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回到泗洪老家，天已经黑透了。
推开院门的那一刻，扑面而来的寒气让我打了个哆嗦。这个冬天，老家特别冷，院子里零星的积雪还没化尽。
“咯吱、咯吱”，踩在雪地上的声音格外清脆。老家的青砖房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只是门窗已经斑驳，墙角爬满了青苔。
二伯家的灯还亮着，透过那盏昏黄的40瓦灯泡，我依稀能看到他佝偻的身影。自从大伯去世，二伯就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手里端着那个青花瓷茶壶，一坐就是一整天。
村里人都说二伯是被”鬼迷了心窍”，大冷天的在院子里坐着，不知道是在等啥。只有我知道，他是在等一个永远也等不到的人。
其实在一个月前，这一切都还来得及。那时候大伯还活着，还念叨着要喝一口老家的井水。
要是二伯当时不说那句”等明天吧”，或许结局会不一样。
那天是腊月初八，南京下着小雪。我正在医院照顾大伯，护士小张急匆匆地跑进来说：“陈小红，你爸血氧又低了！”
我赶紧放下手中的保温饭盒，冲到病床前。大伯躺在那里，面色蜡黄，呼吸急促，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微微睁开眼睛，用气若游丝的声音说：“小红啊，我想喝家乡的井水。”
那口井在我们老家的院子里，是二十多年前大伯、二伯和已故的小叔三兄弟一起打的。那时候我还小，常常看到三个叔伯穿着老式背心，汗流浃背地挖井。他们说要给全家人打一口”长命水”。
记得打井那天，三兄弟高兴得像过年似的，用母亲留下的那个青花瓷茶壶，一人一口地喝着刚打出来的井水。大伯说：“咱家这井水甜啊，比城里自来水强多了！”
谁能想到，这一口甜水，竟成了兄弟反目的导火索。
那年砖窑厂生意不好做了，大伯想去南京开餐馆。他把砖窑厂的设备都卖了，可钱还是不够。二伯手里有12亩地，说好了卖了地帮大伯筹钱，可后来又变卦了。
从那以后，两兄弟就再没说过话。大伯在南京把餐馆经营得红红火火，二伯在老家种着那12亩地，日子也过得去。可是兄弟情，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小红，给你二伯打个电话吧，就说我想喝口井水。”大伯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掏出手机，犹豫了一下，还是拨通了二伯的号码。电话那头传来收割机的轰鸣声，二伯的声音有些含糊：“喂，小红啊，啥事？”
“二伯，大伯想喝咱家井水，你能带点来南京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二伯咳嗽了两声说：“这不还在收割冬麦嘛，等明天吧，明天我就去。”
我刚想说大伯等不了了，电话那头就传来”嘟嘟”的忙音。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病房里的呼吸机发出规律的”滴滴”声。我看着大伯消瘦的脸庞，心里一阵酸楚。
他曾经也是个风风火火的男人啊，在砖窑厂的时候，整个村子都要给他三分面子。每年春节，他都会给全村的孩子发红包，人送外号”周老板”。
谁能想到，这个曾经的”周老板”，现在只想喝一口家乡的井水。
“小红，你二伯说啥时候来？”大伯又问，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口。
“二伯说明天就来。”我握着大伯的手，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好，好，我等着。”大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知道你二伯会来的，他从小就老实，说话算话。”
那天晚上，大伯格外安静，护士打完镇定剂后，他就一直睡着。我坐在病床边，看着墙上那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三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围着井台，笑得那么开心。
那时候，他们还是最要好的兄弟啊。
凌晨三点，大伯突然醒了，他挣扎着要坐起来：“二弟来了吗？”
我赶紧扶着他：“二伯明天才来，您再睡会儿。”
大伯摇摇头：“不，我得等等他，我有话要跟他说。”
我心里一紧，连忙按下护士铃。可是大伯似乎已经看不见我了，他的目光穿过病房的墙壁，仿佛看到了很远的地方。
“二弟，对不起，那些钱我都留着呢，一分都没动…”大伯的声音越来越小。
清晨五点二十分，大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走得很安详，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好像梦见了什么开心的事。
上午九点，二伯背着那个青花瓷茶壶来到医院。看到大伯的遗体，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大哥，我来晚了，我来晚了啊…”
那个装满井水的茶壶，重重地摔在地上，碎成了几瓦片。
在整理大伯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存折。存折里有37万元，上面写着：“留给二弟长贵，我欠他一个公道。”
原来，当年卖砖窑厂的钱，大伯一直留着。他不是不还，而是在等一个当面道歉的机会。
二伯看到存折的那一刻，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来后，他把这37万全捐给了村里小学，说是完成大哥的心愿。
从那以后，二伯就有了个怪癖。每天天不亮就搬个小板凳，坐在井边，手里端着那个补好的青花瓷茶壶。
邻居老刘问他：“老周啊，你这是等啥呢？”
二伯憨厚一笑：“等我大哥回来喝水。”
如今的老家，那口井还在汩汩冒着清水，井台上还留着三兄弟年轻时刻下的名字。寒风中，二伯的身影越发佝偻。
人这一辈子啊，到底是钱重要，还是亲情重要？
等明天？可有些人，等不到明天了。
作品声明：内容存在故事情节、虚构演绎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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