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十大流行语】据新华社报道，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语言文字权威期刊（证明一下还是有影响力的期刊）《咬文嚼字》发布“2024年十大流行语”，包括“数智化、智能向善、未来产业、city不city、硬控、水灵灵地、班味、松弛感、银发力量、小孩哥/小孩姐”。“十大流行语”除了是对当年盛行的语言表达作出总结，还能够从传播频次上反映出当前社会热门行业、热点话题与研究风口。例如在老龄化社会程度逐渐深化的当下，“银发力量”“银发经济”等自然成为重点；而“数智化”概念已经在新闻与传播领域被反复提及多次，包括“中国新媒体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等重要会议。
☆ 【最后十几天，稳扎稳打，都是会的，都是加强记忆，查缺补漏】在“十大流行语”里做了4道押题，不用觉得有负担，都是学过、背过的内容，不过是媒体融合、智能治理、国际传播、老年传播的相关话题，保证抓些重点，抓大放小。可以选择背诵答题框架，也可以挑选适当的案例、语句加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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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题：数智媒体的概念与表现。
一、数智媒体的概念：技术转型结果
数智媒体是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为基础架构的数字化、智能化新闻生产组织与新闻实践内容。当前，数智媒体逐渐成为我国媒体融合过程中的发展新战略，强调以数智化形式，充分运用AI大模型、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辅助信息生产，开发虚拟数字人，提高创作效率；同时，创新AR、VR等沉浸式技术应用场景，打造多元丰富的媒体内容。
二、数智媒体的表现：人机协同与智能传播
（一）人机交互、协同成为媒体发展创新动力
以大数据和算法程序为基础技术架构的虚拟数字人实现了新闻媒体中信息生产者主体性的全面变革。一方面，数字技术重写了人机关系的历史发展谱系，智能机器开始摆脱有机体的身体依附，实现数字化离身场景，甚至成为能够与人类自由交流互动、提供信息服务的传播对象；另一方面，机械化、自动化的新闻实践运作机制也使新闻人职业边界需被重新定义，人与智能媒介、数字技术的关系正转向协同共生。
（二）智能媒介技术成为媒体实践的基础设施
数智媒体代表着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正成为媒体单位的实践基础设施。就传媒组织内部架构而言，智能算法不仅解放了新闻人在内容生产方面的工具属性，还进一步改变组织模式，从传统科层制到扁平化平台，乃至通过电子媒介实现“云办公”与“云合作”，以适应节点化、开放化的数字网络结构。例如《人民日报》推出的“创作大脑AI+”平台，可及时制作、快速生成多模态新媒体产品，一站式完成采访、拍摄、直播、剪辑、发布等全流程工作。
（三）智能媒体产业布局，抓住技术发展风口
数智媒体意味着对技术水平的要求较高，资本投入较多，许多头部媒体在数字转型过程中正积极布局智媒技术平台，提供智能技术服务。例如《人民日报》搭建的数智创新服务平台，研究数智人、数据资产，为其他单位提供智能服务。另外，数智媒体在智能技术上的研发也为自身提供了更多自动化、高效化的技术支撑，例如新华社发布基于媒体数据训练的模型MediaGPT，开发专门用于生成式任务的验证方法和以新华社媒体数据为基础的数据集。因此，数智媒体往往表现出精准、高效的信息传播状态。
✦第2题：简述算法治理的必要性。
一、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维持主流意识形态导向
算法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凭借流动的数字传输信号与移动互联技术，大量来自其他政治与文化主体的信息内容融入公共传播体系，造成社会共同体主流观念分散，媒体与其他社会管理单位难以起到有效的整合与协调作用。因此，需要在决定信息分发与呈现的推荐算法中加入具有主流引导意义的内容，从技术议程设置的角度为公众形成正确意识形态与公共话题讨论氛围，参与政治传播，维护文化主流氛围，起到关键作用。
二、网络治理的核心构成：对舆论场域的必要整治
此外，作为网络舆论环境的治理手段之一，算法治理还要求提升算法的内容辨析能力，对虚假信息、网络谣言进行识别。由此，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搜集用户信息，提供完善的责任划定与隐私保护规则，禁止通过数据垄断或贩卖方式盈利。这是对当前网络空间中普遍存在的个人信息隐私安全问题、广泛出现的虚假信息与后真相危机做出的必要调整与整治措施，能够更好地从平台责任与技术主体的角度创造真实、理性的公共交往空间。
三、技术平台的制度管理：防止技术垄断或规避监管
在算法程序主流价值观念和责任提升外，算法治理的目标也将视野投注到平台技术垄断层面。考虑到数字技术的参与性与共享性，以及通过调动多元主体竞争促进市场活力等多方面要素，借助算法技术实行行业垄断或企业寡头化的行为将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我国《反垄断法》实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算法治理对平台监管、市场规范的社会治理举措的推行、经济产业的多方繁荣等具有重要价值。
四、公共传播的视野拓展：丰富多方观点讨论内容
最后，公众也将在算法治理行动中获益。以个人信息与行动轨迹的洞察为导向，构筑精准的内容投放机制有可能制造出视野愈发窄化的公共传播主体，影响用户多源信息意见的接收和社会思辨能力，也有一定概率导致群体观点极化和矛盾对立。可见，算法既已成认知环境的建构角色，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责任，以更丰富的场景和数据信息洞察，为公众提供多方观点与多层次的内容传播体系。
✦第3题：智媒时代老年人的信息使用问题。
一、移动通讯设备对老年群体触达缺失
据CNNIC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50岁以上的网民占比为36%。虽然中老年网民数量持续增长，但从数量上看也仍然是网络使用的数字弱势群体之一。由于经济条件、教育水平、技术认知等多重原因，未能接触网络的老年人口仍占多数。尚且不论在智能时代下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单从媒介获取的“接入沟”角度而言，老年群体就已如二十年前由美国信息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标题一般：“在网络中落伍”。
二、无法有效学习与使用数字媒介功能
麦克卢汉将技术对社会发展与个人认知、行动等方面的影响概括为“媒介即讯息”。出生于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主导的年代，老年群体无论是在技术使用习惯、思维模式，还是对新兴智能媒体的接受度上都亟待调整、革新。即使能够通过智能平台接触数字社会，也进一步面临着如何适应与之前被动接收信息的媒介形式迥然相异的碎片化、交互化的网络技术，如何使用快速迭代更新的软件或是辨别芜杂错误信息等问题。同时应注意到，部分老年群体对大众媒体的依赖性强，缺乏对智能技术手段的使用动机，也会导致消极抗拒心理，加剧信息技术的使用矛盾。
三、导致群体对数字媒介的利用率较低
即使能够接入智能技术，无法有效学习仍然会带来老年群体的信息利用率低下问题。老年人不仅应掌握如何使用媒介，更应关注在其中发表观点、答疑解惑、休闲娱乐、提供生活便利等用途，理解数字网络能够提供的多样化服务。不过，这也并非老年群体单方面存在的问题，诸多软件未设有帮扶弱势群体的功能，无法为眼睛、手指等身体机能不断退化的用户提供适合的界面与简便的操作方法，也是导致老年人信息使用陷入困境的因素之一。
✦第4题：“city不city”等流行语出圈案例为我国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哪些具体思路？
一、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文化传播功能
社交媒体已不再局限于早期社交媒体中构建的人际交往关系，而是作为公共传播的重要平台存在。国家政府、企业平台与公众个人等复杂主体与大量跨文化传播信息的出现，一方面将丰富平台文化传播内容，另一方面也能够进一步激活社交媒体的公共传播属性，让不同文化在数字空间中相互交流，彼此共鉴。例如在YouTube平台中，自媒体账号“李子柒”有近21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者。这类情况说明，在平台世界主义兴起的当下，只有充分利用好社交媒体的公共传播功能，才能扩大跨文化传播的范围，提高传播效果。
二、构建“第三文化个人”，扩大文化传播声量
第三文化个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尤西姆提出的概念，指出生背景与成长背景不同的人群，其所拥有的是一种复杂的融合文化，即第三文化。例如海外华侨、华人群体。此外，也包括来到中国求学或生活的外国人，制造“city不city ”说法的博主“保保熊”，就是学习汉语，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中还有许多与“保保熊”类似的自媒体博主，像是“吃货老外铁蛋”“芮丹尼”等。据腾讯研究院报告，头部外籍博主的全网粉丝数超2亿。因此，跨文化传播应充分利用好这类“第三文化个体”，借助她/他们的身份与文化背景，避免文化隔阂与文化休克的现象。
三、了解传播规律，制作具有出圈基因的文化产品
社交媒体传播的基础是通过节点连接，扩大传播声量。像是“city不city”等“流行词”能够引发大量用户的模仿、复制，激活“迷因传播”，实现网络媒介与文化内容的充分结合。此前，《甄嬛传》的华妃表情包“bi*ch is so bi*ch”在海外社交媒体的走红，也是因为门槛低、复制性强，适合日常交流，传递情感要素。可见，跨文化传播想要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关注如何激活用户节点，如何更好地制造“出圈迷因”，为文化赋予当代网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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