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第三届扬子江青年文学季的活动之一，青年作家与批评家联席座谈会在宁举行。本次活动采取相对创新的形式，38位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同聚一堂，展开面对面的深度交流。每位批评家都提前阅读了对应作家的作品，并在现场两两进行对谈。对谈现场激荡出思想的火花，展现了新一代作家作品多元、丰富的面貌。《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李杨主持活动。
“来参加活动的青年批评家和青年作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也因此得以被很多人‘看见’，不过，大家彼此之间的了解可能并不多，或许处于互相‘看不见’的状态。”李杨表示，“在场每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素材以及内容，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让大家看见彼此。”
不同地域的崭新书写
近年来，“新东北”“新南方”等作家群体逐渐被读者所知，新一代作家对各自不同地域的书写，呈现出更多样的内容、更崭新的质地。现场的19组对谈大多将相近地域的作家与批评家分在一组，现场的探讨也因此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色。
作为一个在河南长大的“中原人”，作家宥予表示自己创作的审美基底是平原塑造的，“平原没有什么景色，可以一直看到天边，看到树的剪影。平原会种麦子、玉米，种子种在土里、成长，每个季节的轮回是很明显的。一年一年经历这些轮回的时候，那种无聊的景色里面就生出了极致的美。”
作家何田田是浙江温州人，父辈、身边同龄人大多是商人，她耳闻目睹了温州民营经济在几十年前的腾飞，以及十年前面临转折和没落，“二代”温州商人们的抗争与迷茫，“上一辈的老路不能走，下一辈想走新路又找不到”。何田田的小说自然而然将消费主义下的各种文化符号作为观察对象，探讨房地产经济、网红经济、“大厂”工作等现象，关注年轻一代，尤其是女性如何在各种饭局、圈层摸爬滚打，寻找自己的位置。
作家金晖则成长在一个“更乡土、更奇特的温州”，“温州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通火车，你在温州市区能够看到那些老太太们家里一个咖啡机都几十万，但普通话却不会说。因为与外界的接触特别少，形成的方言口音都特别不一样。但是温州有特别多的海外人口，我妈妈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欧洲。”温州的各种传统信仰、既闭塞又开放的奇异特色、温州方言中保存的大量中古汉语，在他看来都是今后值得发掘的素材。
在阅读过作家史玥琦的《夜游神》《生门》《最后一次远行》《我的朋友死在回家的路上》等作品后，批评家周鹏谈道：“地方作为创作路径，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标识文化身份的重要载体。从地域角度而言，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地区也是文化向度的边缘地带。”史玥琦在分享中介绍了东北地区目前的社会状况、东北人面临的离散问题，“身为作家，我们要有一种觉悟，了解到过去的过去性，也要了解过去的现存性。”
对创作与批评的反思
批评家石岸书就当代青年写作谈到了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如果要进行当代文学最新动态研究、文学社会学研究，在场的近20位作家是很好的范本。“在场的作家基本上代表了如今全国很多作家的成长方式，他们基本上都是文学体制和学院体制这两个体制扶持、培养出来的。两种体制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关系日渐密切，在今天，二者最密切的合作方式是衍生了一个新的分枝——创意写作。而在上世纪80年代，也有两种不同的文学体制在发挥作用，一是文联、作协体系，二是群众文化体系。”石岸书指出，余华、陈忠实等作家最初都是先在基层发表作品，然后一步步在地级市、省级、全国发表作品。由于整个文学领域收缩，如今的两种体制基本上处在中高位运行状态，文学选拔体制、培养环境的演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批评家樊迎春也在讨论中提到了“基层”的问题：“有老师认为当代青年被城市豢养，但是我们很多人依然来自乡村。此外，不只有乡村才是基层，那些小巷、小区、街道某种意义上都是基层。”她也回应了此前有批评家提出的“中文系老师不爱当代文学”的现象，“我觉得是误解，中文系老师不是不热爱当代文学，而是太热爱当代文学，爱具体的作家作品、具体的思潮、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理论，以及具体的关切生命和世界的当代文学，不是浮于表面的表白或者是大而无当的批评和讽刺，我觉得是深入性的理论、建构和观念的辨析。”
融合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尝试
面对现场批评家们的反馈，很多作家谈到了自己今后对创作方向的调整与期望，尤其是融合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兼顾深度与好读的尝试。
作家林戈声认为，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在对读者的想象上是存在悖反的，通俗文学一定要给读者情感上的刺激和释放，而严肃文学要尽量规避煽情的部分，以达到理性思考的目的，像手术刀一样去剖析深刻难解的问题。但为了自身发展，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又会下意识借鉴对方的技巧，以期推陈出新。“我希望好看的故事、有深度的故事，这两者可以在我的小说中达到有机结合。我的写作倾向是非线性的叙事，会不自觉有很多意识流的部分，希望今后也能把这部分写得更好看一些。”
作家崔君谈到，自己在写作时会追求构筑生活的场景、重大事件的细节片段，呈现一种空间感，营造人物绵密的情绪。“以前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对于自己身边特别熟悉的东西，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写法让它进入到文学当中？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写作者达到一定年纪以后，回望小时候身边的人和事，过往这些人的生存境遇会自动地、更为清晰地彰显出来。我很关注上世纪90年代乡镇女性的生存境遇问题，后面的小说我争取会写得好看一些。”
在活动中，青年作家与评论家的同场，也成为了议题。“我第一次参加评论者和作者面对面，被迫‘相亲’，互相谈论的座谈会。这样的活动提醒我反思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我们的批评话语很多时候是无效的，也许我们回去应该反思一下如何有效地进入作者。”批评家臧晴说。樊迎春则认为，“一般批评家给作家的任何定义和命名，作家都会否认。而批评家在讨论和梳理问题时，也会觉得作家的想法跟我们无关。这似乎是两个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有效沟通、互相认可的职业。扬子江非常有勇气，让批评家和作家泾渭分明地坐在桌子两边，但是两边都互称老师，进行比较友好的交流。”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头顶的水晶灯是被渔网网住的。”作家龚万莹用渔网和水晶灯来形容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水晶灯本来应该是自由摇曳的，但是如果不用渔网把它网住的话，这么重的水晶灯一颗一颗掉下来可能也会砸得人脑袋发昏。所以有些时候‘网’是需要的，但是有时候自由摇曳也是需要的。或许有些时候需要透明的、疏密得宜的网，有时候需要更加稳固的、有自己章法的水晶灯。”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文 施向辉 穆子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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