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了陕北吴起镇,长征告一段落,但国民党大军却步步紧逼。

趁着红军疲惫之时,蒋介石调来二十万东北军前来“围剿”,又命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马步芳的马家军一起“围剿”,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三十万大军,就是打算一举消灭红军。

此时的红军已经疲惫到了极点,而且面临武器和物资短缺的问题,在国民党军铁桶的围困下,红军在陕北出不去,也守不住,达到了自建立以来最为危险和困难的境地。

好在这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且各怀心思,尤其是杨虎城和张学良,看到蒋介石明着让他们出力,暗地里则存着削弱自己的想法,立马消极了起来,甚至一度有和红军谈判的念头,这让红军暂时有了喘息之机,也让毛主席有了解决困局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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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士

此时日本正在加紧侵华的步伐,全国各地纷纷呼吁抗日,可以说抗日救国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虽说各个军阀们互相争夺地盘,甚至心怀鬼胎,但在民族大义面前,谁也不敢说不抗日。

换句话说,当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根本不得人心,因而毛主席提出抗日这个大义,不仅可以抗日旗帜下合作,更可以在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舆论,试着和红军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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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

1936年1月17日,担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的邓文仪和王明商谈了关于红军改编的事情。

考虑到目前巨大的优势,邓文仪直接给了一个红军上下都无法接受的方案:取消苏维埃政权,红军领导人到南京国民政府工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样

此外,红军改编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提供经济支持,但需要奔赴内蒙抗日

很显然,蒋介石根本就没有诚心谈判,尽管打着共同抗日的旗号,实则拱火日本和苏联,妄图日本和苏联打起来,这么一来,初次谈判彻底失败。

但蒋介石不以为意,本来就没打算和谈,甚至打算逼张学良一把,好让东北军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好坐收渔翁之利。

当然,蒋介石的目光也没有放在陕北,毕竟还有一大帮军阀和他面和心不和,尤其是桂系、粤系这个心头大患。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病逝,蒋介石借吊丧之机,要求主政广东的陈济棠把广东的军政两权交出去,陈济棠岂能如他意?就联合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举兵反蒋,“两广事变”就此爆发。

说实话,两广事变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相比困住的红军,两广那边可不能乱,立马派心腹爱将胡宗南前往南方,也让陕北红军暂时有了喘息的机会。

两广事变雷声大,雨点小,最终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蒋介石又将目光放在了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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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余汉谋投靠老蒋,陈济棠下台

此时共产国际给陕北下了指示,要求红军“联蒋抗日”,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的谈判。

不过这次谈判的条件比第一次还苛刻:“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

这相当于釜底抽薪了,要求红军拱手将兵权交出去。

四一二之前,我们已经吃过一次亏了,这个亏我们不能再吃了,所以这个条件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答应。

既然谈不拢,只能继续打了,毛主席的想法就是边打边谈,好在这个期间,毛主席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有不少接触,并且达成了一定的合作基础。

一开始,毛主席的构想是三方成立西北联合政府,共同抗日,然后背靠苏联,和南京国民政府抗衡。

眼看西北军和东北军和红军暗自达成合作,蒋介石自然不乐意,立马飞到西安督战,企图逼张学良出兵,最终爆发了“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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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前往西安督战

虽说“西安事变”有些意外,但至少缓解了红军现在的困境,也加大了谈判的筹码,只是一直视为背后支撑的苏联却在这个时候力挺蒋介石,也让毛主席此前的构想付之东流,最终蒋介石回到了南京,并且回头就将张学良关了起来。

尽管蒋介石答应了停战抗日的主张,但怎么抗日,还是他说了算。

张学良被关押了,杨虎城被撤职留任了,没了这两位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惨遭肢解,在蒋介石眼里,下一步就是红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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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

至于办法,就是在编制和人员安排上拿捏。

1937年2月,周总理作为代表和顾祝同在西安进行红军改编的谈判。

周总理表示,红军应该改编为四个军,下辖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组成一路军,兵力约十二万人,其中四个军的军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至于待遇按照中央军嫡系的待遇。

但顾祝同则表示,人数太多,只能编为一万五千人的两个师八个团,师直属于军委会领导,师长可以由中共那边派人担任,但副师长到副排长,这些军官都必须是南京国民政府那边安排

这哪里是改编?明明就是收编啊?这条件也太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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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合影

但谈判谈判,终归是要谈的,周总理先退了一步,既然改编一路军不行,那就改编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兵力约七万人左右,相当于退了一大步。

但蒋介石却坚持两个师的编制,且坚持要求安插军官。

而当时毛主席在陕北定下的谈判底线就是红军在编人员至少是五万人,且军饷也要按照国军的待遇,最主要的就是,得设立“某路军指挥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编制虽然重要,但日后谁指挥,才是最关键的

不久,蒋介石送来新的意见,即表示红军可以改编为三个师九个团的编制。

眼看双方在编制问题上拉扯太久,毛主席表示,编制谈判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要对蒋介石抱有太大的希望,目前我们考虑的是改编问题,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谈判就进了一大步。

而且编制再多有什么用?如果不是自己指挥,相当于拱手让人,因而后面的指挥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这一点,周总理也表示同意,毕竟现在蒋介石把握主动,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过于纠结。

3月8日,谈判最终出了结果,红军被改编为三个师,下辖六个旅十二个团,加上其他编制共计四万五千余人,三个师之上将设立总指挥部,人员自己安排,然后上报南京批准,史称“三八协议”。

改编只是谈判的第一步,下面最重要的就是谁指挥的问题。

对于这点,蒋介石早就直截了当的说过,可以收编红军,但不允许其成立军部指挥。

果然,再次前来谈判的贺衷寒就在“三八协议”上动文章,比如此前认同的“陕甘宁行政区”直接变为直属各省政府的“地方行政区”,且“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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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是黄埔三杰之一

“指挥”和“命令”虽一词之差,但意思天差地别,“指挥”自然是服从上级指挥的,但“命令”却是南京国民政府那边发出来的,关系到谁掌控枪杆子。

更令人心寒的事,本来说好的编制,又削减为三个师共两万七千人,裁撤近一半人。

眼看局势越来越对红军不利,毛主席直接表示,让周总理到前面直接和蒋介石谈判,避开其他人。

3月20日,周总理前往杭州,打算亲自和蒋介石谈判。

这一次,蒋介石好歹作为元首,站在舆论上面,不能过于小气,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大,允许恢复四万五千人的编制,且允许设置总部,各级军官由延安安排,但改编后的总司令必须是南京这边敲定,不管怎么谈,蒋介石始终要掌控这支部队。

至于改编后的番号,蒋介石给了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

说实话,这三个番号都是此前东北军的,甚至有两个还是红军在陕北亲自灭掉的,蒋介石此举,就是拿番号做文章,着实有些晦气。

但对于毛主席来说,番号没有晦不晦气一说,按理说除了总司令的安排外,红军改编的事算是暂时落地的,但蒋介石又出尔反尔了。

6月,蒋介石邀请周总理前往庐山,商讨后续改编的事情,但在会上,蒋介石表示,总指挥部取消,且各师的副职都由南京那边委派,甚至设立政治训练处,安排康泽任主任

除此之外,毛主席,朱老总必须离开部队

很明显,蒋介石这是摊牌了,就是明着要掌握这个枪杆子,也导致红军改编的谈判再次谈崩了。

虽说改编是目前摆在红军面前的唯一出路,但不代表必须放弃武装,毕竟红军这一路走来,牺牲了太多的人,不能放弃,既然蒋介石掀桌子,那么我们就不谈了,自己改编自己。

6月25日,红军在内部发表公告,如果蒋介石不肯设立总指挥部,那么红军就在8月1日自行改编,暂时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共计四万五千余人,奔赴抗日战场。

至于蒋介石,则打算在庐山邀请各界人士商讨抗日事宜。

然而会议还没开,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震惊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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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军展开激战的第二十九军将士

7月8日,毛主席联合朱老总、周总理等九人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愿意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奔赴前线抗日。

7月9日,全体红军也发来电报,愿意立即改名国民革命军,请授“抗日前锋”名,奔赴抗日前线。

就在蒋介石思考如何应答的时候,日本不断增兵华北,且宣布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很显然,这是要全面侵华了。

除了红军,其他各界人士也群起激愤,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面对汹涌的民意,蒋介石在7月17日发表了《抗战宣言》,趁着这个机会,周总理再次商讨谈判,虽说蒋介石态度缓和了一些,但始终对建立总指挥这件事含糊其辞。

可是形势不等人啊,眼看蒋介石始终推三阻四,陕北红军立即进行改编准备,打算直接前往华北抗日。

日军方面,自七七事变后,四面出击。

7月29日,北平沦陷,随后天津也沦陷,8月初,日军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且兵临南京、武汉、上海等重镇。

8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日军就要逼近南京。

眼看抗日形势越来越危急,大敌当前,蒋介石也不敢拖延了,基本答应了设立总指挥部和一军三师的改编要求,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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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根据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且设立总指挥部,允许在多个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允许出版《新华日报》,其中朱老总为八路军总指挥,彭老总为副总指挥、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

这一天,距离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近九个月,经过漫长的谈判和波折,红军终于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只是红军改编后,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红军改编八路军其实是缩编很多的,不少人没了编制的人员该如何安排,又比如红军现在要穿国军的衣服,帽子是的红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青天白日帽,导致很多红军战士不理解,毕竟对于红军来说,红军和红星就是信仰,岂能换上国军的衣帽?

为此,朱老总和彭老总等人带头做思想工作,尤其是贺老总,在誓师大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

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是啊,只要心是红的,永远都是红的,名义上八路军,但依旧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也没法指挥我们,这也是毛主席坚持要求设立总指挥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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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师大会

而刘伯承也进行了战前动员,且鼓舞战士:“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至此,红军改编用来了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