到亲戚家了,才把鞋穿上。
大别山的百姓脚底下的功夫是从小就练出来的。但北方来的战士们就不习惯了,他们并不是没有赤过脚,在北方平原,脚下都是土地,赤脚走路并不觉得苦。然而大别山的石头很多,一天行军下来,个个脚板底下鲜血淋漓,看着让人触目惊心。
政委杜义德看在眼里,也是急在心里。有一天行军,杜义德看到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赤着脚在走路。他走过去,生气地问那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那营长一双脚也是鲜血流淌不止,随口没好气地说:“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难道我不知道穿鞋走路快?”
杜义德于是指了指自己的脚对他说:“你看看我脚上穿的是什么?这难道不是鞋吗?”那位营长低头看向杜义德的脚,只见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一些布条包扎着。
“这是什么鞋?”营长一脸诧异。
杜义德说:“这叫草鞋!红军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大别山再苦,还能比长征苦吗?”那营长似乎有些为难:“战士们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没有打过草鞋。”
“你们营有没有来自南方的战士?他们不会打草鞋吗?若不会,我亲自教你!”
那营长慌忙讲:“我们营有南方战士,我们自己打!”
于是,刘邓部队都开始了打草鞋活动。部队一宿营,吃罢饭,就开始打草鞋。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不知道如何下手,南方战士就手把手地教。每次宿营,战士们人人都打10多双,行军时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
大别山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往往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一双草鞋,身上背的10多双,到不了晚上,都一双也不剩了。那时,能有一双布鞋穿,就成了战士们的一个梦想。
除了这些,疥疮又是对刘邓部队更为严重的一个威胁。由于大别山,气候潮湿,再加上日夜阴雨连绵中行军作战,露宿荒野,战士们身上,几乎没有干的时候。部队里,卫生条件简陋,也不好,来大别山一个月不到,几乎大家每个人身上都有了虱子。
身上到处都有,皮虱、阴虱,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痴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看起来如同叫化子一般,严重时头发都粘在了一起。
6纵17旅49团团长苟在合就身受其苦,他身上的虱子也成堆了。有一次宿营时,苟在合身上实在奇痒无比,他就把衣服脱下来,一旁的通信员接了过来,他升了一堆火,把苟在合的背心一烤,那上面的虱子密密麻麻都掉在火堆里,噼噼啪啪地响,如同放鞭炮一般。
就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都得了可怕的疥疮。疥疮传染性极强,一个连队哪怕一个人得上了,要不了几天,一个连队的人都会一个不剩地传染上,几乎人人都没能逃过疥疮的折磨。
俗话说:疥疮是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盘三圈,腿根扎老营。疥疮主要就是痒,痒得抓耳挠腮,晚上睡觉时,战士们都把自己的皮肤抓破了。白天行军时,每个战士都卷起裤腿,几乎三步一挠。
治疗疥疮,效果比较好的就是用硫黄治,可当时能到哪里去搞硫磺?即便搞来了也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这可不是一个连、一个团、一个纵队,几乎整个刘邓大军都普遍患有疥疮。
有人建议,用土办法,可以把手榴弹搞开,里面的药里有硫黄,一颗手榴弹能搞一两。有了硫黄,还要用猪油,于是就从老乡那里买了一些猪油。猪油先煮一煮,再放进硫黄里,然后战士们集合起来,找一间大屋子,窗户关严,烧上一堆稻草之后,战士们个个把衣服脱光,把疥疮挠破,出了血之后,烟火一熏,再往上抹一些猪油。
就这么搞了一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算是灭掉了。然而这只能管一时,要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可以说,部队在大别山的日子里,疥疮从未断过,那真是一个苦啊!
除了疥疮,战士们还有疟疾之苦。到达大别山后,条件异常艰苦,生活上出现了种种困难。战士们吃的是糙米野菜,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当地人在池塘里洗马桶又撒尿,水牛也放在里边,人还需要饮里面的水。将士们对这里的生活很不习惯,病号是一天天增多起来。
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战士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这样的生活很不习惯,加上部队长途跋涉,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有的战士发烧发冷很厉害,部队虽说从解放区带来了一部分药品,但药源仍严重不足,部队自购和缴获敌人一批药品,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有的战士就因没药品及时治疗而长眠在大别山。
为解除病痛,大家都纷纷找民间的土方、偏方,试着治病。
一次,纵队里一个指战员听当地老乡讲,山上的羊屎蛋能治疟疾。战士们于是就上山到处找羊屎蛋。经过尝试之后还真管用,吃了几次,战士们病居然都好了,这一下可把大家高兴坏了!
由于对大别山自然环境的不适应,刘邓部队减员很大。在刘邓首长发给上级的报告中,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非常惊人的,由此可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有些枪是很好的,可惜得很。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的刘邓部队的指战员,战士们都还是咬着牙坚持着,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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