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的《风波》：挥之不去的辫子恐惧与专制阴影|张勋|风波

《风波》

《风波》是鲁迅的一篇短篇小说，发表于1920年9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小说以1917年张勋复辟为背景，描绘了这起政治丑剧在江南水乡引起的一场戏剧性的风波。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航船人七斤带着“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焦虑不安地回到了家。在七斤与妻子正在为没有辫子发愁之际，曾经被酒醉的七斤辱骂过的赵七爷同样带来复辟的消息，并宣称“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从而对在辛亥革命时就被人剪去辫子的七斤判了“死刑”。在众人的围观下，七斤嫂上演了一场“泼妇骂夫”的戏码，看客们才满意离去。十多日后，复辟结束，七斤一家又恢复到原本平静的生活中。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辫子而引发的风波，小说中辫子已经政治化，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辫子在国人心头处于悖论当中，“皇帝坐了龙庭”就得有辫子，革命来了就得剪辫子，清朝时要你有辫子，“长毛”则又“留辫不留头”，时有杀身之祸。为了投机与保命，辫子上面的“花活儿”层出不穷，比如辫子盘在头上，需要时就放下来，不需要时就盘起来，最为稳妥。如果刚剪了辫子又被要求有辫子，则最好备一条买来的假辫子。活着不敢剪，死了以后入殓，也要把辫子盘在头顶，以示“抗议”，即所谓“生降死不降”。

其实，鲁迅关于“辫子”相关的作品有好几个，还有《头发的故事》，总的来说，都是阐述的一个主题和一个思路，那就是利用辫子来阐述当年的大革命。《风波》看似讲述的是一个江南水乡对大革命的反应，小老百姓的故事，和关于辫子的闹剧，但实际上鲁迅借助辫子来说当年的大革命是失败的，是不彻底的。所谓辫子闹剧背后是统治的效果，对辫子的恐惧其实是对专制统治的恐惧，挥之不去的辫子恐惧背后就是专制的阴影。

挥之不去的辫子恐惧与专制阴影

鲁迅先生在他的《自选集·序》中写道：“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当年大革命并没有改变什么，只是换了一个旗帜而已，但本质呢？统治依然没变，风云变幻后，一切照旧。沿用旧的规矩，旧的制度，旧的法则。权力依然高度垄断，过去是垄断于君主，革命后是垄断于军阀，谁手里有兵有钱有枪，谁就有权力。权力不受任何的监督、制约、约束，权大于法。

依靠一套自上而下官吏体系来统治社会，官吏由上级任命而不是老百姓选举，自上而下层层任命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的传承和使用。上面是高高在上的王，下面是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匍匐于权力之下，接受权力的领导、训诫和统治。依旧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统治社会的还是刀与火，而不是什么法治、法律，即便是法律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确保统治千秋万代、江山代代相传而已。所以说，我们普通人总是在某种循环往复的威胁和破坏性力量之下苦苦求生，“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被杀掠既是他们的命运，也是他们的历史，他们从来没有争得“人”的资格。由此，鲁迅发现封建历史的底细本质上就是一部刀与火的“嗜杀成性的历史”，是对平民百姓的驯化与奴役，是剥夺其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并使之安于奴隶本分的暴力本身。

肉身，是人们唯一可以应对和承载暴力性历史的中介，因此小说中乡民们对出生斤数的“斤斤计较” ，毋宁说他们是在衡量保障自己生命的砝码，因为“只有靠膀大腰圆的肉身才能抵抗命运的偶然，争取到微末的生存空间”。专制社会的历史、政治变革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应当歌功颂德以“舒愤懑”的事，相反这些外部力量所作用到他们身上的往往只有无止境的杀戮与逃亡，只会带来无限循环的生存威胁，使他们永远困于等待和应对“来了”的恐惧和苦难之中。

于是，在几千年来的生存历练中，他们学会了把自我放逐于历史之外，谣言、故事、戏曲表演等既是他们认知和理解历史的方式，也是他们将其消溶软化为一种日常经验和保持间离参与的途径。然而这样的自我疗救无异于饮鸩止渴，当他们身受的血腥与痛苦连同历史本身一并被遗忘，从表面上看“历史”似乎已“解除”危险，变得“安全”起来，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令人们可以驯顺地承受一切残暴性历史的心灵欺骗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