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她的思想在其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中是十分独特却影响至深的：
她在国际工人运动日益民族国家化的潮流下推崇国际主义方案；在改良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批判渐进改良的方式；在工会中立化的趋势下，建议采取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手段；在俄国十月革命打开新世界时，她在激动之余表达了对列宁的一系列政策可能潜藏危机的隐忧……
每一种意见都使她身处逆流之中，不断遭遇理论上的论辩，然而这些看上去散见的、不合时宜的观点，却能够在其理论内部实现自洽和融贯。
近日，由大学问出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讲师马嘉鸿所著的新书《批判的武器》，则以罗莎•卢森堡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她积极参与的三场理论论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深远影响。该书获得张光明、王学东、孟钟捷等学者推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孟钟捷评价本书从思想史维度梳理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格局变动中，卢森堡对社会主义运动相关情况的思考，是社会主义历史研究中的创新之作。
马克思主义之为一种理论和实践
文 | 马嘉鸿
本书以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为研究线索，贯穿第二国际三场重要的理论论争。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时期著名的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者。她一生著作丰富，参与了多次第二国际内重要的理论论战，她的思想也在和理论对手的碰撞中不断完善、发展。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三场理论论争的对象分别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列宁。这三场论争既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更直接见证了欧洲工人运动中心从第二国际向第三国际的转移。
今天看来，百年以前发生的论争似乎已为陈迹，但关于改良与革命的历史选择及价值评判、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内涵、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联与张力，始终是东、西方思想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思想史渊源，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二国际被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黄金年代”。19世纪末，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成立工人政党。当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扩张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秩序已成历史大势，马克思学说在历经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思想流派的竞争后，终于脱颖而出，并被新成立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确立为指导思想。当一种学说被确立为理论正统，就会不断遭遇现实中的各种挑战，这也是马克思学说的特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学说既是理论学说，也是一种实践哲学，其第一个理论特质即科学性。
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在德语中对应的是Wissenschaft，其意义并不同于Science，即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并非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研究使用的“证伪”。
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以逻辑严密和系统性著称，在体系性学说的意义上，亦可称为Wissenschaft，但其研究方法与Science相去甚远。
马克思基于实证数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进而推导出价值规律，将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根本任务交付给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这一判断并非仅出于对工人阶级历史境遇的同情式理解，也并非简单来自抽象的个体价值或道德立场，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分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随着平均利润率逐渐下降，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呈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工人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促使社会两大阶级日趋对立，无产阶级自发走向社会革命，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历史性替代。
爱德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学说的重要修正就在于，他放弃了科学(Wissenschaft)在系统论意义上的解释。后世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也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批判——他从社会科学的不精确、定量研究的不完备和历史与社会实验的不可能出发，进而认定马克思学说为一种历史决定论，且认为它因先验地含有一种思辨的理想主义原则，并包含一部分在科学(Science)上未被证实且无法被证伪的东西，因而是不够科学(Science)的。以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为例，马克思主义逐渐被塑造为一种封闭的、总体性的“神学教义”。在进入第二国际历史与理论研究之前，这些对马克思学说“非科学性”的误解，首先需要被澄清。
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只具有科学性，那他不过是书斋里的学者，这难以解释他的学说为何会引发如此激烈甚至残酷的政治派别论争，这就涉及马克思学说的第二个特质——实践性。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学说基于科学论证，在促成历史向着更加符合客观方向发展的同时，使主客体实现了统一。黑格尔有言：“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时分才会起飞。”但是对于颠覆黑格尔学说的马克思学说而言，如果希求以新思想改造旧现实，就必须以“清晨之鹰”的姿态起飞，致力于使群众掌握理论并将其转化为物质力量。实践的规定性不仅适用于马克思学说本身，也适用于那些发展和革新其学说的“二代”“三代”马克思主义者们，即真正的问题不仅包括“是什么”，更包括“怎么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后者的迫切性甚至会压倒前者，并重置问题的提出方式。
马克思学说的第三个特质是革命性。这一特质在真实的国际共运史中极易被利用，演化为一场谁更“革命”的政治角逐，即通过对革命正当性的垄断从而确立革命的领导权。
事实上，马克思绝不是一个不讲条件、一味宣扬革命的冒险家。他认为革命的行动是基于科学分析而自然推导出来的结论，否则革命就将倒退为“布朗基主义”(Blanquism)，亦即变成伯恩施坦们口中的“不切实际的暴动”。
相应地，马克思的学说体系和总体范畴也必将同革命原则一同瓦解。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危机持续的产物，也是促使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升级的意识主体和历史的执行者。无产阶级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简单依循一种规律，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依赖于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成熟。“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
而在其他时候，这一意识需要在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中经过不断强化、完善，以至于工人具备了自觉的阶级意识，这样当重大危机来临之际，就能成为影响革命过程的主体。
与将马克思学说的体系性特征理解为“神圣教义”类似，其革命性原则也经常被涂抹上“末世拯救”的色彩。这种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不仅源自自由主义的偏见，也是马克思学说“继承者们”仅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道德批判所造成的结果。
一个广为人知的类比是由罗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的，即“救世主=马克思”“选民=无产阶级”“耶稣再临=革命”“地狱=对资本家的惩罚”“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与此相似，卡斯培(Walter Kasper)也曾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卡尔·洛维特(Karl Lwith)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时也曾直言不讳：“《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历史程序，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示，即历史是朝着一段有意义的终极目标的、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进而得出结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发展中，亦可看到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人对马克思学说之为一种历史哲学的类似诠释。
如上假说，在指责马克思主义之时，似乎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即马克思学说内含一套凝固未来图景的历史哲学。若要接受这一前提，则预示着马克思学说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其革命性也被解读为必然降临的“弥赛亚时刻”。这是一种恢复先验唯心主义传统、重新解读马克思学说的方式，这种做法无异于把好不容易在马克思手上才纠正过来的脚踏实地的历史观，重新拖回到“头足倒置”的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学说是一种社会经济学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其科学性、实践性与革命性在马克思时代是高度融贯的。
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有了新发展，工会在经济斗争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工人贵族崛起，社会民主党派及相关政治组织在议会的合法斗争中取得累累硕果，使革命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在相当程度上被延宕甚至取消。因而，改良渐进式的道路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逐渐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出自身协调机制，将早期出现的经济矛盾和阶级对立逐渐转化为不断完善的动力。
伴随选举权的普及，经济斗争的成就和党员与议席数量的不断增加，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事实上壮大起来，但日常斗争的工人们的头脑中并没有自然而然地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模型所依赖的关键社会条件发生了改变，致使马克思思想体系原本的圆融和自洽被打破，如继续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或遵循马克思的一些具体推断，就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结论。
与之相对的，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相比于西欧更为薄弱，无产阶级客观上尚未拥有推动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实力，更难以形成俄国的革命的阶级意识。但是走在时代之前，率先觉醒并接受新思想洗礼而成长起来的一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布尔什维克，看到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临近，以及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转变为无产阶级拯救人类的行动的有利可能，强调立刻发动世界性革命的必要性。
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党应该严格挑选党员，形成具备无产阶级最优意识的集中组织，对尚未足具条件的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灌输，全面联合资本主义社会内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形成革命的联盟。
在列宁看来，工人难以从日常的经济生活中产生果敢的革命意识，因而只能在缺少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土地上，人为地塑造一支服务于革命的、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家队伍。
当革命迫近于眼前，无产阶级如想要赢得这场决战，就必须鼓动和支持一切有益于打碎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并尽最大努力将这些力量争取到整个革命进程之中。对布尔什维克而言，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压倒性的实践要求，这必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置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前提。
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卢森堡对列宁的组织路线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认为，“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她反对列宁的极端集中制，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自我集中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只能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自发地组成阶级。党既不能引发革命，也不能避免革命，而要在过程中担当历史使命、发挥支柱作用，扮演着领导和启蒙群众的角色。
关于如何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需工人阶级自我教育，自我学习，并在运动中锻炼先进的政治觉悟。革命本身不可以由党来代劳，革命之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也绝不是一小撮人的专政，而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
在如何采取革命实践的问题上，德国的历史条件则完全不同。在改良道路上取得长足进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官僚主义倾向愈益明显，卢森堡相信，自发的群众运动中孕育着历史进步力量，能够克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化倾向。在和考茨基进行的有关是否要以政治性群众罢工作为阶级斗争手段的论争中，她反对将群众罢工人为地区分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不满于将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仅仅局限在选举权的斗争上，否定只在有希望获得确定成果的情况下才应该采取大规模群众罢工的观点。在她看来，德国工会所有已经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无不是在哪怕仅有微小希望下积极争取的产物，而考茨基的原则无异于“唯议会主义”。
按照考茨基的原则，非但不会产生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连日常的工会活动也会被取缔。局部的、地方性的冲突每时每刻都在自行扩大，并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政治革命。相对滞后的政党应该积极配合工人、群众的行动，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既不能阻止、限制工人阶级的运动，也不能如列宁等革命家所说的替代工人。
由上可以看到，卢森堡的观点在当时东西方社会主义的两条发展道路之间是极其特殊的。卢森堡与同时代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论争，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马克思学说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的特性，正因为这一学说致力于促进现实世界的改变，所以从理论到现实之间的缺口，需要卢森堡及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去弥合。理论家们基于自身的认识和各自的政治目标，对理论重新进行阐释，呈现千差万别的样态。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论争需要一种特殊的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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