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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德国重建民主,显然取决于恢复党派制度,而恢复党派制度则是盟国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英美人会促其发展,自不待言;而俄国人也参与并确实领导了这一运动,乍看起来比较使人感到惊奇。
盟国占领区
的确,早在1945年7月25日,他们就在全占领区登记共产党员,允许他们重整旗鼓,给予他们可靠的有利条件。但是像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里一样,他们不想给予共产党员独占的地位。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不久以后就获准开始活动了。这样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希望按照与其盟国相同的方针来行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急欲在当时建立一套政治机构以便在日后好让他们控制整个德国,那就很难说了。
如果两种动机都能使同一行动成为可取的话,他们就可希望干了坏事而被认为是无辜的。他们在别处推行的政策也表明了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列宁主义的实践,懂得在共产党人牢固可靠地实行专政之前能够取得资产阶级全面合作的种种好处。甚至在一开始,他们就设法让共产党人占据要害职位。在美占区,各党派于1945年8月27日获准在县一级建立组织,于1945年11月23日获准在州一级建立组织,于1946年2月获准在占领区一级建立组织;根据要求,各党派需将各自的纲领呈交占领当局,并且定期汇报活动情况。
活动经费的详细来源必须随时提供,领导人的履历要经过周密审查,不管怎样,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未经美国人同意不得召开公众大会。各种政治文献的抄本必须呈送情报管制当局。制服、徽章、袖章等,根据管制委员会命令,均需禁止。总而言之,他们希望各党派宛如缸中金鱼,一举一动不得越雷池一步,尽管当主要政治人物被认为确有真心诚意之时,规章条例可不十分严格执行。1945年9月14日,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宣布允许各党派在英占区内成立组织,“以便在德国发扬民主精神,为日后进行选举做好准备”。控制各党派活动的章程与美占区的章程大同小异。在法占区,发展比较缓慢,活动带有条件,要接受德国只应是一个松弛的联邦的原则。
在早期,占领区边界仍被视为次要的问题,除某些地方性的特殊情况外,各党派在三个主要占领区内都是在相似的基础上组成的。这时出现的党派很自然地与纳粹过去所镇压的党派完全一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具有相当的历史传统,自由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经分裂,后来又成为一个受到欢迎的重新组合的政党。最令人注目的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崛起,它是战后欧洲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德国的反应,即:形成民主党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天主教,并且包括一个明显的激进派。
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联合以达到共同的基督教目标,这种思想是在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中兴起,并在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成熟的。但是这种思想在德国的某些地方却引起了物议:在威斯特伐利亚,个人之间的仇恨以及罗马天主教会内部之间的仇恨,滋长了一种复活旧的中央党的企图。该党由施皮克尔领导,他曾是布吕宁的同事,在加拿大度过了战争年代。在巴伐利亚,新党称为基督教社会联盟。其他主要属于地方性的政党有巴伐利亚党、下萨克森国家党和在阿尔弗雷德·洛里茨领导下的经济重建党。洛里茨是个生活丰富多彩的巴伐利亚人,他“时而享受豪华生活,时而饱尝铁窗风味”。
德国重建民主
这个党在组织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不像有些政党公开自称为保守派。但是,这绝不是说所有够格参加政治活动的德国人都是进步的,也不是说法国的激进社会党是个具有先进政治观点的党。后来,某些保守党的确出现了,但是它们公开承认它们所自夸的民族主义观点却不为人们所重视,倒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吸取了保守党思想的主要部分,从而对两党的性质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自由民主党内有一个支派,真诚地信奉传统的自由党原则,包括经济生活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
这就是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派别,大部分是由实业家和职业阶层的人士所组成,他们极力反对社会主义,也同样反对教权,并敌视权力主义思想。但是一部分实业家之所以对自由民主党感兴趣,不是由于信奉自由这个原则,而是希望因此能够得到完全自由,以便如愿地经营业务,避免政府用规章约束他们。赫尔穆特·屈尔茨是他们在俄占区的首领,威廉·海勒(1933年以前的自由党员)是他们在西部占领区的首领(后由弗朗茨·布吕歇尔继任)。
基督教民主联盟继承了鲁尔和莱茵兰一带中央党的普及工人运动的观点,这与温和的社会主义有所区别,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派在柏林的领导人是雅各布·凯泽。他认为与反动政策性质相同的任何东西在俄占区都是没有希望的。该派在西部的领导人是卡尔·阿诺德,他是杜塞尔多夫的市长。他们的影响在1947年2月阿赫伦起草的第一个党纲上有显著的地位。党纲上说,每一项经济的目的应当适应国民的需要。
他们抨击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宣扬消灭卡特尔垄断经济,主张工人广泛参与工业管理,提倡有利于公共福利的政府管理方法。由阿登纳博士领导的该党的另一翼则希望用生产和竞争代替福利事业来作为主要经济目的,但在早期,这一派的名声不很大。直到1949年,这一派才成功地说服了该党接受杜塞尔多夫纲领(主要由巴伐利亚工商业部长、新接纳的党员路德维希·艾哈德博士起草)。该纲领把避免通货膨胀置于维持全部就业之上,号召“受物价控制机构支配的各行各业互相合作”。
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不完全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一直保持优势,因此在南部和西部势力很强。德国新教徒的主要势力在易北河以东。柏林、萨克森和图林根工业区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堡垒。因此,显而易见,只要德国保持分裂状态,基督教民主联盟将是最强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强弱似乎取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或分裂基督教民主联盟并在魏玛路线基础上与其进步一翼联合的可能性。除法国外,每一个占领国都与某个政党有特殊的密切关系。英国左翼团体一直把德国资本家不受约束的力量视为德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认为,如不经过某种程度的社会改组,稳定与和平的前景是渺茫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这样的社会改组,虽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学说的基础,但英国工党政府同他们却有许多共鸣之处。不少美国人把社会民主党当作仅次于共产主义的祸水,同情自由民主党的经济观点,但是发现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般社会态度与他们最为气味相投,如果他们本身是天主教徒,那么尤其如此。该党与俄国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德国政治家们却不把外国主子的垂青当作一种纯粹的幸福。社会民主党杰出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非常清楚,过去他的党因被贴上国际主义者的标签,其含义是对德国利益漠不关心,因此吃过苦头。
他决心不让这类事重演。尽管英国一些大臣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接触频繁,但后者还是不停地要求参与德国政府的工作,虽然在德国崩溃以后,他们一直是灰心丧气的。他们的纲领除了提出推广国有化,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及通过调整工资和物价来公正分配商品等典型的社会主义要求外,还对盟国的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他们要求保证供给足够的食品和燃料,要求民主管理占领区或双占区的行政事务,要求停止解除武装,还要求德国人参与管理钢铁和煤炭工业。他们尤其要求废除占领区边界和重新统一德国。对这类达不到的要求可以用种种理由来反对,但谁也不能把这看成是不合作。
共产党人的处境更为困难,原因是俄国人无意容忍他们提出这种公开批评,同时德国的反俄情绪发展得那么快,以致任何同俄国人公开接触的党派,其行动都极为不便。在西部占领区,他们在马克斯·赖曼领导下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甚至在惨淡的岁月里也是如此。而在东部,工人们却如此地偏爱社会党人,以致俄国人(传说是受谢尔盖·图尔帕诺夫的鼓励)急切地想加以利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运动据说在1945年秋就已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开始了。在俄国人的鼓励下,他们在柏林成立了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2月23日号召合并并建议其他占领区中的这两个党接受联合纲领,分管党内主要机构,以便共同协力。谈判秘密地进行了两个月,除了奥托·格罗提渥以外,社会党领导人对这种主张都抱冷漠态度。
参考资料
谢弗:《俄国占领区》,第72页。
《泰晤士报》,1946年9月28日。
《美占区月报》,1946年1月。
谢弗,前引书,第75页。
《德国文件,1945—1954年》,第121—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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