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与陈长捷曾是很好的兄弟，但傅作义却在平津战役中辜负了陈长捷，让陈长捷当了战犯。
1957年，为了加快对国民党被俘将领的教育改造进度，国家决定对外开放功德林监狱，允许战犯们与社会接触。
当时，功德林监狱关押着100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比如杜聿明、宋希濂、康泽、王陵基、范汉杰、廖耀湘、陈长捷等人。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激动，他很挂念自己的好兄弟陈长捷，便决定前往探视。
在沈醉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件事，当时陈长捷并不打算见傅作义，沈醉问他原因，他说：
他（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谈判，却叫我坚决不投降，结果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这样一个大大当，还有什么好说的！
后来，在他人的劝说下，陈长捷这才勉强去见傅作义，当他听了傅作义的一番话，心中的怨恨这才烟消云散，与傅作义和好如初。
那么，傅作义讲了什么话呢？
故事还要从平津战役说起。
1947年1月，蒋介石成立华北“剿总”，傅作义担任司令长官，成为华北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手握数十万大军，可谓位高权重。
但是，仅仅一年多之后，随着东北局势的巨变，傅作义开始紧张起来，他知道解放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华北，必须做好准备。
为此，傅作义制定了分区防守，重兵保护平津保三角地区的策略，恰在此时，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辞职，这让傅作义也有些措手不及。
天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傅作义知道，必须让信得过的人防守才行，这个时候他想到了陈长捷。
陈长捷与傅作义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友，毕业之后一同到晋军阎锡山处参军，又一起携手走过了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是并肩作战的生死之交。
相比较而言，傅作义的运气要好一些，仕途发展比较顺，又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因此在解放战争初期占据高位，在国民党内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长捷就倒霉多了，他曾遭到阎锡山的打压，离开晋军后多数时候担任虚职，解放战争之初是国防部第八补给司令部司令，在兰州负责后勤工作，虽然很有油水，但不是他希望的岗位。
但是，这不代表陈长捷不优秀，他的世交靳书科曾这样评价他：
陈长捷治军纪律严明，生活俭朴，训练时常和士兵一起跌、打、滚、爬，以身作则。他指挥作战，作风勇猛，善于打恶战，打攻坚战。抗日战争时期，突围冲杀于千军万马之中，杀敌致胜；又常受命于危难之际，挽回战局，颇受上司信任，是晋绥军中的一员骁将，也有人说他是常胜将军。
这一点，傅作义当然很清楚了，所以打算将陈长捷调到天津当警备司令，为此他极力向蒋介石推荐陈长捷，陈长捷最终来到了天津。
傅作义的这一举动，对于陈长捷来说太及时了，因为他那时过得相当不如意，早就想挪挪位置了，没想到傅作义及时伸出橄榄枝，而且是警备司令这样位高权重的职务。
因此，陈长捷对傅作义十分感激，他曾激动地表示，“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傅作义则高兴地回答说，“知我者，莫过于介山（陈长捷字介山）也！”
陈长捷一到天津上任，就开始积极布防，修筑城防工事，为此他征调了一万多名青壮年入伍，蒋介石曾两次路过天津，看到她修筑的防御工事后，对他的能力表示赞许：
好，好的，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
当时，北平和天津作为特别市，是傅作义防守的重中之重，陈长捷在天津的表现，让蒋介石和傅作义都感到满意。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基本结束，傅作义和陈长捷都错误地认为：解放军至少需要三个月的休整时间，才能挥师入关。
在这个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傅作义制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战略方针，并将所辖的12个军约55万人，龟缩在以平津为中心，北起唐山，西至张家口的千余里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并将北平、张家口和津沽划为三个防区。
在兵力配置上，傅作义故意将自己的嫡系部队放在大后方，中央军则被放在最前线，他虽然向蒋介石表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实际上他为自己保留了后撤的通道，也为走和平道路留下了余地。
至于陈长捷，由于他对解放军有着错误地估计，所以各项战备工作都是不紧不慢地进行，这就为他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让傅作义和陈长捷没想到的是，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在11月下旬就秘密入关进入到平津地区，并且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张家口和新保安，切断了傅作义西撤的通道。
早在东北野战军入关入关之前，毛主席就制定了和平解放北平的策略，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
为此，解放军于12月派人到北平与傅作义进行了第一次谈判，但傅作义这个人比较狡猾，他明明更倾向于和平起义，却妄想以战争的胜利来争取谈判筹码，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傅作义的心理变化，被他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必须让他彻底死心，才具备和谈的条件。
很快，东北野战军就对张家口和新保安发起进攻，将两地迅速解放，并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第35军全歼，傅作义几乎没有西撤的可能了。
之后，东北野战军迅速将塘沽、天津、北平包围，这个时候，傅作义几乎坚定了和谈的决心，但他依然顾虑重重，一方面派人与中共谈判，另一方面又下达了分区坚守的命令。
尤其是陈长捷镇守的天津，傅作义让他坚决不能投降，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人，也在所不惜，他则表示坚决服从。
陈长捷不知道的是，当他在天津负隅顽抗的时候，傅作义已经在好友邓宝珊的劝说下，消除了思想顾虑，坚决走起义这条道路，只不过在起义的方式和时间上，是需要推敲的。
瞒在鼓里的陈长捷，只想一心一意守好天津，他也自信自己能守住天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傅作义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蒋介石。
原来，自北平被围之后，蒋介石对傅作义可能起义之事，是有心理预期的，为此他多次催促傅作义向南撤离，因为西撤已经不可能了，但傅作义以“实际形势已不能做”为由拒绝。
为了防止傅作义起义，蒋介石派遣郑介民和蒋纬国到北平劝说傅作义，说傅作义是他十分倚重的将领，还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类的话，希望傅作义尽快南撤，有美国海军进行援助，但傅作义仍坚持固守北平。
蒋介石见傅作义冥顽不灵，预感到大事不妙，只能寄希望于傅作义能守住北平和天津。
而在劝说傅作义的过程中，蒋介石曾多次写信给陈长捷，要求陈长捷坚守天津，尤其是海口，以备放弃天津时南撤，为此蒋介石还给了陈长捷不少支援。
蒋介石和傅作义都让陈长捷固守天津，以服从为军人天职的他，当然不能退缩了，更何况他手上有十几万大军，他自认为守城不是问题。
但是，陈长捷大大低估了解放军的战斗力，在天津被围困之后不久，东北野战军就占领了津塘之间的军粮城，并封锁了通往大沽的通道，天津的飞机场也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陈长捷南撤已经不可能了。
1949年元旦之后，为了阻止傅作义继续讨价还价，从而尽快达成协议，东北野战军开始对天津周边地区发起进攻，东局子、西营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天津城内也不断有中共地下党员发射信号弹。
为了防止解放军里应外合，陈长捷组织了“统一纠察小组”，对天津的中共地下党员实施逮捕和杀害。
1月2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的大包围全部完成，林彪、罗荣桓给陈长捷写了一封信，劝他放下武器投降，他错误给估计了自身实力，于是回了这样一句话：
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最大耻辱，岂可随便放下。贵军倘有谋和诚意，请派代表前来商谈。
这其实是在拖延时间，林彪和罗荣桓再次重申，必须在1月8日前放下武器！
带了1月9日，陈长捷依然没有动静，林彪、罗荣桓又发出严令：必须在1月13日前放弃武器，将部队开到城外听候处理，否则将在1月14日攻城！
这个时候，陈长捷其实心里有些打鼓，为什么北平那边没什么动静，解放军却要打天津？
于是，陈长捷给傅作义去了一封电报，询问自己该怎么办，傅作义回答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他也只能听从命令了。
第二天，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了会谈，谈判内容为平、津、塘、绥四地和平解放。
然而，当时傅作义心中仍然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天津还在，自己就有讨价还价的筹码，邓宝珊便没有马上达成协议。
对此，毛主席是有预料的，于是在谈判的同时，下达了对天津发起总攻的命令，时间是在14日上午十点。
此前，陈长捷已经派人与解放军谈判，表示愿意接受和谈，但放下武器是有难处的，被解放军认为是拖延时间。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东北野战军最终攻克天津，当时陈长捷在地下指挥室指挥战斗，当解放军入城之后，依然在指挥部队进行巷战。
14日晚上，陈长捷满怀疑虑地给北平打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参谋长李世杰，李世杰传达了傅作义的指示：“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了！”
这让陈长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天津都被解放军占领了，难道还要坚守吗？
到这个时候，陈长捷其实已经很清楚，他除了投降这一条路，没有其他路可选，他给傅作义打电话，其实是在试探傅作义是否有起义的想法，却得到了继续坚守的命令。
于是，陈长捷继续坚持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解放军冲进了他的指挥所，他颤抖着举起双手，下达了停止抵抗的、投降解放军的命令，至此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傅作义谈判的筹码就少了一个，加之解放军提出绥远问题可以后续再解决，傅作义最终同意北平和平解放。
1月21日，傅作义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宣布了全军接受和平改编的决定，第二天北平城内所有部队出城接受改编，北平解放。
接下来，就是对国民党将领的处理问题了，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等自然是起义将领了；天津是被解放军打下来了，陈长捷等就被当成了战俘。
此后，傅作义参与解决绥远问题，绥远解放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建国之后担任绥远军区司令员，后长期担任水利部长。
至于陈长捷，作为被俘将领，又是解放军公布的战犯之一，他被关押到了功德林监狱，接受教育改造。
在监狱中，陈长捷的表现很好，努力学习，积极表现，多次表达弃恶从善的想法，是功德林的模范之一，但他内心对傅作义耿耿于怀，为何傅作义要起义，却不告诉他呢，导致他成了战犯？
对于这件事，傅作义是深感愧疚的，这也是他为何要在1957年去探视陈长捷的原因。
当时，傅作义向陈长捷做了解释，说自己在起义前后为部下做了两件事：
第一，起义之前，傅作义曾召开军以上级别的军事会议，宣布接受和平改编之事，愿意起义的表示欢迎，不愿意起义的，随时可以走；
第二，起义之后，傅作义多次以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请求赦免陈长捷等人。
并且，在1956年3月的政协会议上，傅作义也曾两次提议释放陈长捷等人。
事实上，傅作义并不是故意不告诉陈长捷，因为起义之事是最高机密，在没有与中共方面达成协议之前，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的，当时除了傅作义之外，也只有邓宝珊等极少数人知道。
傅作义原打算一旦签署协议，就立马让陈长捷跟着一起起义，哪知道还没等到谈判结束，天津就被解放军攻克了。
当然了，解放军之所以对天津发起进攻，跟傅作义本人的迟疑态度是分不开的，因此陈长捷被俘之事他是有责任的。
陈长捷听了傅作义的话之后，知道了傅作义的难处，更体会到了傅作义是重情谊的，便不再怨恨傅作义，还握着傅作义的手说，“我知道了，谢谢，谢谢！”
这件事之后，两人和好如初，但是陈长捷并未被释放，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不重视傅作义的意见，而是基于现实的考量：陈长捷确实是被俘的，他一直以来的表现，都称得上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的顽固分子，如果将其释放，并不符合相关法律和条例，况且功德林其他战犯也不服气，影响肯定是不好的。
但是，陈长捷一直是重点关照的对象，功德林监狱的工作人员，对他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而他的思想觉悟也很高，甚至自费购买马克思理论相关著作，并认真学习，书写心得体会，给其他战犯做了表率。
因此，在1959年的时候，国家就公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陈长捷赫然在列，他出狱后还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之后他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并且在上海市政协秘书处担任专员，从事文史方面的写作，生活得不错。
笔者认为，在平津战役中，陈长捷确实被傅作义坑惨了，他但凡跟傅作义一样狡猾，也能成为起义将领，但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他，选择了坚持抵抗，结果成为被俘将领，沦为功德林监狱的战犯，在狱中待了十年之久。
当然了，从陈长捷为国民党反动集团效尽全力这一点来说，他确实是需要教育改造的，被关进功德林也不算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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