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恭亲王毓嶦：刑犯释放后因为没有谋生技能，只能在农场当工人|咸丰|奕䜣|恭亲王|末代恭亲|溥仪|爱新觉罗|王毓嶦|雍正

恭亲王奕䜣作为清朝晚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其爵位被赐予世袭罔替的荣誉，是继雍正帝时期的怡亲王胤祥后又一位享有此殊荣的皇室成员。奕䜣的一生归于平静，但其后代的命运却颇为波折。他的子孙们一代接一代，承载着是家族的荣耀，那么这位王爷的世系和后代们的故事究竟如何延续下去的呢？他们现今又身处何方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当谈及恭亲王，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晚清著名的洋务运动领导者奕訢，即恭亲王。他是那个时代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先行者。而爱新觉罗·毓嶦，正是奕訢的后裔，坐拥这样显赫的家世。

在清代末期的皇室中，道光皇帝的儿子们各有其命运。奕訢，作为第六皇子，被封为恭亲王，而四皇子即后来的咸丰皇帝继承了皇位。七皇子醇亲王，是后来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祖父。从这一点来看毓嶦与溥仪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堂侄关系。

奇怪的是毓嶦并非出生于皇城北京，而是在辽阔的东北大连。这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相传为了增强恭亲王的军事实力，咸丰皇帝特意赐予了他一把名贵的白虹刀，这把尚方宝剑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赋予了恭亲王随意处决之权。

这把白虹刀后被传至奕訢的曾孙、毓嶦的父亲溥伟之手。在光绪帝临终时，他曾委托摄政王载沣执行一项刺杀袁世凯的秘密任务。溥伟一度准备用这把刀完成任务，但由于犹豫不决，最终未能行动，反使袁世凯逃过一劫并最终成为了大总统。

出于对袁世凯可能的报复，溥伟带着家人逃离了北京，暂避于德国控制下的青岛租界。随后在1922年，全家再次搬迁至大连，正是在这里，1923年毓嶦出生了。尽管被伪满洲国年年赐予一万银元的生活费，毓嶦一家的生活相对优渥，家中也雇有厨子、司机和佣人等，这些人员的高昂薪酬成了家庭开支中的一大部分。

在溥伟去世后，1936年毓嶦带着父亲留下的三件珍贵的传家宝，他孤身前往长春，寻求与溥仪的重新团聚。毓嶦选择远赴长春，部分原因是为了减轻因清朝衰落后家族经济困顿而加剧的家庭负担。

在长春稳定下来之后，毓嶦没有忘记家人，他又将母亲和两个弟弟接到了身边。在那里，他成为了溥仪在伪满洲国设立的皇家私塾之一的五名学生之一。这所学校的主讲教师是复旦大学毕业的陈承翰，他的教育背景在当时无疑是顶尖的。

在私塾的学习中，毓嶦也接触到了英语教育，尽管由于政治敏感，这门课程后来被迫中断。溥仪亲自为他们授课，还强调君臣之间的绝对忠诚，要求学生对他言听计从，不许有任何虚言。随着学生们逐渐长大，他们各自成家，溥仪对他们的私生活也颇为关注，经常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

溥仪作为清末最后一位皇帝，长期执掌帝国权杖，自然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统治思想。在他的世界观里他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认为所有人，无论亲人还是臣民，都应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在他的眼中情感的联系不如权力的控制重要，他沉迷于过去的辉煌，却未意识到那已是历史的尘埃。

在毓嶦的回忆中，他描述了一件小事反映了他在溥仪面前的无助和低微地位。一次，当溥仪感冒需要避风时，毓嶦在旁边翻阅报纸，不慎引起了风吹动，这让溥仪大发雷霆：“你不知道我需要避风吗？难道你希望我早日离世？”这番话让毓嶦惊慌失措，他赶紧跪地求饶，以求得溥仪的原谅。

另外毓嶦在一个采访中提到了另一件事情，溥仪因痔疮而购买了许多药物，不谙世事的毓嶦无意间评论药物形状似子弹，这无疑触动了溥仪的神经，导致他怒不可遏，痛斥毓嶦，随后毓嶦遭受了一顿殴打，之后不得不向溥仪磕头谢罪。

当时虽然日本占领者限制了溥仪的权力，禁止他实施极刑，这无疑是幸运的。如果还处于清朝盛世，溥仪作为一国之君，毓嶦的这些轻率之言可能已经导致了他的死亡。

尽管毓嶦与溥仪有血缘关系，但在溥仪的眼中，毓嶦不过是一名臣子，溥仪对他施行的教育充满了封建帝王的色彩，如让他们学习雍正帝的《朋党论》，以此强调臣服和忠诚。

溥仪的治理方式严苛，他要求宗亲们互相监督，彼此之间要向他报告对方的一言一行，这导致了毓嶦与其他宗亲间的关系异常疏远，充满了猜疑和防备。溥仪的疑心极重，对外界的动态极为敏感和恐惧。他听闻汪精卫和吴佩孚在日本的死讯后，心中更是惶恐不安，常将这种情绪通过对毓嶦等人的打骂发泄。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毓嶦对溥仪的评价颇具讽刺意味：“溥仪胆小怕死，而且疑心重，生性多疑。”他还回忆了一次因为不慎比喻问题而遭受溥仪责打的经历，幸运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未允许溥仪施行极刑。

随着伪满洲国的迅速解体，毓嶦的身份从一名皇族侍从沦为战俘。1945年，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他与溥仪及其他随从一同被苏联红军俘获，并被押送到了遥远而荒凉的战俘营中。

在战俘营的初期，毓嶦还是本能地遵循着他多年的习惯，将自己视作溥仪的忠实随从，遵守着旧日“皇帝”的一切指令，未能摆脱长久以来形成的从属心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思想改造和教育逐渐使毓嶦开始接触到了平等和自由的新思想。这些曾经他所不熟悉甚至排斥的观念，在长时间的反思和孤独中，开始慢慢地改变他的世界观。

毓嶦开始质疑自己长期以来的牺牲和忠诚所追寻的皇族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看到了那个曾经令他俯首帖耳的溥仪，如今也只是一个普通战俘，他们的境遇并无二致。

尽管内心的挣扎仍时常困扰着毓嶦，他难以完全释怀对皇族血统的执着，这是植根于他内心的深刻印记。每当他听到人们谈论溥仪时，他仍会不自觉地展现出恭敬的态度，内心深处似乎仍视溥仪为他的“主人”。

但随着苏联教育的持续深入和实际生活经验的影响，毓嶦的思想逐渐开放，他开始意识到皇权、血统和身份不是他生命中的永恒枷锁。这一认知的转变，虽然痛苦且缓慢，却也是解放和重生的开始。

1950年夏季，苏联作出决策，将所有被羁押的伪满洲国高官和将领送回国。在这批人中，包括了毓嶦和他的叔叔溥仪。毓嶦回忆道在返国的火车上，溥仪的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常常在深夜徘徊车厢，对见到的人频频行跪拜之礼。他们最终被安置于辽宁抚顺的战犯管理所，这里的生活极为严苛，每位囚犯地位平等，连曾经的皇帝溥仪也不得不学习自理生活。

1957年经过长达12年的囚禁生涯，34岁的毓嶦重获自由。但自由并未给他带来心灵的平静，反而让他对未来充满忧虑。曾经的王府成员，如今却无家可归，毓嶦只得前往北京，与母亲和弟弟同住。

在北京他的日子并不轻松。面对现实的无奈，毓嶦不得不投身于体力劳动——挖掘马路、沟渠，以及做一些基础的建筑工作。尽管曾居住过的恭王府近在咫尺，毓嶦却无心涉足，旧日的辉煌已成追忆。

同期溥仪也获得了释放，并在政府的安排下找到了工作，甚至重组家庭，但毓嶦却未能参加其婚礼。他后来得知这件事时，淡然表示：“我不知道溥仪结婚了，他没有告知我。” 在毓嶦看来，溥仪向来缺乏人情味，于是他也就逐渐淡出了这位曾经的皇帝的生活。

毓嶦与溥仪的关系自此渐行渐远，仅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集。他的晚年相对宁静，退休后毓嶦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书法的研习中。凭借童年时期打下的书法基础，他在这一领域逐渐找到了新的自我。毓嶦的作品受到了一定的认可，使他在艺术圈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这里他专职从事书法创作，还多次被邀请到日本进行文化交流，他的作品和才华在国际上得到了展示。

毓嶦的婚姻生活启动较晚，在人生的四十岁时节，他才与高金华女士步入婚姻的殿堂。高金华，这位出生于河北定县的女士，是华北大学的校友，在毕业后曾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担任职务。夫妇二人在共同的岁月里育有一女。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高金华决定随夫姓，更名为爱新觉罗·丽水，彰显了对家族传统的尊重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