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两任皖西北苏区书记，创建红27军重建红28军，因何被降为科长|军长|皖西北苏区|红二十五军|郭述申|高敬亭

1931年8月，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郭述申调任陂孝北县委书记。9月又调任陂安南县委书记。在陂安南的4个月时间里，由于工作出色，多次受到省委的肯定和赞扬。省委书记沈泽民曾亲自执笔在《列宁报》上撰文推广陂安南的经验。

郭述申

首任皖西北道委书记创建红27军

1932年1月，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在新集召开。郭述申出席会议并当选为省委委员，被任命为皖西北道委书记。

皖西北是在六(安)霍(山)起义以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群众组织都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距离分局、省委和红军主力活动的中心区域新集、七里坪等地较远，加之交通闭塞、山多民困，所以斗争条件更为艰苦。郭述申受命之后，很快奔赴道委机关驻地六安县麻埠镇，并立即发动和组织道区各县群众全力支援红军作战，同时抓住有利时机巩固和扩大皖西北根据地。

1932年3月20日苏家埠战役中，郭述申一面积极保障红四方军后勤工作，一面组织地方武装袭扰敌军，仅六安县就组织了2000余名赤卫队员配合红军行动。在皖西北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红军在苏家埠战役中取得了歼敌3万余人的空前的重大胜利。

为配合红军攻打苏家埠，皖西北道委发的《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

不到半年时间内，在郭述申领导下，皖西北道区的地方武装便有1个师和1个团的部队相继被编入组建不久的红25军；与此同时，皖西北还建立和健全了8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苏区范围也扩展到了淮河边、形成了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 150余公里的革命根据地，使皖西北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

1932年10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去，郭述申随即带着道区机关和两个团的地方武装向鄂东南转移。在西界岭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和红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率领的第七十九团相遇。

刘士奇

在此严峻的时刻，郭述申与刘士奇、徐海东等人于10月1日在英山县金家铺土门谭召开会议，成立鄂皖工委，郭述申为书记。同时组建红二十七军，刘士奇为军长、郭述申为政委，徐海东为第七十九师师长，全军辖两个师，共4500余人。

11月18日，红27军掩护2万多名跟随红军行进的地方基层干部和群众冲破敌军的前堵后追，到达金寨县大埠口，返回了皖西北。下旬，郭述申率领工委和红二十七军大部继续西进到达黄安县七里坪附近，与鄂豫皖省委和在该地坚持斗争的红军部队会合。鄂皖工委撤销，到达七里坪地区的红二十七军部队也编入了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

再任皖西北道委书记重建红28军

是年12月，鄂豫皖省委决定恢复皖西北道委，郭述申仍任道委书记。1933年1月，刚组建的红二十八军也开赴皖西北对敌作战。郭述申返回皖西北以后，先后恢复重建了赤城，赤南和六安等三个县委和若干工委、区委，同时以红二十五军特务营为骨干力量，先后组建了3个游击师、1个战斗营和1个游击队。

1933年6月，蒋介石调动了14个整编师和4个独立旅的兵力进犯皖西北地区。以郭述申为首的皖西北道委领导道区军民开展英勇的反“围剿”斗争。他们采取以外线游击与集中兵力伺机歼敌相结合的正确作战方针，战斗屡屡取得胜利，仅在8月中旬的一次战斗中，就缴获了一大批大米、军服、猪肉等物资。

在皖西北反“围剿”斗争取得阶段胜利时，鄂豫皖省委直接领导下的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地区失利后转移到皖西北，由于省委仍不顾敌强我弱的根本事实，在敌人增调兵力向皖西北中心区合击“围剿”时，提出“与土地共存亡”的口号，强令红二十五军正面抵抗敌人。经过半个多月的顽强战斗，红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应战的困境，皖西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终失利。

9月底,省委被迫率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郭述申临危受命，率领红八十二师继续留在皖西北，继续领导皖西北革命斗争。

在红二十五军在重返鄂东北途中，由于遭敌阻截，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后续部队被迫折回皖西北,并很快与皖西北道委和红八十二师会合。10月12日，郭述申与徐海东在南溪主持召开道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徐海东所部与红八十二师合编，重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为军长，郭述申兼军政委，全军共 2300余人。

郭述申于两年前在陂安南与徐海东相识，以后又在红二十七军中并肩战斗过，对于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他是十分敬重的。郭述申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徐海东则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建军之后他俩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根据徐海东的建议，道委制订了红二十八军的作战方针，即：不拼消耗，积极向外线开展游击；寻机歼敌夺取敌方物资补充自己。依据这一方针，重建后的红二十八军多次作战获胜，极大地鼓舞了皖西北军民的斗志。

正当红二十八军南下北上频繁游击的紧张时刻，郭述申却患了重病，被迫卧床。徐海东军长担心将他留在地方上养病遭敌残害，因此，挑选了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抬着郭政委随军行动。碰上风雨交加的黑夜，部队找不到完好的房屋宿舍，徐海东军长就亲自将政委的担架靠着断垣残壁，并搭上席棚为政委挡风避雨。郭述申十分忧虑，担心因照顾自己而影响了全军的战斗行动，几次要求徐军长把自己留在老百姓家里，都被海东严词拒绝了。他们在战与火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的生死情谊。

1934年1月下旬，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病重的郭述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反对肃反扩大化被降职为科长

正当皖东北苏区发展再次好转之时，1934年4月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来到皖东北检查工作，高敬亭“肃反”政策的坚决推行者，他对郭述申曾经抵制捕杀留苏女干部、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夏玉华指示非常不满，他到达皖西北以后，没有认真听取道委负责人的汇报，仅根据“逼供信”所获取的不实之词，就错误地认定吴保才、江求顺等皖西北地区党政军机关的一些负责人是“反革命”，并责令道委立即逮捕他们。

为此郭述申与高敬亭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曾当面责问高敬亭：“一个人的口供不足为凭，你怎么能认定为革命出身人死经过严峻考验的党的领导干部是反革命分子呢?”

高敬亭无法正面回答郭述申的责问，反而无理地压制郭述申：“你肃反不积极，严重右倾。”

郭述申立即反驳说：“我不是右倾，而是认为肃反必须依据事实，不能只凭一、二个人的口供就认定反革命。”后来，吴保才、江求顺等人还是惨遭杀害了。郭述申据理力争未能阻止“肃反”扩大化错误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