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得名由来重探|匡庐|天柱山|庐山记|慧远|游庐山|道教|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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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庐山得名由来，是一道陈年的，但仍不失其诱惑力的思考题。在少数探究者那里，似乎给出了某些答案。然而稍加审视、推敲，还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反映在论据的不足上，也反映在说法纷纭、莫衷一是上，表明庐山得名由来仍是个悬案。在能涉猎到的有关出版物和文献中，历史学家姚公骞先生周銮书先生、和吴侪先生各有著述进行了专题探讨，提供了多元的视角、观点和一些有启发性见解。文章拟针对性地谈点浅见。

关键词：庐山；得名由来；神仙之庐；亡诸；因形得名说；衍生说

一、关于“神仙之庐”

庐山又名匡庐、匡山，“匡”字来自一位传说中的人物——匡俗（又有称匡续、匡裕的），也即“神仙之庐”说的事主，此中应含着似未经注意的问题：“庐”与匡俗的关系，如果“庐”义特指所谓“空庐尚存”、“惟庐独存”——匡俗隐居之所，那么主从关系是明确的，山名因人而得，为派生，为次生，并因其人姓匡而附加新的冠名——匡庐或匡山；如果我们相信并肯定，神仙之庐乃荒诞不经的悠谬之说，则此座江湖形胜地的雄伟大山“当时”又叫什么名?难道会是“无名氏”？如果之前已有名字，且就叫庐山的话，该如何来解释这个流传既久而广的传说？有必要引述一下：

版本一，三国人徐整纂修的《豫章旧志》载：“庐俗字君孝，本姓匡，父东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鄡阳，曰‘越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精于宫亭之山。故世谓之‘庐山’”。

版本二，慧远《庐山记》云：“有匡续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裕受道于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后人感其所指为神仙之庐而明焉。”

版本三，东晋周景式《庐山记》云：“庐山匡俗，字子孝，本东里子，出周武王时。生而神灵，屡逃征聘，庐于此山，时人敬事之。俗后仙化，空庐尚存。弟子睹室悲哀，哭之旦暮，事如乌号。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

还有包括骑驴的老子来庐山炼丹之类的版本，兹不烦举赘言。

有学者注意到上引传说文字中的神仙色彩，提出了所谓“神仙之庐”是道教为抬高自己的地位，与佛教争夺庐山的产物。姚先生认为，慧远《庐山记》中对神仙的称引，与其作为佛教领袖的信仰、使命不相符，因而是绝不可能的，并推断称慧远《庐山记》乃是托名之作，进而指庐山道教人物代表——陆修静为神仙之庐神话的主要炮制者，谓其“故作狡狯”，将“神仙之庐”作为庐山得名之源的神话“塞进托名慧远的《庐山记》中，借以表示庐山之成为道教的洞天福地，是得到佛教徒像慧远这样的大师公开承认的”云云。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且看史料不支持其观点的理由，第一，姚文援引陆修静在庐山设道场修真的例子来说事，陆乃道教始涉足庐山的一位宗师级开山人物。其实考之相关史料记载，仅有很零星的一点迹象和记载，语及庐山佛道间的“争夺”，如“简寂观中甜苦笋，归宗寺里淡咸菜”之类的逸闻。实证的缺乏使得其推论建筑在一种想当然之上，也就在所难免。倒是那个脍炙人口的“虎溪三笑”佳话——虽有附会元素，但侧重文化象征意涵，则是不须太过较真——堪为反证而存在。

第二，姚文称：“假托慧远写的《庐山记》的出笼时间，最早当在东晋之末，慧远死后；至迟在宋、齐之间。”问问史实如何，前举的版本——《豫章旧志》出自三国吴人徐整手笔，其问世时间早于陆修静年代二百多年。《豫章旧志》还记载了一条很重要的历史信息，曰，西汉元封五年汉武帝南巡路过寻阳时，追封匡俗为“大明公”号。史载，徐整，字文操，豫章(南昌)人，为三国时东吴的常太卿。据《隋书》，徐整撰有《毛诗传》《三五历记》《五远历年记》注有《孝经默注》，是位很有建树的学者。其《豫章旧志》当属方志类典籍，有较高的信度。所言元封五年，即公元前106年，匡俗其人其事与汉武帝南巡封祀活动相关连（历史真实又当别论——后及），时间远早于慧远的庐山活动期381年——416年，更比道教开始涉足庐山的陆修静庐山年代（——活动于461——67年），早了四百六十多年！从时间先后上，道教徒若想对此向壁虚构，再假托于远师，恐怕要面对难以逾越的障碍。“假托”者时间推定那么晚，在《豫章旧志》面前，不担心捉襟见肘吗?

第三，细揣文本慧远《庐山记》，是涉及到两种说法，前者讲“匡续先生”如何，后者讲（匡）“裕”云云，中间用了“或云”表明话锋一转，下有异名异说相陈，其为达意周全而对不一说法尽行收纳的考量隐现其中，引述的语气也是明显的，也就意味着，话，有所本。

第四，若认定慧远《庐山记》乃假托，还有一个尴尬，即关于匡氏神仙之庐的端绪，另出现在慧远的诗作《游庐山》中。方家、评论家公认此诗是慧远存世名作应该没有问题，诗中有“崇岩吐气清，幽岫栖神迹。”这里“神迹”所云绝非泛指，而就是指匡氏庐山“修仙”之事，应该说，慧远《庐山记》与《游庐山》诗堪为互证，而作为互证及旁证，慧远的诗与文当具有一致性，怎么解释呢？窃以为，其一，作为从先秦到秦汉的方仙道所讲的神仙，并不等同于后来的道教修仙（匡氏“修道成仙”者，属方仙道语境）；其二，佛教传播早期，它与道教的矛盾并不是很大，不像后来某段历史时期那么大，却被某种想象夸大了。所以，慧远只是在引述传闻传说而已，且含几分敬意于其中，这样讲来，其诗，与其文的一致性，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小结：说“神仙之庐”是道教与佛教争夺庐山，为自己张本、造势的产物，笔者以为存在着史料证据不足、观点立论偏于臆想等问题。

二、匡俗其人庐山真面

回到一个绕不过的问题上，匡氏者，仙耶？俗（——史上存在过的）耶？

细究上举三个版本，其中“虚”与“实”的成分比例是有差别的，版本一特别值得注意，里面出现了“吴芮”“东野王”等“实”味较浓的称谓字样，而且有确定的年代时间节点：秦末汉初;有确定的地望名称：鄱阳、鄡阳;有确定的衔名和号名：东野王、鄱阳令、越庐君······看起来不大像神话传说，倒像是一个可蹑迹寻踪的残编断简。它们有可能是携带着历史隐含信息的关键词吗?如答：是，那么不妨由“瓜”来探寻一番“藤”的脉络和经纬。

再来看南朝？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其中引徐整《豫章旧志》佚文，补充了一些新的信息，原文为：“庐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东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长与吴芮助汉定天下，野王亡军中。汉八年封俗‘鄡阳男’，食邑兹部，印曰‘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谓‘庐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亲睹神灵，乃封俗‘大明公’，四时秩祭焉。”

这段注文，似乎在暗示，历史的断简、拼图的碎片曾一度被拾掇，重整，但诡谲的是，它走向了另一个拐点——神话。以上版本二、版本三，都反映了这一趋向。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有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使得千古之谜，呈现出揭晓的曙光。这就是江西文化研究专家吴侪所撰写的《亡诸考——以秦汉之际环庐山—彭蠡泽地区为中心》。笔者拟予概要引述如下：

吴芮，秦汉之际余干人，滕王阁四楼巨幅壁画长卷上的第一人。为春秋时吴王夫差后裔，秦时为番县（今鄱阳）令。秦末成为百越军事集团的首领割据于南方，因助汉定鼎天下有功而得到汉高祖的诏封。匡俗父亲东野王是吴芮麾下的百越族重要将领之一，名亡诸（注：又做无诸——亡、无为古通假字），称闽越王，阵亡于战场。其子因父之战功，受封“鄡阳男”。“庐君”“越庐君”为其别号异名。吴侪通过大量周密的训诂学考证，旁征博引，找到了解开谜锁的钥匙，大体搞清了古代读音地域差异和年代久远产生的一系列音讹与字讹，而造成的人神杂糅、鲁鱼豕亥现象。比如他考证出，匡俗、匡续、匡裕，为同音异写，皆“亡诸”的俚俗讹名；还考证出“东里子”（见“版本三”）的“里子”，其实就是东野王的“野”字的拆写讹变，此案例典型地说明了问题。又比如，他通过训诂学知识，引经据典地指出“亡诸”的“亡”与“明”字古代读音的通假关系，借以说明了吴整因“吴人语讹”又忌讳“亡”字，乃始作俑地借谐音字“明”，将“大亡公”改书为“大明公”。（按：本是汉武帝表彰已逝的闽越王亡诸而“封”的号，却由于音讹，被张冠李戴到了其儿子“鄡阳男”头上！）还应指出的，某些拼图板块和构件的缺失，与相关史事载记的大量散佚有关，故存在着如“兄弟七人”何指?等语焉不详（包括笔者的引述在内）的若干遗憾。

小结：庐俗也好，庐君也好，匡俗（匡续、匡裕）也好，都是由“亡诸”而来的音讹与字讹，一步步地以讹传讹，从误读进而愈益陷入由人而神的附会之迷障。如此说来，庐山不以匡俗而名，是可以得出的结论。但匡庐（匡山）之称，却真与匡俗结成了“不解”之缘。

三、关于庐山得名若干解释的探讨

（一）年代的上推

有必要探源一下庐山得名的年代。庐山之名始见于史籍，非大量被人转述的始于司马迁的《史记》，而是始于《竹书纪年》（战国时魏国史官著，记公元前403年——前225年的春秋战国历史）。该史书记载：“（周康王）十六年，锡齐侯伋命。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这个年代为公元前1004年前后，距今三千余年。这里庐山与九江并提，加强了这一史料的可信度。九江在那时还远不是一个行政区划，而只是一片范围很广的水网密集区域（按《禹贡》所言），由是周康王此行的目的地“庐山”便凸显出来。庐山有一个叫做“康王谷”的地名为这一史料记载提供了旁证。有个流行的说法，说战国末年楚国将灭时，楚康王为秦大将王剪所窘，逃入庐山这座最大的山谷中隐匿，故名康王谷。这是以讹传讹。北宋陈舜俞在其《庐山记》中明辨其误，说楚康王死时诸侯多前往吊唁，楚国那时还处于强盛期，谓“去王剪虏负刍灭楚者。凡三百二十六年。其间不容复有康王也。”——这是陈舜俞《庐山记》中加以有力辩驳和指证的。楚康王与王剪灭楚之间相隔三百多年呢!中间也再无其他什么康王了。那么只有一个合理解释：康王谷是因周康王来过而得名。晋末宋初的庐山本地名士张僧鉴在其《浔阳记》中称：“庐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岭有钊城谷。天欲雨，辄闻鼓角笳箫之声。”这个“钊城”之称也源自周康王，周康王名钊，构成有力的互证。一座大山因周天子的“巡狩”留踪载入史册，仅它的一道山谷就留下两处相关地名，这本身足以表明其知名度了。因为从逻辑上讲，其山谷都有了命名，而整座山寂然无称，不知何名而立，是说不过去的。庐山得名可能要上推到周康王的年代，即公元前十——九世纪。

（二）辨析“中田有庐”说和“箕筐说”

周銮书先生在其《庐山史话》提出的这两说，其主要着眼点在山之形，故笔者将之归为“因形得名”说。前者称：“庐，庐舍也，庐山巍然屹立在辽阔的鄱阳湖平原上，恰如“中田有庐”（《诗经·小雅·信南山》）的形状。引文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房子与山相似程度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庐山看起来像是房子坐落在田野上。这里牵涉到的审美心理存在着疑点。庐山得名的周或商，还处于上古“山岳崇拜”意识风行的时期。在上古先民眼里，山以其巨大的形体、无比的重量、以及那种高耸入云的宏伟气势，显示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山又是地面上与天最接近的地方，于是它便自然而然地被当成了天神在人间的居住的地方而具备了神性。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小雅·车辖》），高山大岳于是成为直接膜拜的对象。庐山平地拔起，“竣极于天”，方圆三百平方公里，刘宋著名诗人鲍照说：“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献江湖，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也。”（《登大雷岸与妹书》）鲍照的描写当然有文学渲染的成分，但透露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心理事实：庐山的宏观形象气势雄浑，有很强的冲击力、震撼力。完全可以推想，上古先民在仰视这座大山时唤起惊异敬畏之情，当是很自然的事。“中田有庐”说却是将仰视置换成了鸟瞰，其视觉效果与山岳崇拜相悖，是化大为小，化神奇为平淡，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语境相冲突，而影响了说服力。

再看“箕筐说”，此说认为，庐山山形四周峻拔，中间平凹，这个形状特征颇似箕筐，由筐而匡，故庐山又称匡庐。这里有两处疑点，就一般审美经验而言，但凡以形得名者，其形状的某种特征，总是诉诸直觉，取其“第一眼”的视觉印象。而所谓“四周峻拔，中间平凹”，显然是对这座大山某些区域——牯牛岭两侧谷地及周围地带的观察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从整体看，庐山峰峦林立，分割出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众多谷地沟壑，是很难用“中间平凹”来描述和概括的。这是庐山深度开发后的今天，现代人眼中的庐山局部地形特点。此外，“匡”显然得之于匡俗，以“筐”谐其音解之，不亦牵强乎?

（三）“衍生说”存疑

此说（为周銮书先生提出）认为，庐山的得名与古代的“庐子国”有关联。古“庐子国”地处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原属上古时巢湖之域的巢国。周代商而立国，九周之内的千余个方国、部落均先后归顺过去，而巢国也许因曾与商友睦而未对周表归顺之意，于是引起周王朝特别介意而多次遣师征讨。《安徽大辞典》上载：“周原出土甲骨有‘征巢’记载，一向重农耕而淡于军事的巢国无力抵御势头正盛的周师，只得认输表臣服，周武王姬发现巢国地大人众，基础富强，遂将巢国析分为二，一为巢国，仍旧都于巢城，二为庐国，立都庐邑（原址在今合肥城区），巢国资深，继赐伯爵，称“巢伯国”，庐国赐子爵，称“庐子国”。史载，庐子国到春秋战国时期为楚所灭。据《国语·楚语》记载，楚王曾去过楚邑。有学者认为，庐子国或庐邑后来衍生出一批以“庐”字打头的地名，庐山也列其中。说秦汉时期的庐江县、庐江国、庐江郡以及庐州等，都是因庐子国或庐邑而得名的。后来庐邑的范围逐渐向南扩展，达到庐山一带。因而将其境内的山命名为“庐山”。此说存在着一个与史实不符之处，庐子国衍生出“庐系”地名是秦朝以后的事，而庐山之名见之于史籍上面提到不晚于三千年前，退一步说，即使把庐山算作“庐系”地名之一，却存在着一个难以自圆的现象：在庐子国境内以及后来“向南扩展”势力所及范围，分布着霍山、天柱山、九华山、黄山、琅琊山等高大的山岳，它们都比庐山距庐子国更近。特别是天柱山，就在庐子国腹地，早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此山为南岳。其地位影响由此可以想见。且不说庐子国扩展的触角怎样地越过了古称天堑的巨大屏障——长江，只问一问，何以天柱山等名山大岳全与“庐”不沾边，倒是偏远的位于长江南岸的庐山更具此地缘？这是从逻辑和常识上都讲不通的。

四、结语

庐山得名由来始终勾起人探索的兴趣，有一个微妙的原动力，就是你至少相信，冥冥中它一定与房屋（包括广义上的）存在着微妙关联。古代神话语境的长期笼罩，造成了对庐山得名历史真相认知上的迷雾。在这方面，吴侪先生以其深入研究和孤明首发的开拓性工作，已初步撩开了“神仙之庐”真相的面纱，是极有价值的。但庐山得名的真实由来尚受制于年代久远带来的史料阙如，而仍是一个谜。对此笔者悬揣，从庐字的原始本意出发，联系庐山在特定历史时期周边地带人民的生产、生活，也许能发现某种新的思路，进而推测更接近真相的可能。

作者：封强军

来源：《九江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刘言

校对：杨琪

审订：贺雨婷

责编：欧阳莉艳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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