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清华文科”，收入《清华人文思想者》，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大家好！
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作为一名青年教师进行发言。我的题目是“学术成长与学术生态”，那么就请允许我从文科青年教师成长的角度，来谈谈我对这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
学术生态是影响青年教师学术成长最基本的环境因素。一个学校的学术生态，一定是历史积淀的结果。
正如邱校长在今年庆祝教师节大会上讲话中所说：清华大学的发展，离不开优良的历史传统。而清华大学的文科，一个重要的历史源头，就是成立于1925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我们今人对于清华国学院的认识，多半是来自于清华艺术博物馆前的四大导师雕像。
今天，我们只知道他们是让人高山仰止的大师，却常常忘了，大师也年轻过——在他们当中，有两位也曾是不折不扣的清华文科青年教师。
其中一位就是陈寅恪。
陈寅恪加入清华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他13岁负笈西洋，求学十余年，让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决意招揽之。可陈寅恪虽求学欧美诸多名校，但“只求学问，不求学位”。这样一位“无学位、无著作”的年轻人，到底能否引进？这时候仔细读过陈寅恪文章的梁启超站了出来，作为国学院的元老和前辈向校方郑重推荐了陈，让后者在35岁时，从清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这件轶事总会让我想起自己加入清华时的情景。我于2015年申请清华公管学院的教职时，非常惭愧，也是一个成果都没有，只有一些也不知道发不发得出来的文章，美其名曰“工作论文“。但公管学院，正是像当年国学院的入职考察一样，是由学界前辈，基于你写的东西，来评判你的学术水平。我记得自己一共经历了三轮面试，每次来的教授都不同，但讨论的多是事关学科底层逻辑的大问题，让我当时心生敬畏，意识到这是一个讲思想，而不仅是拼数量的地方。的确，我们公管关心的是事关国家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例如在刚刚结束的暑期战略研讨会中，我们重点讨论的就是江小涓院长在讲话中所提出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的治理模式，是会跟世界变得越来越一样，还是越来越不一样？
可见，今天这样的学术生态，跟百年前的清华，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注重学术的内容，而非只关注现成的结果。例如，入职时考察什么，在用人单位看来，也许只是招聘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对于作为求职者的青年教师，却是得以窥见这个机构学术生态的第一个窗口。如果青年教师从这个窗口得知，这个生态只关心成果的数量，那么他之后一定会为求得职业安全而在量上做文章；但如果一个生态考察的是思想的内容，那么青年教师就会更多朝着提升学术的质量而努力。确实，后者的考核成本更高，但这种成本的付出，在迫切需要科研创新、从而实现学术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转变的今天，是极为值得的。
那么，在入职之后，青年教师进一步的学术成长需要什么样的学术生态呢？
如果我们回到陈寅恪的例子，就会发现，在其职业发展的早期，他得益于一个给予年轻人充分信任的学术生态。今天中国某些高校，培养年轻人的一个做法，叫做“在杂事中锻炼，先抬轿子再坐轿子”。那陈寅恪入职后，给谁“抬轿子”了吗？没有。当时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是王国维。当时王住在西院，陈寅恪经常前去请教，但这种请教不是为了当王的好帮手。反而是王国维时常前去陈寅恪居住的工字厅，向其讨教印度佛学，造就了一段“工字厅寒夜对读”的佳话。不仅如此，王国维和国学院还对陈寅恪委以重任，让他负责采购国学院所有与西学相关的书籍，并支持他开设一系列从未有人教过的、开创性的课程。
这样的课程能开出来，说明这个学术环境不是让青年教师去“抬”别人的轿子，而是信任他、支持他去“守正创新”地走出自己的路。
这让我不禁想起自己开课的经历。在我2020年参加全国青教赛时，决定以一门全新的课程——《全球史中的社会学》来参赛。当时就连社会学领域的标杆课教师——晋军老师，都对这样的课闻所未闻。然而，教练组没有一刻对我所选的方向提出质疑。相反，他们指导着我，一次次地试错。过程当然辛苦，当时还说教练太严。但现在想来，推进学术的边界，在未知领域中摸索，本来就是很辛苦的；而有人信任，有人陪伴，已经足够幸运。
青年教师的成长，只能在这样的艰辛探索中实现。这样的探索，就如任何一种对边疆的开拓一样，充满着孤独和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放任青年教师在“不发表就出局”的丛林竞争中拼杀，或是让其完全在大佬的羽翼下“做杂事”“抬轿子”，这两个极端都不利于年轻人成长。
一个学术生态，只有以“信任”为基础，一方面相信青年教师自己选择的学术方向，另一方面又在其需要时提供支持并容忍其失败，才能鼓励他们在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敢于直面新时代提出的难题，走出自己的路。没有这样的信任，青年人成长的结果就不会是卓越，而只能是平庸，甚至是附庸。
事实上，成长得益于国学院充满信任的环境、从而真正成就卓越的青年教师，不止陈寅恪一人。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后来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先生，他初次加入清华时只有28岁。当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现代录音技术和声学理论对中国方言进行搜集和研究时，国学院立即调整课程安排，给了他一个学期时间，支持其前往江浙进行田野调查。
这种信任和支持，给了清华的年轻学者们底气，而这种底气，是建立清华学派的必要条件。赵元任在国学院时，组织了一个学者沙龙，名叫“数人会”。
所谓“数人”，有两层意思。首先，字面上它就是“几个人”的意思。这个沙龙，以赵元任等清华学者为中心，联系了许多外校学者，如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人，专门讨论汉语的罗马字拼音问题。
其次，“数人”还有一个更深的涵义：它其实出自隋朝语言学家陆法言《切韵》中的“我辈数人，定则定矣”一句。也就是说，如何解决重大问题，我们几个人确定了就行了。的确，这个沙龙经过22次讨论后形成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就对建国后的《汉语拼音方案》起到了开山辟路的作用。
“数人会”让我联想起今天的清华大学文科沙龙。这个沙龙于2019年在邱勇校长、彭刚老师的关怀、支持下开始，由几位来自法学、美院、社科、人文和公管的青年老师组织。目前已举办16期，关注的议题包括——人工智能、国家形象、法治进程、教育公平等等，无一不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所邀请的嘉宾，来自几乎所有的清华文科院系，他们在多学科的交融与碰撞之中，汇聚出针对时代议题的创新解法。
事实上，这种直面时代难题时“数人定则定矣”的气魄，是青年学者最应该贡献给学术生态的。的确，青年教师自身也是学术生态的一部分，我们不该只问学术生态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还要问自己能为这个生态贡献什么。
那么，改善学术生态，青年教师能够做哪些事？就如邱勇校长所说，首先是要直面重大问题，用良好的问题意识，去研究时代的真问题、新问题。这并不是说老一辈的学者不做这些研究，而是说青年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有着独特的优势：的确，身处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青年学者最直接地面对着新涌现的时代议题；对于文科教师来说，更是最直接地面对着被这些新问题所裹挟、困扰的年轻人的内心。
以我作为一名社会学背景的文科教师为例：在与清华同学的交流中，我感受到他们不愿恋爱结婚，结婚了不愿生孩子；工作后想躺平，不甘躺平想奋斗却害怕内卷；于是，他们对阶层上升不抱希望，对政府政策怨气重重。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之后，在诸多社会关系上——如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劳资关系、阶层关系，等等等等，都出现了极大的紧张。理解并缓解这些紧张，难道不是中国文科的紧迫任务吗？那我们自己的研究，又有多少是直面这些真问题、提出新解法的、充满“定则定矣”那种气魄的思想结晶，而不是自娱、自乐、自肥的晋升敲门砖？文科能否形成“清华学派”，不取决于我们在别人已经划定好的研究议程和现成的学术赛道上表现得有多么出类拔萃，而在于我们清华能否定义并回答当今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为我们的下一代“定下”一个更好的发展思路。
既然提到下一代，那青年教师能为学术生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教书育人。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年轻人。明天的学术生态，真正的承载者，是我们今天的学生。青年学者如果渴望一个重视思想、并充满信任的学术环境，那我们自己有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对待自己的学生呢？
在此，我想再次回到赵元任先生，用他的例子结束我今天的发言。赵元任一直鼓励自己的学生要突破前人，发前人未发之论。他的一位研究生，就尝试论证一种语法现象在西文里十分“罕见”。这篇论文得到了梁启超的赞赏，却被赵元任批评为“不严谨”，因为“言有易，言无难”—— 言有，一个例子足矣；言无，一个例外就可推翻；你不对种类繁复的西文有相当的认识，断不能说它没有某一种文法。之后，这个学生吸取教训，又写了一篇论文，论证某种发音在两广方言里没有。这下赵元任肯定了文章，并将其推荐发表。可没想到，当赵亲自前往广东调查方言时，竟发现了例外。此时赵已不是清华的全职教授，这个学生也早已远赴巴黎求学。但赵还是专门去信，将自己的发现告诉自己这位学生。这位曾经的清华研究生直到年过八旬时，都对此事记忆犹新，他就是清华国学院培养的众多重要学者之一，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
我举这个例子，最后是希望说明，优良的学风、良好的学术生态，既是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条件，又能通过后者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并传承下去。
今天，我以清华国学院曾经的青年教师为例，试图联系起百年前和今天的清华，以阐述我对学术生态和学术成长之间关系的理解，并表达我得以身处清华优良学术传统和学术生态之中，内心的感激、骄傲和自豪。
以上是一点个人感受，有讲得不对的，敬请各位领导和老师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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