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很多人物都用过化名，有的时间短，有的伴随一生。甚至有的只闻化名，不知本名。如王明、博古、华国锋、杨靖宇、赵一曼、江青……当然，也有很多革命者始终坚持本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大都如此。

文化人士用化名很常见，表达一种艺术追求，如鲁迅、老舍。革命者用化名，原因何在？

周恩来与邓颖超

我结合历史资料，大致分类如下：

隐蔽身份，减少影响。

在黑暗年代，搞革命是容易掉脑袋的。保护自身安全，是革命者第一位的需求。为了掩护身份，同时方便交流，取化名就成为常用行为。

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时，组织觉悟社同志抽签取代号。周恩来抽到5号，代号“伍豪”。邓颖超抽到1号，代号“逸豪”。郭隆真抽到13号，代号“石杉”。

陈绍禹1925年在安徽金寨组织革命活动，遭到反动当局追捕。他的姨父王老四帮助他逃脱，还给了他盘缠。 为了躲避搜捕，同时感念姨夫恩德，陈绍禹遂随姨夫姓，改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王明”。王明从此成了他的姓名，比原名更响。

王明

瞿秋白取名狄康，李维汉取名罗迈，刘少奇取名胡服，都是为了减少对外影响。他们在党内名气太大，一举一动受人关注，容易被束缚手脚。换个名字，敌人就很难识别。

取义谐音，表达理想

化名不牵扯到祖姓，创作和发挥的空间大，往往被寄予美好理想。

1947年，胡宗南率领大军对西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央军委放弃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保密，中央军委化名“昆仑纵队”，毛泽东也取了一个别名——“李德胜”。用他本人的话说，其意义就是，中国人民理应得胜。而且，这三个字的谐音是“离得胜”，意为“离开延安，取得胜利”。毛主席十分喜欢这个名字。在转战的过程中，把两个女儿的姓氏也改为“李”，即李讷和李敏。

转战陕北

此外，周恩来化名“胡必成”，坚信革命事业必定成功。纵队由任弼时担任司令员，陆定一为政治委员。任弼时化名“史林”（司令），陆定一化名“郑位”（政委）。

隐藏信息，保护家人。

革命前辈对国家有大爱，对于家人有深切的愧疚。他们唯一能为家人做的就是取化名，不管自己在外如何斗争，避免家人因此被迫害。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从各地调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开展敌后抗战。马尚德在河南发动确山起义，经验丰富，也因此被抽调，先改名张贯一，后改名杨靖宇。

1930年马尚德走时，儿子马从云只有1岁多，女儿马锦云才出生1个月。日伪汉奸得知他家有革命者，多次抓捕家人，严刑拷打，但是始终没有马尚德的确切消息。婆婆被毒打后，在1938年离世。其妻郭莲受尽苦难，1944年临终前将儿女叫到床前，留下遗言：“抗战胜利了，你们的父亲也该回来了，我却等不到那一天了，记住你们的父亲叫做马尚德。”

革命胜利后，兄妹俩到处打听马尚德的下落，却一无所获。直到1952年，调查组才找到兄妹。马从云兄妹这才知道大名鼎鼎的杨靖宇就是自己的父亲，不禁抱头痛哭。

赵一曼也是同样的情况。

表达信念，追随崇拜。

有些化名，从字面上就能感受到一种崇拜和自豪之意。

秦邦宪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像其他人一样给自己取了俄文名字，翻译成中文叫博古诺夫，简称博古。回国后，他一直用俄文名字博古，所以大家都这样叫他。张闻天的俄文名字叫“伊思美洛夫”，译音“洛夫”、“洛甫”，就以此为笔名。初期留俄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在苏联生活学习，都要按照规定取苏联名字。有些回国后就放弃，有的还坚持用。不得不说，坚持用这些有一定洋气的化名，既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炫耀，让别人感知自己的不一般。建党初期能到俄国留学，是党内地位和发展前途的象征。

湘南暴动时，有一位革命者的名字分外引人瞩目。他就是湖南省委委员、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席克思。席克思不姓席，真实姓名为尹澍涛，时年 27岁，向来思想激进，干脆效仿马克思，给自己改名席克思，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追求。虽然他在犯了左倾冒险错误，牺牲在斗争中，但是革命精神还是为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