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的关于胡适的汉奸言论，总体来看都属于断章取义。
我说的断章取义指的是曲解了胡适的出发点（胡适认为自己是爱国的），但是他的爱国方略别人接受不了。

比如他的一生挚友傅斯年，1933年在日本报纸上看了胡适的言论（也就是被鲁迅痛骂的那一篇），极为生气，要退出两人一起参加的组织，但是傅斯年看了胡适的全文后“气平多了”。
这个“气平多了”四个字就很传神，傅斯年“气平”的原因是看了全文明白了胡适的本心本意不是卖国，但是“多了”两字表明傅斯年仍然有气，这气的就是他认为胡适的观点是错的。
胡适是文人，既缺乏社会实践，也没有操持过政务相关的工作，他的看法是随着日本侵华逐渐加速而不断改变的。
对于抗战的态度，胡适前后的思想变化起码有七八次之多，思想变动剧烈的时候（七七事变前后）甚至在一个月内发生改变。
总来讲在1935年之前，胡适的看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我不信失地绝对不能收复，但我深信此时单靠中国的兵力不能收复失地。”
1935年胡适听闻日军在天津的暴行，在日记里写下“这种国家是不能存在天地间的！”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几个月，胡适对日本的痛恨上升到了对帝国主义内存矛盾的深刻洞察，在给友人的信中胡适写下了这样的论断——“我渐渐觉得厌恶、轻视那个民族了。日本人的成功已超过了那个民族的本领的限度”。“我看终有大坍塌的一日”。
自始至终，这是一个文人的个人看法，对当时的局势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