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党的七大会上,毛泽东惋惜的说：“邓乾元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太可惜了！”邓乾元有何功绩？让毛泽东如此记挂。
邓乾元
参加秋收起义拉起一个团
1928年8月18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会上讨论了秋收起义的有关问题，制定了秋收暴动计划，确定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安源、岳阳等县于9月11日同时暴动，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同时，指派邓乾元为中共醴陵县委书记。
9月初，邓乾元参加了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部署秋收暴动，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二团由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和我党掌握的部分矿警队及萍乡、醴陵、安源、莲花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王新亚任团长，邓乾元为政委。会议还指定二团自安源一带出发，经东门市进攻萍乡、醴陵，向浏阳前进，然后逼近长沙。
会后，邓乾元回到醴陵，立即决定在西一区雷钵山召开区委书记和各区、乡农运特派员会议，传达省委决定，部署秋收暴动。由于许克祥反动部队在醴陵的大屠杀，此时醴陵党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就在这种情况下，邓乾元紧紧依靠幸存的五百多名党员，深入群众，秘密串联，层层发动，很快发展了六百多名新党员，全县有十三个区先后恢复、建立了党团组织和农民武装。
随后邓乾元组织秘密筹集武器，侦察敌情，部署武装力量。仅几天时间，就搜集到梭镖七百多支，驳壳枪七支，步枪三十多支，机枪一挺。同时，摸清了敌军在醴陵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邓乾元还派人深入敌巢，进行策反，争取到伪警备队在暴动时保持中立。
为了配合革命军合攻醴酸县城，还组织了二百余名党员和武装农民；并计划于部队攻城时劫狱、组织出狱的同志参加战斗。
9月11日晚上8时,全县四乡农村掀起总暴动。12日下午，农民武装紧密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向守城顽敌发起猛烈的进攻，一举攻克醴陵城。
秋收起义失败后，1928年春，邓乾元离开醴陵来到井冈山，担任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同年十二月，湘赣边界特委改组，组成了以邓乾元为书记，滕代远、陈正人、宛希先、朱昌偕为常委的湘赣边界特委。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主持召开了前委、特委、红四军与红五军军委及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南进军，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坚守井冈山。
在邓乾元的带领下，边界军民坚持斗争，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逐步地恢复和发展了边界各县的红色政权。永新、宁冈都有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存在，莲花、茶陵、酃县、遂川有公开的割据区域;永新还有秘密的苏维埃政权。
湘赣边界在没有正规红军的情况下，经过艰苦奋战，先后恢复了井冈山、九陇山两个重要军事根据地。牵制和打击了大量的敌人，为红四军主力顺利地进赣南、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使其发展成为以瑞金为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组织大冶兵暴参与创建红八军
1929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柯庆施为书记，邓乾元、石仲伟为委员组成武汉军委，领导湖北、湘北、豫南地区的军事组织工作，开展游击斗争。
1929年11月，经党员赵品三联系，共产党员，国民党独立十五旅排长程子华在汉口的一个旅馆里会见柯庆施、邓乾元、石仲伟等人。程子华汇报说，独立十五旅奉命将开往大冶、阳新一带去打红军，他们准备趁机在大冶举行兵暴，组织前线起义。柯、邓、石听了当即表示完全赞成，邓乾元随部队前往，负责沟通鄂东南特委和红军同起义部队的联系。邓乾元经过许多周折，打通了同鄂东南特委和红五军第五纵队的联系。
程子华
红五纵队随即开到兴隆铺、曹家院一带。大冶中心县委与五纵队负责人还召开了扩大联席会议，讨论和制定兵暴的战斗部署，决定程子华率起义部队在城内暴动，五纵队在外面攻城，并规定了有关的暗号。
12月14日晚，大冶兵暴的枪声打响了！程子华带领五、六连的党员同志，按照预定的计划，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连里的一些反动军官，喊出了“兵暴，当红军去”的响亮口号。
红五纵队紧密配合，向城内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里应外合，很快打垮了敌人的反抗，一举攻克大冶城，胜利实现了兵暴计划。这一仗，我军俘敌千余名，活提敌营长和伪县长，缴枪九百多支。
随后，起义部队与红军会合，编为红五纵队第二支队，程子华任支队长。李灿担任五纵队司令员,何长工为政委，邓乾元为五纵队政治部主任，柯庆施为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五纵队由一千多人扩大到六千多人。
1930年6月16日，红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军长李灿，政治委员何长工。七月，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为政委。并将红五军和红八军编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兼五军军长，滕代远为总政治委员兼五军政委。
7月3日，红三军团攻克湘北重镇岳阳，切断了长沙与武汉的水陆交通。7月中旬，部队开到平江，军团在这里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命令，决定红三军团与湘鄂赣边境地方武装配合攻打长沙。在这次会议上，邓乾元发表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看法，认为攻打长沙于红军不利，建议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
尽管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但就全国政局而言，大革命失败后所形成的敌强我弱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国民党控制了全国政权和经济，又与各帝国主义相勾结;各大中城市都有国民党的重兵把守，其部队人数众多，武器装备先进。在这种情况下，攻打长沙是徒劳无益的，是军事冒险主义的行动，是英雄式的拼命主义;要夺取武汉，红军的力量也还不够，倒不如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积极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准备。
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只得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保留个人意见。但正是这次会议邓乾元的发言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为日后被错打成AB团埋下了伏笔。
被平白无故打成AB团分子死在长征前夕。
1930年7月28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但是在8月5日国民党军队反攻下，不得不退出长沙，转战浏阳、平江一带。
红八军退出长沙撤到浏阳县城的当天晚上，军团部和五军也赶到浏阳。军团领导同志要八军继续前进三十里，让五军在浏阳城宿营。由于连日作战，指战员们非常疲劳，都已就地宿营。于是，何长工要邓乾元去军团部请示，让部队休息至拂晓再走。经请示后，未获同意。
由于何长工坚持要休息到翌日拂晓，因而八军当晚没有行动。军团领导认为邓乾元不执行命令，第二天，突然下令撤销了他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并派保卫队缴了他的枪，牵走了他的马。
何长工在《红三军团的建立与两战长沙》中所说:
“邓乾元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县级干部，后任湘赣特委书记，工作和思想都很有水平，到八军任政委后，在维护军团领导和五、八军团结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虽然那天晚上和军团领导吵了几句嘴(以后才知道)，未坚决执行命令，是不对的。但军团部当时也没开什么会，把问题讲清楚，就撤销他的职务，并缴枪牵马，此事处理得过于草率。以后并说，八军当晚开会要和五军分家等，我和健在的八军几位老战友都不知道有这个会。”
8月15日，红三军团在平江长寿街召开五、八、十六各军党的代表大会改选前委。邓乾元致信，肯定了攻打长沙在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成绩，同时陈述了自己反对攻打长沙的种种理由，仍然坚持进攻长沙是军事冒险的革命主义。因此，受到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并令其脱离红军，交给特委训练。
毛泽东在回忆红军攻占长沙时，和邓乾元的观点基本一致，也指出:
“如果把第一次占领作为一种暂时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建立国家政权，那末这种行为也许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这在革命运动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苏维埃政权在后面还没有稳定的时期，企图把长沙当作一个根据地，这是一种军事和战略上的错误。”
1932年初，邓乾元调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1933年，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邓乾元被平白无故地打成 AB团分子，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一1934年长征前夕，被迫害致死。
1945年党的七大作出决定：
凡被当作AB团误杀的，给予平反昭雪，作为革命烈士看待。从而推倒了强加于邓乾元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
邓乾元作为我党早期一个优秀的革命军，始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临危不惧，一身正气勇于同党内的错误倾向进行理直气壮不屈不挠的斗争。
假如当时邓乾元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方面适当保持克制，受到处分后能适当隐忍不再发表意见，或许命运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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