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远方：那些投奔明朝的帖木儿帝国精英|帖木儿(济宁郡王)|帝国|明朝|沙哈鲁|流亡远方|王朝|马哈木

公元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与明朝针锋相对，险些走到兵戎相见的糟糕地步。考虑到双方体量相当，又都是能左右亚洲局势区域强权，终究在短暂对立后走向缓和。

此后，帖木儿帝国便陷入长期内乱，迫使部分精英人士远遁他乡。明朝又阴差阳错的成为流亡之地，接纳过数量不低的商贾贵胄。

大国外交

15世纪初的帖木儿帝国与明朝

公元1405年初，帖木儿死于远征明朝的半道上。他的军队立即折返撒马尔罕，但本应登基的皇孙默罕默德无法服众，遭遇同宗兄弟哈里的严重挑战。于是，庞大的帝国瞬间分裂，开启历史上的第一次继承人内战。幸好有镇守赫拉特的王子沙哈鲁出面，毅然出来收拾残局，最后勉强将中亚与波斯的基本盘保留下来。

由于意识到内政危机，沙哈鲁转变帖木儿的敌视明朝政策，释放遭长期滞留的特使傅安回国。公元1419年又派遣庞大使团造访北京，并让火者-盖耶速丁留下著名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此后，两个大国还有多次互访，顺便恢复因战乱而停摆多时的丝绸之路。虽谈不上水乳交融，整体上也算是关系和谐。

帖木儿的继承者们一直与明朝保持和平关系

公元1424年7月，朱棣在第五次亲征漠北草原时病死。随后继立的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都偏向于宽松治国、息兵养民，使明朝基本告别大扩张阶段。因为有贸易需求，以及对中亚强权的提防，仍旧与帖木儿帝国保持着稳定联系。只是不敢以朝贡宗主自居，还经常在外交活动中给于方便。至少延续到明英宗登基，依然用“温和的警惕”打量着对方。

值得一提是，由于沙哈鲁及其后人常以赫拉特为首府，故而在实际层面架空、削弱旧都撒马尔罕。这就让帝国皇族也渐渐分裂为两大集团，其中的南方又相对强势一些。故而定期引发北方系支持者逃亡，不惜长途跋涉到明朝寻求庇护。例如在1402年冬季，已经有千户亦刺思主动内附。先是安排去锦衣卫当差，后来还被委派出访瓦剌蒙古，后代一直能世袭武职。

大部分帖木儿帝国流亡者来自撒马尔罕

公元1419年，第二位名叫马哈木的投诚者抵达明朝。不过，他的原籍并非撒马尔罕，而是来自波斯的名城--伊斯法罕。原来，在帖木儿帝国爆发内斗后，本应镇守阿塞拜疆的黑羊土库曼人悍然南下。尽管时常被沙哈鲁的军队赶出大不里士，依然能确保自己在北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统治。这让马哈木在完成朝贡外交后提出申请，被明成祖朱棣破格留在京师居住。

公元1425年9月，第三位名叫阿都儿火者的千户造访明朝，直接在帝国最西端的甘州滞留下来。因为在家乡的地位较高，故而能获得更好待遇，享有朝廷赏赐的房屋、器皿、牛羊和月支薪米。当时，有不少西域或中亚穆斯林商人寄居甘州，主要是为家族生意充当前线联络人。但像阿都儿火者这类享有职务头衔的贵胄依然偏少，应该是在某些方面得罪久居赫拉特的君主，才背井离乡寻求保护。

明朝最西端的甘州往往是帖木儿帝国访客的必经之路

形势所迫

频繁内斗是流亡者由中亚奔逃明朝的主要原因

读者看到这里，或许会觉得有些奇怪：帖木儿帝国与众多势力接壤，为何高级流亡者总偏爱去明朝？

显而易见的因素至少有四个：

1 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源自征战，周围势力往往是其攻略的受害者。无论西方的奥斯曼土耳其，还是北方的金帐汗国，又或是东方的察合台汗国，以及南方的德里苏丹国，都至少与帖木儿发生过1次大规模血拼。所以不太能轻易接纳流亡者，除非来人能为以后的反攻提供帮助。唯有明朝不曾与之交战，没有需要长时间化解的心结。

15世纪中期大部分亚洲势力还不敢得罪帖木儿帝国

2 截止沙哈鲁统治时期，帖木儿帝国依然保有相当体量，对周遭势力而言仍是压力与威胁。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和马穆鲁克埃及，都处在恢复实力的阵痛期，金帐、德里苏丹与察合台则不可避免的进一步滑落。另有实力更弱的黑羊王朝、格鲁吉亚、拜占庭希腊和霍尔木兹，同样不愿轻易得罪中亚霸权。流亡者要保证长期安全，只能去往距离更远、体量更加硕大的明朝。

3 这些流亡者要么商团使节，要么来自城市精英，本身的层级不算太高，必然要靠真本事在流亡之地维持生计。因此，位置偏远、需要周期引进新技术的中原王朝，就比大半个穆斯林世界都看着更好。学者可以被朝廷聘为钦天监级别官员，商人能够凭过往经验担任外交使节，而城镇头目本就是中小军官出身，待遇可能比其他地方更稳固些。

商路中断是帖木儿帝国流亡者的第二个成因

4 当地缘局势发生变化，回归古土的道路遭入侵截断，只能留下来从长计议。

公元1440年，瓦剌蒙古人崛起于草原西部，开始将触手伸向西域地区。作为明朝重要藩属的哈密被攻占，只能委曲求全的向征服者认怂。受此影响，原籍撒马尔罕的商人马哈木选择内附，继续留在甘州从事跨境贸易。

一些撒马尔罕商贾索性留在明朝境内充当代理人

不久，长期执掌帖木儿帝国的沙哈鲁病入膏肓，内部的各方力量开始蠢蠢欲动。随即在1447年爆发第二次继承人战争，持续到1459年才逐渐平息。结果，投奔明朝的精英数量达到历史顶峰，短短十多载就被记录下前后九批：

公元1446年，撒马尔罕的阿卜答里取道瓦刺汗国，向英宗朱祁镇治下的明朝投诚。

公元1447年，撒马尔罕的哈肥子和哈只等人奔至甘州投诚，同样被渴求军事人才的英宗笑纳。

公元1449年，撒马尔罕的帖儿不失、亦刺马丹等人来投，一样被明朝按惯例接纳。

公元1450年，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哈三与其他几个西域使节一同归附。他们可能是被瓦剌蒙古人截断归路，所以向临时登基的景泰帝宣誓效忠。

公元1451-54年，又有先后三批撒马尔罕流亡者效仿前辈步伐，成为依附朱祁钰的帖木儿帝国臣民。

第二次继承人战争使帖木儿流亡者数量达到巅峰

合理使用

流亡者内附高峰期正巧发生在土木堡之变前后

不过，明朝在这段时间里并不太平，先后经历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纵使局面稍有缓和，还因二帝无法兼容问题而走向夺门之变。但对帖木儿帝国的来客基本照单全收，并且无一例外的编入南京锦衣卫序列，与过去的粗略安排形成鲜明对比。

究其原因，便是明朝正遭遇严重军事压力。在原有禁军和部分边军遭蒙古人团灭后，只能从南方平调外省勤王军救急。同时又不断面对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的边患或内乱，不得不扩编兵源予以对付。那些帖木儿帝国的内战败将，自然是不可多得的现成增援。毕竟，贵胄出生的他们往往不可能只身来投，而是与铁杆部众一同拖家带口。故而多授予头目级别的小将官职务，且集中在南直隶便于文官把控。

内附的回回军户大都隶属于锦衣卫序列

事实上，另有不少来自土鲁番和哈密的内附回回，被明朝安插在南京锦衣卫队伍里服役。他们同样是家乡战乱的受害者，非常愿意为新主效犬马之劳。因为从朱元璋建立正规化明军起，就一直有圈养蒙古骑兵的制度设计。但王朝中期的北方前沿日益紧张，难以继续获得稳定兵源，自然会想到用中亚、西域投诚者加以替换。这些人的后代往往能继承职务，成为世袭军户队伍的一份子。

于是，在绘制于16世纪末的《岁华纪胜图册》中，我们仍能看到自带中亚风格的具装骑兵。虽然明军一直有保留少量重装单位，但整体上以沿袭蒙元旧俗为主。对比年代稍早的《平番得胜图》，就不难发现两者的甲胄风格明显差别。考虑到长江以南的战场往往水网密布、气候潮湿，这类过度武装似乎并无必要，更应该是对某段光荣历史的记忆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