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南师古文献”公众号，刊于中国台湾《国文天地》第29卷第4期（2013年9月），原为繁体字，今转化成简体字编排，并略作修订。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1930年代出生的学者，现在多已年届耄耋，他们这代人出生成长于战乱纷呈的年代，读大学或研究生时已是新中国，然而追随问学的先生却又多是民国耆哲，其后历经种种政治运动，人生往往都比较坎坷。最近有机缘去采访了这样一位“30后”学者——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李灵年教授，听闻许多我这代“80后”所不知晓的往事。
青少年时期坎坷的求学经历
李灵年教授出生于1930年圣诞节前夜，也就是西方的Christmas Eve，说来巧合的是李先生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父亲华北神学院肄业。先生出生时，父亲正在江苏徐州沛县敬安集任传道士。李先生的童年是在徐州、山东等地区辗转度过的，因为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中，国、共、日本三方胶着于此。徐州沦陷后，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基督教会失去了美国的庇佑，教会的神职人员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也只好带着家人流离失所，所以抗战中李先生先后就读过九所小学。虽然频繁的中辍、复课、转学，耽误了正常的学业，但李先生的成绩一直很优秀，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都是以全校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录取的。
李先生说，他后来就读的徐州培正中学本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创办于1905年，司徒雷登曾任名誉董事长。1949年后学校筹建学生自治会，先生高票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之后连选连任，直至高中毕业。1952年7月，在高考前的六七天，学校忽然通知他留校任教，因此与高考失之交臂。1952到1955年，先生做了三年专职的初中语文教员。
命运的转捩点：进入江苏教师进修学院
1955年，李灵年先生被派往江苏教师进修学院高中语文教师进修班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不少优秀学者都回到家乡的中学任教。1952年由于亟需培养中学师资力量，加之希望能召集这批优秀学者重新回到大学讲堂，兴建了南京教师进修学院，后更名江苏教师进修学院，1958年秋，江苏教师进修学院和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江苏教育学院（简称“江苏教院”）。李先生在江苏教师进修学院有幸亲炙于诸祖耿先生、陈瘦竹先生、葛毅卿先生、钱玄先生、朱彤先生等一批名教授。1956年夏进修班结业，由于学院需要发展吸收一批青年教师，中文系把成绩突出的李先生留下做了诸祖耿教授的助手。学院安排李先生住到了诸老家里，以保证与诸老朝夕相处，便于请益。诸老给李先生订了一份学习计划，每天上午在家里给李先生讲读《诗经》、《楚辞》等，这样持续了七八个月，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授课计划也因此中断。然而，这段时间结下的师生缘，却在李先生之后的人生中延续了三十余年。
负笈北上，问学燕园
1960年9月，李灵年先生被派往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适逢此时北大恢复研究生招生（1957年停止了之前效仿苏联设置的“副博士研究生”的招生，1960年秋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10月经江苏教院同意，李先生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11月发榜，被北京大学正式录取，当年北大全校共招收170多人，中文系21人，其中包括北大中文系55级的8位保送生，当时能从外校考上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可谓凤毛麟角。
1961年2月入学，吴组缃教授是李先生的导师，导师组成员还有季镇淮、吴小如两位先生，吴先生因为年轻，担任导师组的辅导教师。1961年底因游国恩、萧涤非、王季思等教授领衔主持编纂《中国文学史》的需要，李先生被借调出去，专门从事了为期一年的编纂工作，被分配在宋元一段，担任撰写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和四灵诗人的几个章节，外加元代散曲部分。此间特别受到王季思先生的多方指点，受益甚多。
1962年《中国文学史大纲》印行后，为了参加研究生的基础考试，李先生离开了编写组回到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基础考试有三门，即外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专业基础知识，其中外语是难点。那时入学不考外语，但要在入学一年内通过外语考试。李先生选修的英语，由西语系钱学熙教授指导，钱教授指定李先生阅读原版英文经典著作，考试那天，李先生到钱教授家，钱教授从书架上任意抽一本英文原典，选出一节要求两小时翻译6000印刷字符，先生很顺利地通过了外语考核。专业基础考试，是一张综合性的试卷，题目非常多，上下午足足做了八小时才全部完成。聊到这里，李先生忽然很兴奋地说：“当时吴小如先生监考，还请学生吃了午饭，饭后回来接着考。”
基础考试过关后，吴组缃教授给李先生指定了论文研究方向，李先生以《试论蒲松龄的思想》作为最终的论文选题，写成了一篇三万五千多字的论文，分析了蒲松龄作品思想的复杂性及其根源。可就在答辩前夕，政治环境变得日益严峻，论文答辩未能如期举行。1964年11月初李先生学成回到江苏教院工作，1965年夏天才收到北大寄来的研究生毕业证书。
在南师工作的岁月
1969年12月1日，江苏教育学院和南京师范学院相关专业合并，李灵年先生正式调入南京师范学院。江苏教院中文系有三十多人，其中老教师有诸祖耿、钱玄、郑异之、蒙圣瑞等，中青年教师有秦忠、甘竟存、陈美林、赖先德、郁炳隆、吴锦、顾复生等。南京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南京师范大学”，下文或简称“南师”）成立于1952年，其中文系是由民国时期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三所高校中文系的老师组成，以金陵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为主，另外吸收了全国其他高校的许多教师，拥有教师七十余人，云集了大批优秀学者，比如段熙仲先生、唐圭璋先生、孙望先生、徐复先生、葛毅卿先生、吴奔星先生、杨白桦先生、吴调公先生、金启华先生等等。此时合并江苏教院的师资力量后，中文系俨然百余名教职员工的大系，“文革”结束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为了我国东南的文科学术重镇。
1978年以后，李先生一直担任南师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83年中文系经申报批准设立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为了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其时全国共有四家高校招收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分别是北京大学、杭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南师，北大的专业开设于1959年，其他三所院校该专业都是1983年设立），并于当年秋天开始招生。1984年6月，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简称“古籍所”），并承担江苏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秘书处的工作。赵国璋先生任所长，李先生任副所长，此后，又兼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徐复先生为名誉主任），赵国璋先生退休后，李先生继任古籍所所长，并且主持《文教资料》期刊的编纂工作达十二年之久。
《文教资料》创刊于1972年9月，办刊目的是为了介绍、交流文教研究动态，登载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在当时的环境下，被誉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学界的一朵奇葩”。起先取名《文教动态》、《文教动态简报》，后来更名为《文教资料》，采取“人弃我取，人杂我专，人华我朴”的办刊宗旨，定格为“学术资料性刊物”。1986年起改为公开发行，以其独有的特色为学界所瞩目，受到国内外同行学者的青睐。
李先生说：“《文教资料》注意人物研究资料的积累，设有‘人物专辑’栏目，后改为‘百家春秋’，所发多为成组的第一手资料，搜集挖掘鲜为人知的近现代学人的事迹和学术业绩。约略统计，三十年间，共刊出260期。总共涉及的学人近四百位，成为这个刊物最具价值的部分之一。程千帆先生曾对我说：‘有些已经过世的老先生，他们的资料十分珍贵，再过二十年，他们的情况没有人会知道了，现在我的学生不了解我的老师的情况，我们不留下介绍老师贡献的史料，就永远无人所知了’，所以不少老辈学者都非常珍视《文教资料》，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是该刊的热心读者，每期必读，常与编辑部有书信往来。另外，1982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载，作家巴金先生在刚走出‘牛棚’，尚未完全‘解放’的时候，就默默地订了一份《文教动态简报》。他的《十年一简》就是在《简报》上发表的。”
聊及此处，我忽然想起年初的一件小事。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的车行健教授目前正在从事民国经学的研究，他在搜集民国时期中央大学陈延杰教授的经学论著时，苦于资料稀缺，后来经朋友提示得知《文教资料》1986年第6期上有陈延杰专辑，其中有署名史笔的先生撰写的《陈延杰生平述略》，另有《陈延杰著作简表》和陈延杰先生的《晞阳诗钞》，依靠这个线索，车教授2013年1月来南京参访，经朋友多方联络，找到了史笔先生，通过史先生的引荐，见到了陈延杰先生年届花甲的嫡孙，了解到了陈先生许多第一手资料，并且得知陈先生尚有女公子生活在台北。原来，史先生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史尚宽先生的令侄，因与陈家是世交，1986年写了陈先生的介绍文字。此事虽小，亦可管窥《文教资料》的价值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不少人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文教资料》这种纯学术性的刊物无法营利，深陷停刊、改制的危机。1997年，徐复先生、程千帆先生联合十几位教授签名，写了一封公开信，保住了《文教资料》。可好景不长，2002年，《文教资料》编辑部被撤销，并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另一个中学语文教辅期刊《语文之友》沿用《文教资料》的刊名至今。
李先生说，回顾过去，所做过的工作也许只有三件值得谈谈：一是主持编辑《文教资料》，另两件分别是后来与南师古籍所同仁合作编写《清人别集总目》以及明清小说的整理与研究。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先生和南师古籍所的同仁们就打算整理清代文献资料，拟先从碑传文做起，并上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立项，后来发现这个项目太大，必须先从清人诗文集总目入手，于是便开始了《清人别集总目》的编纂，是书2000年7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收录清代诗文作者近两万人，著录诗文别集约四万部，是第一部全面反映现存清代诗文别集著述、馆藏及其作者传记资料的大型工具书。该书突破了一般目录书的体例，多列版本，注明馆藏，冠以小传，并附有诗文作者研究资料索引。在计算机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这项工作既细碎繁琐，又有种种难以预知的困难，李先生和他的团队，都一一克服了。该书出版以后，学界好评如潮，被誉为世纪工程，获得了许多奖项。
李先生自1960年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起，开始从事明清小说的研究，五十余年来笔耕不辍。曾参与筹备、组建“中国《水浒》学会”、“中国《儒林外史》学会”、“中国《红楼梦》学会江苏分会”、“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积极推进大陆明清小说的研究工作。主持整理出版《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锺伯敬批评三国志》（安徽文艺出版社）、《水浒传》（江苏古籍出版社）等多种典籍，至今畅销不衰。作为大陆较早的《聊斋志异》研究者，“文革”甫一结束，李先生就发表有《谈〈聊斋志异〉中妇女形象的一些特点》（《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浅谈〈聊斋志异〉的时代气息》（《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略论〈聊斋志异〉艺术构思的情感色彩》（《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聊斋志异〉艺术构思断想》（《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同时又有《施耐庵杂考》（《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罗贯中“有志图王者”辨》（《三国演义学刊（一）》，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7月）、《宋江征方腊新证》（《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等论文，大都被转载和引用。直至近年，李先生仍不断将自己研读《聊斋志异》的心得写成札记《稀树居丛札》，陆续发表，以飨学界。
采访最后，问及李先生现在有什么愿望，李先生说有三件事让他一直挂怀，一是恩师诸祖耿教授的著作集尚未出版，诸先生早年师事章太炎先生，与钱穆先生是同乡好友，自幼一起长大，做学问的路数和宾四先生也非常相似，一生著作等身，可惜整理出版的著作只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等寥寥几种。李先生拿出一个笔记本给我看，说是诸先生女公子抄录的一份遗著目录，有《论宰我子贡》、《关于孔子之种种》、《金文举要》、《说文部首声类表》、《虚字丛考》、《虚词通考》、《梵音统摄》、《韵学亲问记》、《无锡方言备考》、《顾氏国策编年》、《试论周秦古代的记事记言》、《中国官制沿革略》、《王念孙正传》、《书籍简史》、《古籍徵信录》、《文子篇目考》、《谈艺录注》、《韩柳文衡》、《石遗室论诗别录》、《读古画法》、《读古书法》、《太平天国故事》、《冯桂芬年谱》、《谭嗣同传》、《中华民国国会史纲》、《印度思想梗概》、《古小说杂记述略》、《从新大陆的发现到法兰西革命》、《太炎先生年谱外证》、《太炎先生文注》、《章太炎诗文选注》、《怀念宾四先生》、《与宾四先生书》等等几十种之多，这些手稿现在藏于诸先生子女家中，虽有多家出版社希望出版，但没人整理，至今束之高阁。二是钱玄先生从江苏教院到南师，一直对李先生关爱有加，当今学界只知道钱先生是三礼研究大家，实际钱先生还有些其它著述尚未出版，与诸先生遗著面临同样的命运。三是办刊三十年的《文教资料》，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也没有系统收录，李先生希望有出版社能将其重版，或者重新分类结集，以嘉惠学林，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利用它。
补记
李灵年先生于2024年7月28日遽归道山，不少师友来函慰问，然而遵照先生遗愿，并未举办任何追悼活动。我想起十多年前应林庆彰先生之命，为李先生做的专访，寻温旧稿，以为至今仍有学术史价值，因此再作编校，在“南师古文献”公众号推送，以此表达对我们专业这位前辈的奠祭。
当年访谈中提到的车行健教授领衔整理的《陈延杰先生经学论著三种》（《周易程传参正》、《诗序解》、《经学概论》），2021年4月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李灵年先生系念的诸祖耿先生遗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年为此成立了“诸祖耿文学语言学遗著系列编审委员会”，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陆续出版了《先秦学术与诸子思想》《汉墓苏秦法书说存卷二十七章考释》，另有4种预计今年可以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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