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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正式召开，在会议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组成了由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为主的新“三人团”，负责红军的指挥权。
这样一来，博古等人的职务就被解除了，不再负责军事指挥，那在会议结束之后，博古干什么去了，难道离开了红军？他在遵义会议中又有哪些表现？
遵义会议
1934年冬，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达湘江渡口，并架上了浮桥，想要与湘西黔东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如果中央红军轻装通过的话，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渡过湘江。
但中央红军长征时携带了大量的辎重，行军非常缓慢，而蒋介石也察觉到了我军的意图，随即调集了40万大军围追堵截，企图阻止我军渡过湘江。
于是，惨烈的湘江战役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开始冒着枪林弹雨开始渡江，耳边枪炮声，飞机轰炸声不断，场面异常的混乱，还好刘伯承元帅临危不乱，建议统一指挥，按建制的一个一个渡江。
经过整顿之后，红军渡江的速度加快了许多，而负责掩护的部队与数十部于己的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战斗异常激烈，虽然给予敌军大量杀伤，但大部分壮烈牺牲，像红34师只剩下97人。
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终于渡过湘江，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经此一役，红军直接损失了3万多人，自长征开始的8.6万红军已经锐减到了3万多人，可谓损失惨重。
战后，在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放弃原来的计划，转战敌军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而湘江血的教训也让最高负责人博古清醒了许多，听取大家的建议后表示同意。
于是，红军开始向贵州进军，并于1935年1月占领了遵义，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即将来临，参会人员多达20人，除了中央领导外，还有各军团的负责人。
一番长谈
会议上，众人依次发言表达意见和真实想法，最终取消了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会议结束之后，他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一路上郁郁寡欢，也不说话。
同年2月初，红军来到了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名叫鸡鸣三省”村的地方，以博古现在的状态显然不适合担任最高负责人，需要一个更合适的人选。
经过一番交谈之后，周总理也同意了这一提议，并且由他去找博古说明情况，不得不说，周总理的思想工作能力是一流的，恐怕在党内无人能及。
但此时的博古心情极为郁闷，二人刚一见面博古就反问道找他有什么事，这一下搞得周总理不知如何回答，一阵眼神对视之后，他也会明白了来意。
二人在谈话中，周总理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表示将由张闻天同志接替他，又紧接着说道，你我二人都是留过学的人，可对中国的国情并不太了解。
周总理又以自己为例子，讲到中国革命需要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只有他才能将革命带向胜利，而这个人正是毛主席，但他自己和博古不能胜任领袖，应该共同辅佐。
其实，博古自湘江惨败之后，一直都在反思，不然不会放弃原来的计划，支持毛主席的建议，在遵义会议上也没有打断参会人员的发言，认真听取每一条批评。
听完周总理的话后，他陷入了深思，经历过一系列思想挣扎之后，终于解开了自己的心结，他也认为在革命胜利面前，个人荣辱得失和利益不值一提。
谈话的最后，博古说道，他明天就将两只铁皮公文箱送到张闻天处，还表示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他去做，可见在关键时刻，博古以大局为重，主动交权。
随着博古正式解除了职务，张闻天同志成为了党中央总负责人，接替了他的职位，但博古也没有彻底淡出众人的视野，依旧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后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之后，博古支持毛主席北上的决策，这也能说明他与毛主席的关系并未因之前的不愉快发生变化，坚定的站在毛主席一边。
西安事变之时，博古也是我党代表团成员之一，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随周总理到庐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可以说他为国共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担任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是《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总负责人，就算他的身体不好，医生建议他不要过度劳累，但他依旧不辞辛劳，只为减少内疚。
抗战胜利之后，他依旧是我党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但在谈判期间，一些重大的问题需要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他便与王若飞于1946年4月乘坐飞机前往延安。
但可惜的是，飞机在途中不幸失事，撞毁于黑茶山，包括博古在内的全机17人全部罹难，享年39岁。
博古在红军长征时期军事上的错误是不可忽视的，但他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后来毛主席对周总理讲到：“他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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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12月04日，“不堪重负的党中央总负责”——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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