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本质是一种文明，发端于对秩序的追求。在古代社会，无论是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还是西西里和科尔多瓦，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社会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动荡。在这种动荡过程中，人们特别渴望控制和秩序，希望生活能回归稳定状态。对稳态的追求首先不是表现在君主的统治中，而是表现在西方的寺院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寺院的大墙之外，社会里充满了战争、疾病和饥荒，但在寺院的大墙之内，僧侣通过精神活动抵抗无常，构建一种非常有秩序的生活方式。

在西方的历史上，寺院是第一个需要钟表的地方。这是因为与世俗生活的反复无常和漂浮不定相反，寺庙里有一些非常规律性的、像铁一般的规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圣徒本尼迪克特，他在每天的祈祷中加入了一种节律性。圣徒本尼迪克特是西方基督教修道生活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于公元6世纪撰写了《本笃会规》，成了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基石。本尼迪克特特别强调一种节律性的祈祷生活。他参考了《圣经·诗篇》中的教导，特别是《诗篇》中提到的“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这段经文启发了本尼迪克特将“7”这个数字融入每日祈祷的节奏中，一天的祷告分为夜半祷、晨祷、第一时辰祷、第三时辰祷、第六时辰祷、第九时辰祷和晚祷，总共七次。

到公元七世纪，教皇萨比尼亚纳斯要求寺院的时钟在一天之内要敲七次。按照这个节律进行祈祷和生活，人们进入了一种非常严格的节奏化生活当中。每天的生活都要尽量排除不确定性，抵御无常。到了公元十三世纪，世俗城市也逐渐开始了按照机械时钟安排的生活，人们对秩序的追求反映在钟表的广泛使用之中。

钟表在带来秩序的同时，还重新发明了时间。时钟并不是只用来计时，它实际上还生产了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呢？谈到计时时，我们通常会认为时间是客观存在的，比如一天分为24小时，每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钟表的作用只是指示这种均匀流逝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想象一下，有没有可能时间并不是均匀流逝的，单向度的，刻度化的。有没有可能是恰恰因为有了钟表，我们才开始以这种方式感知时间？

时间本来可能是非常具体的，它不是数字化的、抽象的时间。比方说，汉朝广泛使用的12时辰制度，一天分为12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然而，古代的时间划分方式不像我们今天固定的24小时制，而是采用“昼夜平分”原则，即白天和夜晚各分成6个时辰。由于昼夜长度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古代中国的时辰长度是要根据日出日落的时间变化动态调整的，并非像现代的小时制那样每个时间段长度固定。直到有了时钟，均匀的时钟时间才取代了太阳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说时钟并非简单地表示时间，而是发明了时间。

有了时钟，春天的一秒和冬天的一秒就是一样的，一秒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脱离具体事物的数字符号。时钟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最终造成了这样一种信念，我们认为有脱离具体事物的数学意义上的可度量世界，这就大大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世界也变得更加符合秩序。大约从1345年开始，西方人逐渐普遍接受了一个小时划成60分钟，一分钟划成60秒这种习惯。从那个时候开始，机器文明就逐渐拉开序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