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月7日，北京天寒地冻，国学大师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扇坠上系着一枚大勋章，足蹬破官靴，衣衫不整，首如飞蓬，就这么大摇大摆走进了袁世凯的总统府。
他要见总统，袁世凯避而不见，章太炎等得不耐烦了，暴跳如雷，口口声声大骂袁贼，掀翻桌椅，打碎玻璃，把招待室的名贵器物砸得稀巴烂。据当时的《申报》记载，承宣官挡驾，章太炎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这件事要是搁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章太炎的下场只有一个字。秦始皇焚书坑儒，坑了四百六十多人，清朝康乾盛世一百三十多年间，文字狱一百多起，株连数百人，轻则充军，重则凌迟，一个跑到皇帝眼皮底下砸东西骂大街的人，能活着走出去才算怪事。
但袁世凯没有杀他，甚至没有打他、没有饿他，他只是把章太炎软禁在了北京龙泉寺。软禁归软禁，待遇却让人瞠目，袁世凯每月给章太炎五百大洋生活费，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供他使唤。要知道，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不过四元左右，大学里最风光的教授也就四百元，章太炎一个人花的钱，顶得上十几个大学教授。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袁世凯还亲自手书了八条保护准则，其中两条尤其耐人寻味：“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摔东西？让他摔，摔完再买。骂人？让他骂，听着就是。
一个被骂作“独夫民贼”“窃国大盗”的人，对一个跑到自己家里砸东西骂大街的学者，给出了这样的待遇，你可以说这是政治算计，章太炎声望太高，杀不得，但算计到“毁后再购，骂则听之”这个份上，光靠算计解释不了，这里面有一种东西，叫肚量。
肚量和软弱是两回事，袁世凯手里有枪，有兵，有整个国家机器，他要弄死章太炎，不比捏死一只蚂蚁难多少，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一种成本更高、也更体面的方式，把对手养起来，让他骂，让他砸，然后在旁边看着。这不是懦弱，这是一种从容，一种“我知道你翻不了天”的自信。
当然，袁世凯的肚量是有限度的，八条准则里还有一条：不许有谈时局的文字。骂人可以，写不行，摔东西可以，煽动不行，这是一个政客的底线，你可以发泄情绪，但不能动摇统治，肚量不是无原则的纵容，而是在不威胁根本的前提下，给对手留足体面。
章太炎被软禁期间，袁世凯逼他写“劝进书”，章太炎提笔写道：“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袁世凯看后气得鼻孔冒烟，骂了一句“彼一疯子”，但也仅此而已。骂完了，五百大洋照给，厨子听差照配。
这件事最让人感慨的地方在于：一个被历史定了性的人，在对待一个骂他、砸他东西的人时，展现出的肚量，超过了历史上很多被称作“明君”的人，而那些天天把“尊重知识分子”挂在嘴边的时代，往往连一句刺耳的话都容不下。
章太炎后来在吃汤圆时说：“汤圆又叫元宵，元宵——袁消啊。”不久袁世凯果然死了。章太炎重获自由，这段囚禁生涯反而成了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一个政客和一个学者，一个囚禁者和一个被囚禁者，就这么在历史里留下了一个荒诞又耐人寻味的注脚。
肚量这东西，装不出来，有权的时候对骂你的人什么样，没权的时候对骂你的人又什么样，一比就知道。袁世凯的肚量当然不值得歌颂，他终究是个想当皇帝的人。但那一句“毁物骂人，听其自便”，依然让很多身居高位的人脸上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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