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什么的人们，会将他们所认定的事情作为重要之事来对待。以学术为志业的人们，想在不同领域中成为一位真正的学者，同样也会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之业视为重要之事，这也意味着他喜欢这种事务，乐在其中。这没有设定他应该和必须达到何种程度。不管我们的愿望和期望是高是低，我们获得的结果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时间和积累是这一个过程的主要见证者。瞬间超越很动听，但只有在一个临界点的意义上这句话才是一个真理。怀特海说的 “瞬间没有超越”，关注的是过程，这很符合他过程哲学的特性。中国哲人在这方面的智慧是“大器晚成”和“美成在久”，晚和久的时间性都是自我实现的关键要素。
世界上确实有一些天才，在同样的环境和同样的心力之下，他们也许容易早成。历史上中国魏晋时代的王弼早逝，但此时他已成为两部伟大经典——《周易》和《老子》——著名的注释家，由此他也成就了自己的哲学家身份。世界上可能没有比他早成的哲学家了。晚清带着圣人情结的康有为，属于天才式人物，他对自己的学问、学说有一种唯我独尊的自负，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他的弟子梁启超以对比的方式说他的老师太有成见，他自己则是太无成见。他不断变化，总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所说的“难”，如果不是否定式的今是昨非，而是不断扩大自己的学术天地和升华自己的学术境界，那么每个人的学术就只有延长线，没有终止符，这正合乎俗语学无止境一词的意义。
没有人会否定世界广大无限，学问广大无限，新知广大无限；没有人会不赞成庄子说的“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这也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将追求智慧看成是“认识自己的无知”，为什么老子说“知不知，尚矣”，为什么学问家们、思想家们和科学家们，总是对知识、学问和思想保持着开放性，为什么波普尔为自己的自传加了一个“无尽的探索”（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的主标题，为什么一般情况下越有学问的人越谦虚，越有自信的人越会不自伐、不自是和不自彰。学术和科学的精神就是人类要在一切事物面前保持谦卑。大器早成或晚成没有固定的时间点，甚至就像庄子说的成与不成都不好确定。只是在一个十分相对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有的人早成，有的人晚成。大多数人不太早，也不太晚。我的偏见是，人学到什么时候，他就老到什么时候。相比于学问的无限性，我们在知识和学问世界中的所得十分有限。人的自信也就来源于这十分有限的东西。
对于做任何值得自己做的事的人来说，他躲进的不是什么象牙塔，他坐的也不是什么冷板凳。动辄指责别人不到什么地方去的人肯定会批评老子说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但《老子》第四十一章就同时也对这种人做了回应：“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在学术探索过程中，人们何时留出点时间，想想自己都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若不是一个严肃的安排，往往带有随机性。有的人很年轻时，就开始为自己写自述。如流亡日本时的康有为四十岁就为自己写了《我史》，后来的胡适也有《四十自述》。如果有人能计算出准确时间，为自己写“我的前半生”，他写得越晚，就越需要拉长他生命的长度。说到这里，我想谈一点有关自己的小故事。虽已年过数十载，我仍不想用什么篇幅为自己写一个自述。对这一著作系列的出版写一个总序，也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一直到出版社催促我时，我才意识到总要说点什么，但说什么令我犹豫。
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就像殷海光说的那样先天不良、后天不足。我和 20 世纪50年代来到这个世上的人们一样，出生于跃进时期，生活在大锅饭、人不容易活下来的灾害严重的时期，成长在动乱无法在学校安静学习的时期。幸运的是，因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我们这一代人也终于有了通过考试进入大学之门的机会，这是改变我们这一代人生不逢时自身命运的最大契机，我也有机会从村里到了城里。我曾自号汝州山人、山顶洞人，准确说是山下洞人。经历了高中毕业担任公办代课老师后，我于1979年考上了郑州大学。入学时我进入的是政治系，一年后哲学系成立，又到了哲学系。学士学位论文写的是有关王阳明哲学的评价问题，指导老师是冯憬远先生。1983年入北大哲学系读中国哲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楼宇烈先生，硕士论文的主题是考察金岳霖知识论中的“意念论”（ideational theory）。1986年，我开始在北大哲学系读博士学位，也算是当时较早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张岱年先生。中间有幸到东京大学游学一年多，指导老师是户川芳郎先生。在日本的这一经历，也为我留下了师生之谊和同窗之谊，每当想起沟口雄三、池田知久、土田健次郎、菅野博史、坂元弘子、小岛毅、村田雄二郎、马渊昌也、中条道昭、久保田、高柳信夫、李良、陈力卫等先生和同仁时，总会在脑海里浮现一些难忘的故事。特别是和马渊昌也同仁同甘共苦，忧乐共鸣。
从1989年在北大博士毕业到现在，我从事中国哲学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已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对我们有限的生命来说算是很长了，但面对学术的无限性来说又太短，我所做的工作还太少。我也有了不知老之将至的感觉，不时说现在的自己是忘年忘月忘日。晚年的孔子对他的一生有一个在世界上可称得上是最小的自传：“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孔子的自传来看，他对自己的人生很满足啊。他没有为他仕途上的挫折而郁郁寡欢。如果他看到了司马迁对他的赞美，他也会深感欣慰吧！（“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现在不时有人评论说，孔子很不幸，他是一位失败者。我很不赞成这种评论。如若孔子在仕途上很得志，那么我们今天面对的孔子就有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同样，当时庄子如果接受楚国的盛情去楚国担任令尹，那他能不能留下《庄子》这部不朽的伟大著作就会成为一个疑问。老子的一个智慧之言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形象化说法，可以抽象表达为“得到的是失去的补偿”。什么都想要的人，是要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他自己的，这是权力垄断者的绝对特权。这种人不喜欢开放和价值多元的社会。但具有包容心的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开放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人能够自由、自主地去选择某种东西，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也乐意接受他选择的结果。套用孔子的人生自传，我调侃自己说，截止到目前，我的人生历程是：十五未志于学，三十未立，四十而惑，五十不知天命，六十耳不顺。由此类推，七十很可能是从心所欲就逾矩，但我乐意接受一个这样的自己。把我没有进入仕途视为最大遗憾，决非仅是家乡人才有的看法，但我从来不这样想，也从来没有这种奢侈的愿望。我没有问过父母的想法，我只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给我说我应该走另外的路。我的爱人苑淑娅一直默肯我的选择，一直帮助我，这是我人生快慰的主要来源之一。
对于中国哲学这一领域的探索，我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个是早期中国哲学，更具体说是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东周子学，这又多集中于儒家、道家和出土文献的哲学思想上；一个是作为中国哲学新近流变的近代哲学。在这两条战线上，我主要围绕很远的中国过去和很近的中国近代展开讨论，尝试追问和探寻近代中国的困境所在和突围之道，尝试解释和揭示早期中国哲学的突破、内在精神和气质。不管这种求解和给出的答案是否或多大程度上接近于我的期望。
历史有重要转变的时刻。在这种时刻，社会有巨大的变迁，伴随着混乱和失序，新的各种可能性和新颖性不断展开。人们常说殷周之变和唐宋之变。但两周（从西周到东周）之变、成周秦汉之变（从东周到秦汉）、清季民国之变（从清末到民国）等，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刻。清季民国之变是从旧文明帝国向新文明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是引入世界新文明和建立充满活力的新秩序的时期。但在最实质的转变上，这一过程困难重重。
近代中国哲学同近代中国社会政治革新有着强烈的互动关系。新的学术体制建立，按照学术自身的要求而走向思想的学院化、体系化，在一些人物上表现出来，就有了清末知识人和行动者严复、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有了新文化运动知识人胡适、陈独秀、梁漱溟、李大钊等，后来又有了学院派哲学家张东荪、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唐君毅和张岱年等。对严复、金岳霖两位哲学家的专门考察，我先后著有《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理性与浪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合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严复》（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等。此外，我还专门考察了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著有《万山不许一溪奔——殷海光评传》（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大陆版题名为《炼狱——殷海光评传》，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这一著作系列中的有《严复的角色》（题名略改）、《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题名略改）和《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和哲学》。另收入的还有《从古典到现代：观念和人物》，这是过去和新近一些论题和人物思想的讨论。
近代中国巨变在一些观念上表现出来，就是古典的人文和文化普遍主义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引向了力量上的自强主义思维方式。新的进化主义世界观扮演了既解释中国近代危机又提供变革动力和方 向的双重角色。在学院派和体系化的思想中，中国主要是从英美的经验主义、新实在论和逻辑分析主义，还有英美法的生命主义中发展出近代中国思想，而不像日本那样主要是摄取德国哲学并发展出近代日本哲学，这形成了一种对照；中国近代之后难以建立新的政治权威而产生许多混乱，日本近代重建了政治权威而又走向绝对主义，这又适成一种对照。近代中国思想中对民主、自由、平等、公理等观念的热衷，同近代中国政治权威的建立难以融合。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就反映了这种冲突。
近代中国思想整体上是在固有思想和西方思想及日本媒介等关系中展开的，它把处理过去与现在关系的古今模式转变为中西模式、新旧模式或传统与现代模式，把处理内部自我与外部他者关系的夷夏模式转变为中国与世界模式，或者通过展现自身固有思想和智慧的独特性，或者通过使西方思想和智慧融会到自身之中，以使自己获得思想上的新生。由此来看，所谓现代中国意识危机、所谓西化主义对文化保守主义、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等概括，所看到的不过是近代中国思想中的表象而不是实质。对近代中国转变的研究，我以主题和专题先后展开著有《进化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增订版题为《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增订版）、《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等。在这几部著作中，我致力于探讨近代中国建立的新的进化主义世界观、新的自强主义思维方式，致力于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如何既内在于古代思想而又有超越古代思想的一些新的特性。
殷周之变是政治反抗和文武革命的结果。两周之变虽非易朝换代，虽因周名，但其实则为日新。这是西周天子体系动摇和瓦解的过程，是诸侯列国力政兴起和强大的过程；是西周封建制、采邑制、世袭制、身份等级制衰落的过程，是郡县制、官僚制和身份平等制萌生和强化的过程；是井田制、公田制萎缩的过程，是授田制和私田制扩大的过程；是士者失官、官学式微、礼崩乐坏的过程，是士人大流动、私学子学隆盛和文化繁荣的过程。东周子学革命，是“三代”文明、文化。
和思想长期积累的结果。东周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创造性的时代，它造就了各种哲学，造就了中国哲学之后的源头活水。真正认识东周哲学和思想的内在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也是产生不准确判断和误读的原因之一。
澄清早期中国哲学文本、准确揭示其内在性意蕴的渴求，因新出土简帛的大量发现和新方法、新视角的引入而被增强。在东周子学的探索方向上，我对贯通性的论题有所考察，重点是道家、黄老学及其相关的出土文献研究，是儒家及其相关的出土文献的研究。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有《道家形而上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出土文献与道家新知》和2020年孔学堂书局出版的《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家的美德伦理学》则是其分编本）、《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中华书局2015年版）、《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中华书局2015 年版；其中收入《道家形而上学》列为“上编”）、《根源、制度和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宇宙、天下和自我：早期中国的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等。收入这一著作系列的有《简帛时代与早期中国思想世界》（分上下两卷；题名略变）、《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学》《道家形而上学及其展开》（题名略变）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
单就出土简帛而言，我展开了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根据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和《凡物流形》等文献，认识和把握周秦宇宙生成模式的丰富性以及所构想的宇宙生成各层次的内涵；二是从上博简《鲁邦大旱》《鬼神之明》和《三德》等资料出发，揭示随着周秦时代人文意识、人事作用的扩大，此前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仪如何在被弱化的同时又以不同面貌表现出来的复杂情形；三是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简《从政》等文献出发，探讨在周秦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下思想家提出的治理国家和天下的公共理性、规范的多种形态；四是从郭店简《性自命出》《五行》《穷达以时》等资料出发，考察周秦时代的思想家通过“内外”“身心”“天人”等关系建立德性伦理的过程和方式。在这四个方面的研究中，我主要运用把新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的方法，以确定这些文献在周秦思想史中的恰当位置并克服以往根据通行本进行研究存在的局限，努力究明出土资料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带来的变化，关注这些新的思想资源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战国竹简文献除了像《周易》《老子》等有传世本外，大多数是千古未知的佚文。像《黄帝四经》《五行》，即使有相应的记载，但它们的真面目过去一直是个谜。它们的重见天日，完全称得上是奇迹。子学传世文献与佚文之间的关系，也许可用早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干流和支流关系来解释。流传下来的一般来说是重要的，没有被流传下来的也许不都那么重要。《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代表的是早期中国哲学和思想的主流，而战国简多为佚文，不管多么重要，相对来说它代表的或者是早期中国哲学和思想的支流。从战国简帛中，我发现中国思想在源头上就与西洋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战国简进一步证明中国形而上学和宇宙观既是存在论又是生成论，而不同于西洋的构成论和本质主义。战国出土资料中没有明显的逻辑方面的思想史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中国的生育式宇宙观，能够促使东方建立一种新的生态形而上学。把战国出土资料中的身心、性情、天人、禅让、穷达等一系列论题同古希腊思想关注的数、灵魂、理念、第一因等论题相比，都能看出两者的差异，这就要求研究者更加注意中国思想与西洋思想之间的差异性。
对于截止到目前我所做的工作，如果问自己是否满意，那很难简单用是或否来回答。坦率地说，自己也不是评定自己的合适人选。如果允许我说一句，那可以这样说：既满意，又不满意。在学术上，我还算专心和专一；所做的一些研究，可能也有学术上的贡献和意义；但我的生活习惯有些从心所欲，工作时间也不好用严格的时段来计算，这可能是所做工作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程度的主要原因。现在的时间分割得更厉害，不时繁忙得真可以说是无所事事。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全身心投入、专注于哲学志业的人。康德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大家知道。现代中国的一些哲学家们，都有自己比较严格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比如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张岱年先生。他们能够排除外部的干扰，又能够严格约束自己。想想自己还期望对中国哲学做出某种整体性的刻画，还期望在哲学上提出自己的某种见解，而目前所做的工作还不到一半，真是任重而道远，虽然这只是对自己设定的目标。为此，特别需要凝神做减法，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做减法越来越难，这竟成了考验我们的意志是否坚定的试金石。
在学术追求和探讨的历程中，我要特别感谢张岱年先生，在我开始从事哲学事务的工作之后，他也一直关心和帮助我。我要特别感谢陈鼓应先生，在我的学术之路上，他一直厚爱我。一些师长如冯友兰、朱伯崑、汤一介、许抗生、杜维明、安乐哲、许全兴、余敦康、蒙培元、李学勤、卢中锋、耿云志、姜广辉、孙长江、刘鹗培等先生，也使我多受教益。从事学术活动，我从不感到孤独和寂寞。回想一件事，在没有来北京工作之前，我不时从郑州到北京参加学术活动，多承友人王博同仁的盛情款待，我们一起讨论学术，有时是同陈鼓应先生一起。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我和同仁王博坐在北大图书馆南门外的长椅上。当时那里是绿茵茵的草地，夕阳之下，我们谈论哲学，谈论我在《道家文化研究》上刊出的《存在自然论》，他给予鼓励并说我适合谈谈哲学。这是我引以为珍贵的一个鼓励。遗憾的是，在这个路线上，我步履缓慢，也因此让厚爱我的余敦康先生不满。最近几年，围绕“关系”“关联”和“普遍相关性”等关键词我开始了建立“关系世界观”的尝试，陆续发表了部分论文，也受到同仁王博、郑开的关心。但进展依然有些缓慢。原因之一是在中国，立一家之言意义上的“做哲学”只是一个业余，我的哲学专门和方向是“中国”哲学，是中国固有用语中的诸子学、玄学、义理学，现在完全可以叫作道术学、明道学或明哲学。不管有没有翻译和借用源于西方的“哲学”一词对研究中国诸子学无关紧要，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古典学术中一直有这方面的“实有”和“实在”（人物、文本、经典和学说）。
列入这一著作系列之中的著作，此前曾在不同出版社出版，大都有后记。这些后记记载了这些著作的一些相关事项。现在将这些著作汇合起来作为系列出版，我不再为每部著作新写后记，而是保留原版的后记并略作改动。我希望这一著作系列的出版，能够成为中国学术从革命年代的荒芜到新时期恢复和重建的一个小小的印证。破坏一个世界非常容易，建设一个世界十分艰难，如果是对人类文明的真正建设。四十年来中国学术的重建来之不易，中国学术的自立、独立和创发来之不易。我们必须珍惜和捍卫学术这项志业的纯朴性、纯洁性和纯真性。
人们从事的各项事务伴随着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音符，也因这种情感而变得愉悦和美妙。这一著作系列的出版，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记忆和情谊，令人感怀和感铭。我要感谢商务印书馆执行顾青和总编辑陈小文，感谢他们将这一著作系列列入出版计划，我要感谢友人黄藤先生、朱陈松先生和苟君厉先生的帮助，感谢李婷婷、冷雪涵、董学美、李南男、赵星宇和于娜等各位同仁为这一著作系列的编辑和出版付出的辛劳，感谢叶树勋、吕存凯、常达、李秋红、高源、冯莉、张翊轩、孙雨东、汪柔竹、张可佳、马克和程鹏源等后学助力这一著作系列的校对。最后，庄子的智慧“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令人闲适有所损，孔子的智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令人精进有所益。
原载：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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