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原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24日，后收入《王水照文集》第九卷《鳞爪文辑》。旨在阅读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我是1960年夏天进入文学研究所的。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组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而宋代部分缺少人手；我因在大学时代参加过另一部文学史宋代部分的编写工作，就很顺利地被分配到久已向往的古代组，并具体落实在唐宋段，比起当年一起来所的其他大学同学，自感满意和幸运。在一次编写组会议上，所长何其芳先生说：文学所作为国家级的专门研究机构，就应承担其他单位所不易完成的科研项目。比如大学里的教师因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些大型的课题或许就难以承担。所以，集体科研总是我们所的主要研究工作方式；当然这并不排斥或忽视个人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有长期学术积累的年长学者更应关注；但总的说来，集体科研应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之所以要成立文学研究所的主要目的。他这番话是为了鼓励同仁们集中主要精力编好《中国文学史》而说的，但也可以看做当时办所的一个原则。对这个原则，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现在已不大为人们所认同，在实际执行上也确实存在许多具体困难和问题，但在当年，我却是深信不疑的，对集体工作就不敢丝毫懈怠。
我在文学所生活十八年，但真正进行科研工作的时间不足五六年，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共同悲剧。因而只参加过两项集体科研：《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和《唐诗选》的编注。仅就集体科研这种方式本身而言，《唐诗选》编注似提供了更有价值的经验，但也历经意外的时代曲折，留下更深刻的教训。
1962年初《中国文学史》完稿后，就立即展开《唐诗选》的编注工作，参加者为余冠英、钱锺书、陈友琴、乔象钟四位先生和我，仍由余先生担任负责人（他是古代组组长，也是《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负责人）。比之《中国文学史》来，余先生抓得更具体、更深入。
首先是定选目。先由选注者在《全唐诗》中画圈，以圈数多者为初选；然后斟酌去取，调整损益，最终确定了六百多首的全书规模；再予剪贴，为避免文字误植，不惜用掉了一部扬州书局初刻本。初稿本的选目颇有“个性”，余先生当时讲得最多的是要选出唐诗的“方方面面”，不求平衡，不讲“照顾”，如杜甫入选最多，竟超出全书的1／10，且有不少连专门的杜诗选本也不收的诗篇。钱先生强调的是选“好诗”，而他的“好诗”标准也就是他常说的“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却是需要深入体悟、不易简单说清的。但部分体现在他执笔评注的小家作品上，约有六十多首。这些小家作品均颇冷僻，但各有艺术上的长处或特点，构成初稿本选目上的一个醒目的特点。还值得提到的是，我们大胆地突破由“政治标准第一”带来的思想禁锢，入选了一些“违碍”之作，如韦庄的《秦妇吟》。这首反对黄巢军的罕见长诗，毕竟在我国诗歌叙事艺术上有其突出的贡献，几经斟酌，决定收录。选目上的这些情况，是与1961年至1962年间的政治文化形势密切相关的。那时是学术文化界的一段相对的宽松的空间，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短暂的春天”，双百方针的重新提起，从右派摘帽的蔚成浪潮到广州会议上为广大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笼罩在学术界上的阴霾为之一扫，显出活力和生气。这也是余、钱先生等敢于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因。我后来从传闻得知，何其芳先生其实对这个选目似有保留，但第一，这纯属他个人艺术爱好上的差异，并不是着眼于诗歌必须反映社会民生等所谓“政治标准”；第二，他又完全尊重余、钱先生的意见，绝不作“行政干涉”。这也是很难得的。除了何其芳先生颇为民主的领导作风外，当也与大环境的适度认可有关。我们知道，同属文学所编校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本——《宋诗选注》，1956年钱先生为其拟定的第一份选目，是未被接受的。
其次是分工、初稿撰写和讨论。选目中较为冷僻的小家，占一定的比例（十分之一），前人大都不很关注，注释难度较大，我们就推给钱先生承担。而有前人笺注成果的大家，如李白、杜甫，则由较年轻者负责，但从数量上来说则颇多；陈友琴先生是白居易研究专家，白氏等相关诗家，自然由他执笔；馀下的则由余冠英先生总揽。这一分工尚能发挥各人所长，较为合理。初稿做成后，用流水作业方式，互相传阅，认真提出意见，常常在初稿上彼此批注、商榷，心态自然，气氛和谐。我至今只保留我起草的《秦妇吟》注释初稿，上面有不少陈友琴先生的长篇批语，也有余冠英先生的多处夹注（其中还有与琴老意见不同的），今有时摩挲，心头总充满长辈奖掖提携后辈的温馨。还应说及的，是差不多两周一次的“例会”，亦即“疑难杂症会诊会”。会议在王伯祥先生寓所举行。先由我从传阅初稿中整理出疑问发给诸位先生，订期讨论。因事前有一定准备，讨论相当深入。余、钱、陈三位和王伯祥先生都有旧诗创作的经验，他们对诗意、诗境、诗风的评赏剖析，都能切中肯綮。钱先生尤其论辩滔滔，犀利明快，大部分时间常在听他说讲；余先生慎于言辞，却一语破的，点到即止；王伯祥先生对职官、地理这两方面的博识与熟稔，则令人惊愕。陈友琴先生在资料考订方面的严谨，乔象钟先生的不少独具心得的见解，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多次讨论会，无拘无束，轻松活泼，笑语不绝，而对我来说，不啻是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真正启蒙，绝非一般课堂教学所能获得的。平生初闻，刻骨铭心，至今回想起来，犹觉兴味盎然。
此稿于1966年最后完成。我觉得它比之已出的唐诗选本似更有“个性”和特色，学术质量也是较高的，既为一般读者提供了普及性的唐诗读本，对专业研究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初稿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即遇“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无情地扑灭了出版的希望。但余先生始终惦念这部书稿。还在明港干校时，他曾与我谈起，能否借“斗批改”将要返京之机，作适当修订后出书，嘱我做好思想准备。但政治风云瞬息万变，未能找到机会。到了1975年，我们已终于从干校迁回北京，在评法批儒、大搞“三结合”的大背景中，文学所与北京市维尼纶厂工人同志合作修订此书，这在当时不失为争取出版的一种“策略”。我和钱先生这段时间都未参加，另邀请吴庚舜、董乃斌、范之麟诸兄加入。
直到1977年秋，“四人帮”已经垮台，此书遂正式进入最后出版阶段。余先生命我撰写《前言》外，又要我对照原稿校读了两遍清样（主要是校文字）。这才发现，钱锺书先生执笔的小家作品部分，删削十分严重。从开卷到杜甫，316页过去了（全书784页），钱先生的笔迹只出现在王绩、王勃两处，而且所选王绩诗二首及王勃《山中》诗的注释，也已非钱先生所写（1966年初稿本，所选某一作家，其小传及作品注释，统归一人所作，无一例外）。现在想来，入选的小家，原均着眼于艺术上的独创性，又非常见，虽然有其特色，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修订”，被砍被删，不算意外（我注释的《秦妇吟》则在1966年交出版社前，早已“自觉”抽出，因而我现能保留底稿）。而伪诗坎曼尔《诉豺狼》、准伪诗黄巢《题菊花》、《菊花》等却在修订中羼入，留下了选目上的缺憾。
近阅《钱锺书与〈唐诗选〉》一文（载《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作者努力从《唐诗选》中“辨认钱锺书思想和钱锺书风格”，认定为钱先生所写的有“王绩、王勃、杜审言”等24家，“咬不准”的有刘长卿至张蠙等6家，共30家，其实大都与事实不符（杜审言为余先生所写，刘长卿、张蠙乃是本人拙笔）。我还看到其他一些涉及钱先生与《唐诗选》关系的论著，亦多有出入，因在此顺便说明。
清样校正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后，责任编辑林东海兄又提了一批审读意见。为尽快处理这些“浮签”，我邀请他当面共同商酌修改。最后一次即在余冠英先生家。从中午忙到傍晚，余先生殷殷留我们二人吃饭，还特意开了一瓶红葡萄酒。在举杯开饮时，老先生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他对这部仅50万字的书稿，竟穷数人之力，历十四五春秋，今始蒇事毕功，在欣慰之馀又不免怃然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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