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有一个新任两江总督接到任命时，他的心情不是狂喜，而是惊悚之至。在他之前的两江总督们或战死，或被处死，或被流放，他预感任命书与其说意味着一份殊荣，不如说是一张他必须签下的生死状。生死状上，咸丰皇帝命他完成交给他的重任——直捣太平军的“根本”——金陵。
这位新总督就是晚清四大重臣之一的曾国藩，有关他担任两江总督之前和之后的五次生死局的细腻书写并不多。汗青堂145《夹缝中的总督》正是书写曾国藩中年至晚年的佳作，带我们重新认识一个与以往圣人形象不同的曾国藩，为曾国藩“祛魅”。
知名历史学者、近代史专家马勇先生为《夹缝中的总督》特意撰写了一篇长达5000余字的推荐序。
序言不仅涉及学术史的变化，还探讨时代风气对历史学的影响。历史学者在时代流行的价值判断与真实的历史语境之间（也是个夹缝），该如何取舍？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
序言还涉及近年大众媒体非常关心的历史非虚构写作问题。具体到曾国藩和他的时代这个话题，马勇老师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度挖掘的大主题，把大主题写出新意，不仅考验写作者史料考证、解读的功力，更考验写作者的叙事技巧。因为要写得精彩、好看，还要兼具学术性，很不容易做到。
此外，马勇认为，《夹缝中的总督》还有一层阅读意义——“要从时代去观察曾国藩，要从曾国藩的研究来重新认识这一个时代”。
不久前，堂堂邀请了编辑老师共读这篇 推荐序， 陆续收到读者反馈 ， “马勇老师这篇序言写得很精彩” 。 （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查看 ）
阿浪现将序言全文奉上，欢迎各位读者和我们一起挖掘书中的内容，开启这场历史之旅。
早些天，鞠海送来他的一本新书《夹缝中的总督》清样，希望我给这本书写几句话。
鞠海是我这几年接触比较多的一个年轻学者，其间有过几次关于音频课程的愉快合作经历。如果不是鞠海的敦促与坚持，《民国史二十讲》和《孟子精读》大约我都不会去做。鞠海的认真、踏实，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当他的第一部专著出版时，我也确实有责任说几句祝贺的话。而且，这本书确实写得不错。
我知道鞠海是历史学硕士，具有扎实的历史学基本功，我也一直劝他坚持读书，坚持研究，坚持写作，找到合适的机会，继续深造。只是这几年疫情耽搁的事情太多了，好多事情都没法展开，但是鞠海在上班的同时，依然坚持读书，坚持写作，这本厚厚的《夹缝中的总督》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替鞠海感到高兴。
在这么繁忙的事务中，还能有大量时间去写作，去阅读史料，确实不容易。这几天，我断断续续翻看书稿，也仔细看了我感兴趣的几个部分。书稿写得确实不错，语言清新，可读性非常高，当然更重要的是作者仔细阅读了相关史料，比勘对照，写出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不是人云亦云，全面而浮光掠影地写曾国藩的一生，而是扣住曾国藩人生关头几个最重要的生死节点，这样就显得比较深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传记。
曾国藩是一个有严重自杀倾向的人，动辄自杀，而且高调。如何理解这种现象，众说纷纭。我个人理解，这就是一种“政治洁癖”，这在中国古典政治伦理中是值得赞美的。鞠海这本书有很好的解释，整本书都是围绕着曾国藩的生死来展开，写得饶有兴致，解释理由也大都可以接受。
曾国藩在关键时刻做出必死的决断，其实是基于一种强大的信念，就是儒家教导的“杀身以成仁”。这样的人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不能接受失败，面对失败，宁愿自杀，宁愿成仁。这就是儒家倡导的担当、情怀、责任感。《夹缝中的总督》从这个角度展开，为读者呈现出细致的故事，并对曾国藩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精彩的刻画，这当然是因为作者资料收集得全，阅读得细，才能重构出这样清晰的历史画面。比如作者写曾国藩人生的最后时刻，这是我们过去都熟知的故事，但是在鞠海笔下，通过排比各种史料，层层推理，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引领读者，让我们对这段故事又有了新的感悟。新一代学者的写作风格，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体会的。
在阅读《夹缝中的总督》时，我当然也想对曾国藩的学术研究讲讲自己的一些看法。曾国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绕不开的第一流大人物，作为一名历史专业工作者，我对曾国藩不可能无感、没有想法。我们这一代不仅经历政治上的改天换地，还经历了学术史上的过山车。我们今天看到的曾国藩的历史形象，早已不是我初学历史时的形象，他的形象在过去四十年确实经历了几次起落，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第二年，我从一所中专学校考到大学本科读历史，此后一直以此为业。四十多年，我经历了史学领域的全部变化，我的史学理念，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知，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
对于曾国藩，我最初接受的是我们近代史所的创所所长范文澜先生20世纪40年代所建构的形象，“汉奸刽子手”。按照范老的解释，曾国藩为挽救垂死的清王朝而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这就是刽子手，是清帝国的帮凶，也是出卖汉人利益者，是汉奸。范老的这个观点影响深远，也是范老最坚信的一个历史论断。50年代初，范著《中国近代史》重印，范老毫不迟疑地写道：“《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其中某些部分是可与本书所述太平天国部分相互补充、印证的。”
范文澜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影响几代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在范老的话语中，曾国藩完全是一个负面的反动形象。范老的这个说法对我们的影响当然很大，我们这一代后来如果没有在史学当中继续钻研或者深造的话，大概就留下了这样一个曾国藩印象。
范老讲曾国藩是“屠杀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主要是指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但从曾国藩、清政府的立场说，这件事情恰恰又是曾国藩最大的事功。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曾国藩，值得研究，主要就是因为他领导的湘军，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淮军，平定了太平天国“洪杨之乱”。如果抽空了这件大事，曾国藩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无数经生中的一个有名或无名的读书人而已。当然，范老这样说，主要是与范老所处的时代，以及时代主题的转换有关。
至于“汉奸”的说法，也影响了我们很多年。就像严复很早说过的，宋代以来，中国人讨论与异族的冲突，只有殊死抵抗、妥协投降这两种选择。言战、抵抗，就是民族英雄；言和、妥协，甚至与异族勾肩搭背，当异族的鹰犬，就是汉奸，就是败类。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观点不对，但将这种说法贯彻到底，否定与异族的一切合作，似乎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学的悖论。满洲人入关，从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叙事，从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叙事而言，当然是异族征服。孙中山民族主义革命的历史依据，就是将满洲人入主中原看作“殖民”，因此他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中国革命，推翻满洲人的统治，把满洲人驱逐出去。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之由来。
从这个角度讨论曾国藩，当然可以得出范文澜先生的结论，曾国藩是为异族统治服务的汉奸。但是如果放到历史场景中去观察，似乎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在讨论清初历史时，确实有一个“气节”问题，不战而降，为虎作伥，为满洲入主中原当“带路党”，确实应该谴责。但是到了曾国藩的时代，大清帝国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中国最正统的王朝叙事也不能无视这个王朝的存在。如果将这两百年间服务于帝国的“非满洲人”都视为屈节、附逆，似乎也不能成立。张扬正义，谴责变节，大约也只能放在明清之际那几十年的时空中，过此就已经意义不大，徒生困扰。
明清之际三大家“顾黄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除思想深刻外，也具有相当的民族气节，特别是顾炎武、王夫之坚持抵抗，直至最后，这都是很难得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的后人并没有永远“不食周粟”，远离政治，拒绝服务于新朝。事实上，他们很快也以各自的特别方式与异族和解。王夫之隐身山林后撰写的大量著述，百年后还是由曾国藩出面整理问世，嘉慧后人的。
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如果一味计较下去，就是中国老话“冤冤相报何时了”了。尊重事实，认清大势，既是历史人物的眼界与见识，也是研究者重新认识历史应该秉持的一个原则。价值判断固然重要，脱离历史环境的价值可能就没有价值了。
范老的讨论放在今天当然仍有价值，他其实是在提醒人们去思考在异族统治下如何安身立命，怎么去守住人伦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国藩也为历史提供了一个典范，一个案例。
曾国藩处在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用时人的话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不仅是这场大变局的见证者，更是亲历者和弄潮儿。平定太平天国只是他事功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大功绩则是策动了影响深远的洋务新政，被誉为晚清“中兴大臣”。
多年来学界研究普遍认为洋务新政失败了，只变其末不变根本，中体西用，导致几十年之后甲午惨败。我个人多年来不太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如果没有洋务新政，甲午战争可能打得更难看。更重要的是，洋务新政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点，是中国走出农业文明，步入工业化社会的开始，也是城市化、现代化的起步。“曾左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文祥、恭亲王奕等都为这个时代做出过巨大贡献，永远都值得后人感念追思。
洋务新政产生出一个半生不熟的新阶级——买办和先富阶层，他们不是传统中国社会地主阶级的替换阶级，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他们只是“半封建社会”的“半资产阶级”，他们当然还不足以引领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国家，但是他们的出现毫无疑问地为中国历史注入了新元素，是后世中国一系列变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去讨论曾国藩那一代人，或许可以找到新的话题与视角。
读鞠海这本《夹缝中的总督》还引起我的一点联想，曾国藩之所以在生死关头总能坦然面对，主要应该与其接受的教育有关。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教育就是君子教育、圣人教育，就是要培养每一个人都成为圣人，成为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圣人君子，就是中国读书人追慕的目标，也是涵养的结果或终点。所谓“三纲领、八条目”，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现代观点看显得迂腐，显得不那么时尚，但这些确确实实是中国读书人千百年所遵从的原则和奋斗的方向。阅读曾国藩，我一直能深刻感受到他的成圣情结，记得年轻时读到他的逸闻趣事，说他浑身牛皮癣，但他不抓不挠，不哼不哈，我当时就觉得挺佩服。这不是做作，而是修为，是修炼，是意志，是意念。有这种训练，有这种自制力，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克服的呢？
中国古人推崇“三不朽”：立德、立功与立言。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三不朽的却为数极少，“孔孟荀”（孔子、孟子、荀子），“董程朱”（董仲舒、二程、朱熹），固然是儒学史上的伟大人物，但说三不朽，各自总是三缺一。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三不朽的，前有王阳明，后有曾国藩。只有他们二人上马能打仗，建功立业，报效朝廷；下马能治国；余暇能著述，且有不凡的见解，影响一个时代，因而不朽。
曾国藩值得后人注意的故事很多，在我看来，子女教育尤为突出。曾家至今不过一百多年，至多五代、六代人，但是曾家奉献出来的人才，可是数不胜数。尤其是那个时代强调门当户对，我们去翻检近代以来有成就者名录，常能看到与曾家有关的。这一点很值得研究。
由读鞠海的新著引发了一点感想，不对之处，请读者诸君批评赐教。
鞠海还很年轻，三十多岁就有专著出版，很值得祝贺。当然未来的学术路还很长，要继续阅读曾国藩的史料，阅读这一个时代的史料，要从时代去观察曾国藩，要从曾国藩的研究来重新认识这一个时代，之后就是不断修正改写自己的作品，那么久而久之就可以将这本《夹缝中的总督》打造成一个可以传下去的经典文本。
是为序。
马勇
2023年11月6日
作者鞠海从曾国藩的内部视角出发，聚焦曾国藩看似高光人生的至暗时刻，深挖他如何渡过人生最后20年的煎熬时刻，从政治军事史、心态史、日常生活史角度阐释史料，让读者可以平视这个大人物的生活，呈现出一个平凡人曾国藩的真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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