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中国与英国就香港回归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艰难的谈判。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与挑战，而其中的一次小插曲，却引发了重大波澜。
当时，我国与英国就香港回归进行了多达 22 次谈判。这样频繁谈判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另一方面也是给英国一个台阶下，我国始终遵循和平解决的原则。然而，我国的和平态度却让英方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还可以进一步争取利益，在谈判中得寸进尺，妄图让我国作出更大让步。
由于手中缺乏有力筹码，英方在多次交锋后未能改变我国的坚定决心。于是，他们想到了利用所谓的 “民意” 来向中国施压。英国方面声称，香港在他们的治理下经济繁荣，而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进行改革开放，但在他们看来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让香港继续繁荣下去。他们进而劝我方放弃对香港的驻军，还宣称如果解放军驻军香港，会引起恐慌，导致香港经济陷入混乱。
英方仅用几句话就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心为民的形象，通过虚构的种种因素逼迫中国松口。我国的谈判人员对此毫不示弱，指出英国可以在香港驻军，而拥有香港主权的中国为何不可？并且强调，驻扎的英军军费由香港人民纳税承担，而中国早已明确表示，香港回归后驻军军费由国家承担，人民无需再掏钱。对于英方所谓的恐慌，我方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国驻军只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治安由香港人自己管理。
英方听到这些反驳后，一时傻眼，找不到理由回应。但如果找不到理由，他们之前提出的 “民意” 观点就不成立了。于是，英方又辩称，英国离香港较远，若有问题军队不能立即赶到，所以必须在香港驻军。而中国离香港较近，附近还有大军区，一旦有情况中国军队能迅速赶到，所以中国不需要在香港驻军。我国代表立刻意识到英国的得寸进尺，坚定地表示中国会在香港驻军，而且是常驻，此事没有商量余地。
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英国记者趁机提出尖锐的关于香港回归的问题。这些记者经过专业训练，问题极具挑战性。一旦思考不充分就可能掉入他们的圈套。当时，国防部长耿飚由于各种会议忙得不可开交，好久没有好好休息，精神状态不佳。在面对记者提问时，显得力不从心。有记者提问：“中国会在香港人民都害怕的情况下，还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吗？” 耿飚一时没太在意，回答说我军可能不会在香港驻军。这个回答让提问的记者满意，他们开始大力宣传，并将其视为肯定答复。
邓小平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因为香港驻军是中国的权力，能够有效防备外来侵略者。耿飚的这句话，几乎将之前的努力毁于一旦。香港问题因此又被拖延了一段时间，但最终在 1997 年成功回归。
这里可以插入一个历史案例 —— 澶渊之盟。北宋与辽国在澶州进行谈判，宋真宗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影响了谈判结果。如果当时决策不当，可能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这与香港谈判中耿飚的失误有相似之处，一个不当的回答可能影响重大历史进程。但不同的是，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始终坚定立场，最终实现了香港的顺利回归。
这次事件也提醒我们，在重大历史时刻，每一个决策和言论都至关重要，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坚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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