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记得那个冬天，天寒地冻，风刮在人脸上像刀子一样。
父亲披着一件旧军大衣，坐在堂屋的木凳上，手里攥着一叠皱巴巴的票子。他的脸上满是挣扎和犹豫，嘴唇抿得发白。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露出这样复杂的表情。
“哥，帮帮忙吧！要不我家丫头这辈子可就完了啊！”堂婶站在一旁，双手搓得通红，眼眶湿润。她身旁的堂姐阿玲低着头，紧紧攥着自己的书包带，一声不吭。
那年我才八岁，坐在炕沿上啃着一个冷馒头，懵懵懂懂地看着这一幕，完全不知道这些大人们嘴里说的话，会在以后掀起怎样的波澜。
堂姐阿玲，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女孩。在那个年代，中专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在村里扬眉吐气。
可是，阿玲家实在拿不出学费了。
堂婶说，家里刚刚还完了盖房的债，卖鸡卖猪都凑不齐这五百块钱。
她哭着恳求父亲借钱，说只要能让阿玲去读书，她们一家人以后一定会报答。
我看见父亲沉默了很久。他的手伸进怀里，又缩回去，反复几次，最后终于把那叠钱递过去。他的声音低沉又坚定：“拿去吧，孩子的学业不能耽误。”
那五百块，是父亲几个月的工钱，原本是给我攒着交学费的。但父亲没有犹豫太久，终究还是选择了帮堂姐渡过难关。
从那天起，我家的命运，和堂姐阿玲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阿玲从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县里的供销社上班。那时候，她穿着一身蓝色的制服，骑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每次回村都成了人群的焦点。村里人都羡慕堂婶，说她熬出了头，说阿玲这么有出息，以后一定能光耀门楣。
可是，在我家，这件事却成了一个隐隐的结。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因为家里实在没钱，我差点辍学。母亲抱着父亲哭：“当初要是没借那五百块，咱家也不至于这么难。现在好了，阿玲有工作了，咱们自己的娃却连书都快读不起了！”
父亲抽着旱烟，一声不吭。他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过些许的不平衡。
那年，阿玲结婚了。她的丈夫是县里的公务员，婚礼办得风风光光，村里人都去了。我妈回家后冷着脸，狠狠地剁着菜：“咱家的一腔心血，全让别人享福去了！”
可我父亲却说：“人家阿玲上学的时候，咱帮了；现在人家有出息了，是人家的本事，咱不能眼红。”
我一直记得父亲那句话，也记得他眼里的释然。只是，那时的我完全想不到，阿玲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用自己的方式偿还这份恩情。
我真正感受到阿玲的“报恩”，是在我高考那年。
那时我正忙着复习，家里却接连遭遇变故。母亲生了一场大病，住院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父亲上山砍柴时摔断了腿，干不了活了。高考的报名费，是我抱着侥幸心理厚着脸皮去邻居家借的。
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阿玲带着丈夫回来了。她一进门，看到我瘦得脱了形，又看了看躺在炕上的父母，眼圈立刻红了。
“弟，别怕，有姐在呢！”她从包里掏出一叠钱，放在我手里，“这是两千块，拿去交学费。大学要是考上了，姐再给你想办法！”
我愣住了，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接那笔钱。父亲在炕上抽着烟，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阿玲，这么多年，咱家欠你的……”
阿玲打断了父亲的话：“叔，您别这么说。当年要不是您，哪有今天的我？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当年的决定有多么深远。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阿玲每个月都会往我卡里打生活费。她的丈夫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逢年过节还会带着他们的儿子来看我们一家。
村里人都说阿玲是个有良心的孩子，可只有我知道，她的良心，是当年父亲的那五百块换来的。
再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成了家。阿玲的儿子也长大了，考上了省城的重点中学。她带着孩子来看我们时，笑着和我母亲说：“婶，我家那臭小子，以后还得跟弟弟多学学呢！”
母亲抹着眼泪说：“咱们家这辈子能有你，真是祖上积德了。”
阿玲摆摆手：“婶，别这么说。您和叔是我的恩人，这些年我做的，远远还不够。”
可我觉得，她早已还了太多。
去年冬天，父亲去世了。阿玲哭得比我还伤心。她跪在灵堂前，磕了三个头，哽咽着说：“叔，您放心，我一定会一直照顾弟弟一家人，您走得安心吧！”
那一刻，我的眼泪决堤了。父亲用他的善良和无私，换来了我们三代人的福报。
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天，记得堂屋里父亲递出那五百块钱时的表情。那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格局与大爱，也是一个家庭的命运转折点。
有时候，一个微小的善举，真的可以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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